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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民国知名作家杜衡，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蓝衫》。这篇小说很快就被人指出，太多地方跟鲁迅的《孔乙己》雷同，绝非巧合。
这个杜衡，也即是苏汶，也即是那个转过年来，就因为自称“第三种人”，在民国文化界掀起一场激烈论战的人。
当时鲁迅先生所说的，“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那就是说他。
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人根本不存在，那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不胖不瘦的人也不存在，“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鲁迅先生这意思就是，“第三种人”只怕外星也没有，你顶多是没跟胖子瘦子站一起，自说自话罢了。
这话很有道理，但也颇值得商榷，这世上没有绝对，却有相对，张恨水那样的“鸳鸯蝴蝶”、“文学自由”还是有的，这应该能算“第三种”。怪只能怪杜衡的话不合时宜，他又不大一致，正中了鲁迅所说的苦闷下的逃避、躲避。
以《蓝衫》为例，它的主题跟《孔乙己》一样，也是批判封建文化教育，揭露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只是比《孔乙己》晚了十几年，已非“当下问题”而已。
你的擦边球打得再好，倾向也是有的，你到底还在关心社会问题。
当然，杜衡比另一个“第三种人”代表胡秋原要好得多，胡秋原到底被鲁迅料中，当上“立法委员”，“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成了那种“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的“第三种人”。
这样的“为艺术而艺术”，当然是个幌子。
但是这不重要，讨论这个复杂的公案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说的是《蓝衫》到底算不算抄袭，或者某种“模仿”。这样的事在今天实在太多了，动不动就有人打官司。
《蓝衫》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清末民初，有一位秀才，人家都叫他茂祥叔。
茂祥叔跟孔乙己一样，也是那种已经颇为潦倒，却“酷爱”长衫，瞧不起短衣帮的读书人，他看到读书的孩子穿短打在大街上走，都受不了，总要拦下呵斥。
斯文扫地啊。
但是小孩子并不买他的账，总要讥笑他。
整天就这么一件，你是不是没替换衣裳啊？
这怎么能是没替换衣裳的事呢？人家祥茂叔的长衫，据说有三件之多。
祥茂叔也跟孔乙己一样，不但死要面子，还喜欢卖弄学问，动不动之乎者也。
这弄得小孩子们经常来跟他捣蛋：“哪儿来的知了叫？吱吱，吱吱！”
对了，他还吃一种豆豆，叫罗汉豆。
《蓝衫》也是以“我”，也就是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展开的，它的点睛之处在：
后来，我到了省城上学，祥茂叔的儿子也离开了故乡，我看出了祥茂叔的“不舍”，但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生活变动造成的失落。
新学堂，意味着科举制度的终结，祥茂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历史的车轮是挡不住的，听说祥茂叔的儿子在学做生意，也穿起短打，成了下里巴，可是当我回乡的时候，却见茂祥叔依旧在大街上，让缝穷妇补他的长衫。
同样是以儿童的视角展开，主角同样是清高、穷酸、迂腐的读书人，同样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笑料。
长衫同样是小说中心象征，第一道具，主题同样是批判封建文化和科举制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它还有罗汉豆！
真正细究起来，它跟孔乙己细节、大节、创意的雷同，其实远不止这几处，那几乎像乌龟穿上了马甲，难怪人们怎么的也认得它。那么这到底算不算抄袭或“模仿”呢？
这恐怕得问问聂绀弩先生才行。
这篇小说大概影响不大，就是有人指责，也影响不大，因为除了聂绀弩先生的一篇《文坛洗冤录》，我再也没找见其他涉及这个话题的文章。不过这已经足够，太足够了。
我们且来看看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吧。文章不长，直接录下，免得丢了味道，让你失去一次拍案叫绝，大笑一声的机会。
“《文学》四月号有人说杜衡的《蓝衫》是鲁迅的《孔乙己》的模仿（聂先生真温和，难道民国流行这种说法？）。我说不是。试举例以明之……
- 题目：鲁迅的是《孔乙己》，杜衡的是《蓝衫》。
- 主人公：前者也是孔乙己，而后者则是祥茂叔。
- 主人公的嗜好：孔乙己，喝酒；祥茂叔，上茶馆。
- 主人公的食品：孔乙己，茴香豆；祥茂叔，罗汉豆。
- 主人公的词藻：孔乙己是‘多乎哉不多也’，以及者乎之类；而祥茂叔则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 主人公的衣着：孔乙己虽然也穿长衫，可没有注明颜色，也不知多少件；祥茂叔则明明白白：‘青布大褂’，并且有三件之多。
- 主人公的出身：孔乙己‘终于没有进学’；祥茂叔则在‘前清也是有过功名的，戴金顶子的秀才’。
- 其他。（这是懒得说了吗？）
总之，《蓝衫》与《孔乙己》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所以，《蓝衫》没有模仿《孔乙己》。”
谁都可以反封建，批判科举制度是吧？长衫、之乎者也之类的确是某种旧文人的标配是吧？豆豆什么的，谁都可以用是吧？
杜衡抄袭，哦，不，“模仿”鲁迅了吗？没有啊。
他除了这些不同，其他什么都同，哦，不，他有这么多不同，处处不同，绝对没有“模仿”，我真是太同意聂绀弩先生的意见了。
（聂先生，你咋这么坏呢？）
而且我还要再加上一条。
它因为麻木与愚昧、“哄笑和奚落”不够，缺少了鲁镇酒馆那种“咀嚼着弱者骨髓”的大环境映衬，缺少了孔乙己所经历的那种残酷，所具有的那种善良与凄惨的强烈对比，远远没有鲁迅深刻、典型，就更加不同。
隔了十几年，早有参照，还只是浮光掠影，这怎么能叫“模仿”？写书人的事，能叫“模仿”吗？
捣蛋完毕，咱们再来点正的。
其实，文学的主题、时代的主题，往往也不过就那几样而已，大家万变不离其宗。
民国的乡土作家们，更大都深受鲁迅影响，几乎都是踩着他的脚印前进的，甚至思想也差不多，有某种雷同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同样的主题，同样的类型，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各人有各人的认识，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各人有各人的故事，各人有各人的细节，各人有各人的挖掘，各人有各人的表现方法，雷同却不是这种雷同。
杜衡最大的问题，恰在他非要用长衫之类来表现，“不同”太多，痕迹太重。你看人家吴敬梓N年前写《范进中举》，不用什么长衫、儿童、之乎者也，以及什么豆豆，也照样入木三分，后来的鲁迅不用让孔乙己疯掉，掉进池塘，再挨那杀猪老丈人一巴掌，也照样能把主题延伸、深化。
真不知道出版翻译了那么多作品，还跟戴望舒、施蛰存等办过许多文艺刊物的杜衡，为什么非写这样一篇不痛不痒的东西，非这样写。向鲁迅先生致敬？还是没东西写了，等米下锅？你穿越过来，“模仿”下琼瑶阿姨试试？
好了，你还在说某某某“模仿”吗？还在为“模仿”头疼心烦吗？以后就这么干吧。我打不死你还玩不死你？料想聂绀弩先生这篇文章若生在现在，针对某某名人，一定会传遍全网，欢乐世界，比告上法庭还带劲。
这老先生的脑洞大概跟拖着地球流浪的人差不多。
文 | 九鸦
图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