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7日，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至此，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仅有4位在世。

对于程开甲，直到离世，这位老科学家对很多人而言可能都还比较陌生。他曾“消失”20多年，发表论文数量为零。其实，在新中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还有很多像程开甲一样隐姓埋名的英雄，他们的名字走入国家的绝密档案，他们的故事跟程开甲一样，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感动。

程开甲：戈壁滩隐姓埋名的“核司令”

为专心核试验任务，程开甲曾带着一家人迁到戈壁深处，隐姓埋名度过了20多年的“罗布泊时间”。2017年回望百年人生时，他曾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开甲（左二）与科研人员探讨技术问题。

几乎每一次核试验，他都在现场

在一次空投核试验中，试验安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核试验准备工作时，关切地问空军司令员，安全问题如何？司令员说，这事程开甲同志考虑了，请他汇报。总理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程开甲同志。程开甲很有信心地表示：安全是完全可靠。

这位中低个儿、浓眉毛的教授，操着浓重的苏南口音，尽量简明扼要地向周总理谈了安全和试验方案。反复询问好几次，周总理听明白了，笑着让程开甲学点儿普通话，因为他的地方口音很重。

程开甲，当时是南京大学教授，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几乎我国每一次核试验，他都在试验现场。鲜为人知的事业，造就了一批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程开甲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7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1950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又回到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原校长助理、校友总会秘书长张美凤回忆起2016年去程开甲家拜访时的情形，她表示，在程开甲的家里客厅中间的墙上摆着一块大大的黑板，上面写满了各种公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老人仍不断在计算、突破，想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为中国核事业“消失”数十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在一份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1959年7月，二机部把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李觉、吴际霖抓科技组织与协调工作。1960年1月，邓小平批准从全国选调陈能宽、龙文光、郭永怀、程开甲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研制。接着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等科学家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和先期从原子能所调来的邓稼先等会集在一起，壮大了核武器的研制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身为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他在科学界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希望的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天，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此后，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任务、队伍、机构。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的数据既完整又准确。

被称为中国的“核司令”

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内，地面要用水泥加固以减少尘土卷入，收效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里，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被称为中国的“核司令”。但是，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勋章时，程开甲才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此时，距离他走进核武器研究队伍，已经过去了近40年。

核试验场流传着许多程开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讲述者却是亲眼所见。

一次核试验前，程开甲住在核试验场的一个帐篷里，经常工作到凌晨2点多。公务员任万德负责他的衣食住行。那天晚上，程开甲和别人在讨论一个重要参数的探测技术问题，任万德把饭热了4次，可程开甲一直没来得及吃饭。凌晨，他把被子摊开准备睡觉，突然滚出来两个苹果。“哪来的苹果？哎呀，我还没吃饭，怪不得肚子在叫。”于是，程开甲拿起苹果往嘴里放，还没吃完就睡着了。夜里风沙很大，清晨起来，程开甲被子上蒙了一层细沙，嘴里含着没吃完的苹果，沾满了沙尘。

进入爆心的“纯粹科学家”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但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过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决定进入地下爆心进行考察。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没有先例。为了获取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一起，冒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辐射，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出现的情况。通过仔细观察、取样、测试，他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和数据。程开甲说，“深入虎穴”观察到的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

程开甲对工作的这种科学严谨的作风是一以贯之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又一条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后提出：应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细沙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那里。张蕴钰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他曾给程开甲作过这样的评价：“程开甲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2018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4周年的纪念日，已百岁高龄的程开甲对54年前东方的一声巨响仍记忆犹新，他曾说：“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我十分欣慰自己能为国家的强大作点贡献。我寄希望于年轻的同志们接过我们老一辈人的接力棒，自力更生、奋发有为，为祖国国防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朱光亚：鲜为人知的“核”心

在中国数十年的国防科技发展的辉煌历史中，特别是早些年，朱光亚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他的都不见经传，即使是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行列中，因为他的低调，他也是被解密最晚的。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于敏）。

“核盾梦”的源头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这是朱光亚对自己非常中肯的一句评价。从22岁赴美到81岁退休，朱光亚始终专注于中国的核物理和核武器研究。

说到父亲“核盾梦”的源头，朱光亚之子朱明远回忆道，这有一个不能回避的机缘巧合，即伯乐的慧眼识帅才，这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那时，中央提出原子弹制造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不料“外援”在1959年失去，苏联撕毁协议，不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技术资料。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既精通技术业务，又善于组织管理的科技干部，到核武器研究所去协助李觉等第九局领导，担任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于是，宋任穷委托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物色和推荐人选。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比较，郑重推荐了担任原子能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副主任的朱光亚，这个建议很快被上级领导采纳。

1959年7月1日，宋任穷等人把朱光亚请到办公室说：“光亚同志，我们想请你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你看怎么样？”听了这个决定，朱光亚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朱光亚暗自下决心要尽最大努力，带领广大科技人员攻破原子弹的技术难关，为壮大祖国的国防竭尽心力。于是，在二机部开始策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时，朱光亚是第一位从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并开始担任副所长的。从核武器研究所创业开始，他就担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他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计划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一切努力以“响”为目标

朱光亚刚到核武器研究所一个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开始了。朱光亚仔细分析了仅有的一点材料后，在全所技术大会上说：“我们应当努力研制出爆炸力强、核材料少、体积重量小的原子弹。我们当今的一切努力，均以‘响’为目标。只要我们能完整地设计制造出一个来，那么向高级发展就具备了重要条件。”

这就是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朱光亚式‘交底’”，目标明确、实际，朱光亚的老部下曾汉民说，朱光亚工作上从不喊口号，他厚积薄发、深思熟虑，注重调查研究……总是在想清楚了之后才会发表看法。“行事风格上，他和老搭档钱学森不同，他不喜欢言谈，他们两个性格上是互补的。 ”

曾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作用。”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的科学家，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建议下加入进来的，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西部戈壁滩，威力为2.3万吨TNT当量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流泪，这时大家发现朱光亚不在。原来，在原子弹爆炸前，朱光亚一直在原子弹塔架下的指挥部。准备起爆口令下达后大家有序撤离主控台，朱光亚是最晚撤离的一批人。

由于时间紧张，赶往预定观看点时，汽车司机情急中走错了路。等找到正确方向匆匆赶往观看点时，车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停车，快停车！”朱光亚急忙下车，远处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已经升腾起来。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同住了，泪水无声地从朱光亚的脸上淌下来。

朱光亚为之奋斗了18年，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当晚，在核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上，周恩来传来消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了。此前，赫鲁晓夫不仅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还反对中国研究原子弹。听到这个消息，宴会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大家开怀畅饮。朱光亚很爱喝酒，并且酒量不凡，他一辈子只喝醉过一次，就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晚上。

最危险的飞行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随后在朱光亚的领导下又开展了小型氢弹的研制，并进行空投试验。

1971年12月30日12时30分，空军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强5甲型”载弹飞机顺利起飞。12时52分，飞机在500米的高度瞄准了戈壁滩上的十字靶，当他按下投弹按钮采取仰甩方式投弹时，核弹却在弹舱内纹丝不动，杨国祥一面向地面报告情况，一边在空中盘旋一周。并请示地面指挥部进行二次投弹。

飞机再次进入核试验场区，并使用应急投弹系统，但核炸弹还是没有甩出去。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北京的电话机旁，当他听到加密电话报告核炸弹没有投下来时，立即指示再来一次。

飞机第三次进入核试验区，并使用超应急系统投弹，还是没有成功。飞机盘旋着，急切地等待着地面的指令。而更加危急的情况出现了，飞机剩余油量不足，已经不允许进行第四次投弹，必须马上作出决定。

此时，现场组织实验的最高领导就是朱光亚。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他。

很快，朱光亚就作出了决定，但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朱光亚命令杨国祥带弹着陆。

飞机上载着的可是威力巨大的氢弹！着陆时稍有闪失，将有成千上万人和基地同归于尽。

朱光亚向总理汇报，要求带弹着陆。

此时，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正在电话机旁，他同意朱光亚带弹着陆的决定，但要求必须万无一失，保证安全。并下达了所有人员马上撤离的命令。

朱光亚命令杨国祥使用锁死装置，把核弹牢牢锁定在飞机弹舱，开始返航着陆。机场上空响起了尖利的警报声。为了安全，现场的所有人员都进入了防空洞，但朱光亚却没有走进防空洞。

13点45分，当飞行员杨国祥沉着冷静地驾驶载有核弹的飞机平稳接地时，看到跑道上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飞机一米一米地向前靠近，那个人的身影逐渐清晰，他正是朱光亚。而此时，悬挂在机腹下的氢弹离地面仅仅10厘米高。

带弹着陆平安无事。没想到，这次事故竟还得到了一个“副产品”——做了一次真正的带弹着陆试验，这是谁也没想到的。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实验。

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朱光亚开始关注开发利用核技术为民造福的新领域，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与开发。秦山核电站的选址与建设用去了朱光亚很多精力，但却使中国的核工业发展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新时期。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在核电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朱光亚参与了中国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重要计划——“863”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负责其中两项国防重点项目。如今，“863”已成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代名词。

2011年，在朱光亚走后，家人记不起他生前提过什么要求，或有什么愿望。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一向守口如瓶的朱光亚第一次带着家人踏上了新疆马兰的土地。那里是中国核武器的摇篮，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他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儿子朱明远说，打算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到马兰，让他回到他最想去的地方。 （来源|读者报 作者|孟红 孟兰英 李依环 于庆田 王梦悦 李响 朱明远 顾小英 杨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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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读者报》2018年12月06日18/20版。阅读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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