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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仕勇
崇祯十七年 (1644年)，明崇祯皇帝殉国。
同年五月，崇祯皇帝的堂兄、福恭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弘光”，是为弘光皇帝。
弘光小朝廷的存活时间仅只八个月，次年弘光皇帝被清军俘获，不久处死。
弘光朝首辅马士英退至杭州，竭力拥立潞王朱常淓继续抗清。
哪料潞王朱常淓是坨扶不上墙的烂泥，清军甫到，他就奉表请降。
马士英只得渡钱塘江东去。
逃亡路上，马士英咬紧牙关，发誓大明王朝不能就此算完，立一帝不成，再立一帝！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放弃复国之念！
其实，就在马士英紧锣密鼓地拥立潞王朱常淓的时候，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的明官吏缙绅及各路抗清义军已经扶持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
朱以海，朱元璋十世孙，鲁王朱寿镛的第五子，为人很有几分骨气和才干。他的鲁王政权建立后，就迅速控制地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及原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等部，又据有钱塘江天险，隐有几分王霸气象。
马士英欣然前往投奔。
但是，由于马士英曾和已故大英雄史可法互相倾轨，名声很臭，遭到了鲁监国幕下群僚的唾弃和责难，喊打喊杀之声不绝于朝堂。
原九江金事王思任致书历数其罪，说他骄奢淫逸，威福自操，不讲战守大事，只知贪污腐败，以酒色招揽小人，以门墙划分帮派，使得国家人心涣散，士气不扬，最终导致政府流亡，社稷成墟。
鲁藩旧臣张岱更是直接上疏，“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
张岱这么迫切要致马士英于死地，除了王思任所说的光明正大的原因外，更与马士英结怨于复社的恩怨情仇有关。
复社是由全国各地文社于崇祯初年合并的一个党社联盟，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张溥、张采、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等。
盟主张溥联络四方文社，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其固然有切磋学问，砥砺品行的目的，但主要精力仍然是在“门户之争”上。复社人士自称“吾以嗣东林”。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弟子。复社继承东林传统，论文兼评时政，并与阉党攻讦相争。
为了压倒阉党，张溥、吴昌时等人采取众筹的方式集资，其中冯铨、侯恂、阮大铖等持万金入股，合力把周延儒重推上首辅之位。
周延儒上任伊始，张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曾杀气腾腾地开出了两本册子交给周延儒，上面所写要用的、要杀的人的名单清清楚楚。
时人有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
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不过，“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复社两大领袖张溥和吴昌时先后暴死，血祸没有酿成。
张溥的死讯传到周延儒耳内，周延儒抚掌称好，说：“天如（张溥字）死，吾方好作官。”
周廷儒重任首辅后，对于资助自己入阁的最大股东阮大铖心存感激，有心报答，但碍于阮大铖是阉党著名死硬分子、与东林党人仇怨太深，不敢顶风而上，乃想了个折中方案，让阮大铖推荐他的一个好友出来，自己亲自提拔。
阮大铖于是推举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马士英。
在周延儒的鼎力相助下，马士英很快做到了凤阳总督的位子。也在这个位子上，他联合四镇拥立了弘光皇帝，因此成了南京朝廷的首辅。
马士英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自己风光了，当然要援引老朋友阮大铖。这么一来，就引爆了一个火药库，大爆炸轰然而至。
东林党及复社成员深知阮大诚是阉党骨士，生怕他上台后会致使阉党死灰复燃，一起群起而攻之。
作为反击，马士英、阮大铖便对东林党及复社成员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迫害。
所以说，张岱作为复社成员，其请诛马士英，挟带上了大部分私怨在里面的。
鲁监国同意了张岱的申请，把张岱召至御榻前，密令他“先杀后闻”。
张岱即带兵数百人前去“除奸”。
马士英得到消息，连夜逃遁江上。
这时的马士英已经穷途末路，但他并没有转投清军，辗转到太湖展开抗清斗争。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多尔衮以自己的侄子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集结起在北方休整了大半年的满汉八旗，对浙闽两省展开大型军事行动。
五月，博洛大军经苏州进抵杭州，恰逢浙江出现了罕见的旱情，钱塘江水位大降，水深不过马腹。
博洛遂于五月二十五日分兵两路，一路由主力马步兵组成，从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水师组成，从鳖子门沿海而进，很快攻陷钱塘江防线。
钱塘江防线一失，自杭州到绍兴无险可守。
鲁监国在张名振等人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流亡海上。
当此清军席卷而南、鲁监国政权全线溃败之际，鲁监国政权大学士谢三宾、越国公方国安等人纷纷举旗投降。
臭名昭著的马士英兵败被俘后，却坚守民族气节，拒不肯降，从容就义。
马士英死得极惨，被灭绝人性的清军剥皮拆骨，内脏掏空，再塞满稻草，重新用线缝合。
除了马士英外，名声同样有污的定海总兵王之仁、大学士张国维、督师大学士朱大典等等均从容赴难，视死如归。
马士英能够壮烈殉国，里面有没有与东林党及复社相争、死也拼一口气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马士英对朋友讲义气、不惜以死相酬，那是不容置疑的。其不顾引火烧身、竭力援引阮大铖是一例；复社创始人张溥病死后，东林诸人多在与周延儒讨价论价官位的大小，无暇操办张溥的后事。马士英则主动承担了此事，为张溥后事忙里忙外。在和东林党攻讦的岁月里，马士英曾还击说：“你们这些人，也配讲什么同声共气！要讲同声共气，你没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我为了安葬张天如，一月之内奔走千里。想想看，当我为张天如操办后事时，你们谁稍微关注过一下？”
相对比马士英的壮烈，曾在追杀马士英过程中表现得正气凛然的张岱，为逃一死，竟剃头入清。
听说了马士英、王之仁、、张国维、朱大典等人的事迹，张岱悻悻自嘲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
张岱的表现还算好的，至少，他没有走和清政府合作的路线。
复社中声名鼎盛的吴伟业、侯方域等人却入仕清朝。
正所谓：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
张岱为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累世通显之家。高祖是嘉靖年间进士，立有武功；曾祖更牛，为隆庆五年状元、著名理学家、王阳明再传弟子；祖父为万历年间进士，官兵部郎中、江西布政使参议；父亲曾任山东副考；叔叔任扬州郡司马。
张岱是个天才少年，六岁的时候，跟随祖父到杭州，遇著名书画家陈继儒骑角鹿游览武林。陈继儒故意考张岱，指屏风上的《李白骑鲸图》出对子，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应声而答：“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座中客人听了，一齐绝倒。
张岱才学过人，又极精八股文，如若科考，必定高中。可是，他生于官宦富贵之家，嬉游成性，无意仕进，整日流连于山水书画，也酷爱斗鸡逗狗，大江以南的道士、剑客、僧侣、伶人，甚至流氓无赖，无不交结。
张岱自己也承认：“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
不承想，清军入关，,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张岱遁入山林，追思往事，“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梦醒之后，泪湿枕巾，写成了《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二书。
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的《自序》中说：“遥想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书中遍写明朝鼓吹笙簧，歌弦管的往事。
《西湖梦寻》是忆早岁游西湖之作。清兵曾于甲午（1654）、丁酉（1657）两至西湖，烧杀抢掠，“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张岱在《西湖梦寻自序》中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
二书貌似随手拈事、信笔状景，字里行间，虽然满是繁华绮丽事，但都饱含离黍之悲、故国之痛，称之为带血带泪之文也不为过。
不过，张岱的最大贡献，却是《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两部著作。
从张岱的高祖始，张家就留心搜集明朝史料，经过几代人积累，资料非常丰富。单就张岱而言，其“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崇祯初年，精力过剩的张岱立志利用家藏资料来创作一部纪传体的明史专著。顺治三年（1646年），鲁监国政权崩溃，张岱携稿本及数箧书籍避居剡溪(浙江省嵊县南，曹娥江之上游)，前后花了二十七年时间，终于著成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的煌煌巨著《石匮书》。
张岱著书严谨，“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
就因为“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的态度，张岱认为自己对崇祯一朝的材料掌握不多，所以《石匮书》只写到天启末年便匆匆收笔。
所幸老天不负有心人。
康熙初年，著名学者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有意编修《明史纪事本末》，仰慕张岱的才学和见识，特邀张岱参与其事。张岱于是得以遍读崇祯一朝十七年的邸报及其他有关史料。
协助谷应泰完成《明史纪事本末》后，张岱补写了崇祯朝的纪传，为别于前书，另称《石匮书后集》。
与《明史纪事本末》不同，《石匮书后集》寓情于史，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旗帜鲜明地讴歌反清斗争的英雄，其中的卷二十八《死义诸臣列传》、卷三十二《乙酉殉难列传》、卷三十九《丙戌殉难列传》最为突出。
实际上，对于《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二书，张岱本人比较重视的是前者。他曾在《陶庵梦忆.自序》中透露，自己也曾想过自尽，不想苟活于世，只因《石匮书》尚未完成，这才残喘于人世。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因为满清政府前无古人的文字狱，《石匮书》竟然被毁，后人无缘得见。
《石匮书后集》也只是写本传世，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上海图书馆据所藏天尺楼钞本付印，这才公开出版。
张岱的一生，可谓聚集了朝代更替、由荣入衰的时代缩影，如今读其书、观其事，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