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朱瞻基是怎么玩的？

陈华 时拾史事

俗话说的好，他比你命好，他比你有钱，他比你努力，他还比你会玩

立秋之后，天气转凉，夜色如水之际，墙头屋角总会响起蟋蟀（蛐蛐）“嘟嘟嘟”的叫声。敏感的中国古人早在诗经中就有专门的篇目《蟋蟀》，诗中一边感叹韶光易逝应及时行乐，一边劝诫良士要“好乐无荒”（千万不要被蛐蛐的美妙叫声所陶醉而废柴）。偏偏很多人不听劝，就连帝王家也有颇善此道者，在他们的带领下，业余爱好甚至进入举国皆狂的状态。那么听劝的良士们难免要对这些帝王们另眼相看，给他们下一些嬉游怠政的断语。偏偏就有这么一位，既喜欢斗蛐蛐，又勤政有为，让良士们无从置喙，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这位拥有短暂而华彩的奋进人生的蛐蛐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

他是明朝的第五任皇帝，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此时，他的曾祖父朱元璋行将就木。在他出生的那天晚上，野心勃勃的祖父朱棣做了一个美梦，梦见朱元璋将象征皇权的大圭赐给自己。朱棣醒后还没来得及回味梦中情景，就听说自己的长孙降生了。朱棣猛地意识到梦中情景似乎正印证到孙子身上？他急忙跑去看孙子，只见小孙子长得非常可爱，脸上还有一团英气，比病歪歪的胖儿子朱高炽还像自己。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时为燕王的朱棣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打了四年靖难之役，最终武力夺权，当上了永乐大帝。（老实说，明朝的天下交给英武的朱棣要比交给懦弱的朱允炆强。）

朱棣上台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难题，那就是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他是靠武力上台的，深知此举之弊。虽然他不喜欢自己的大胖儿子朱高炽，想把帝国交给二儿子汉王朱高煦，但他绕不过宗法制度“立嫡立长”这道坎，更怕骨肉相残的靖难之役重演，而且大儿子胖人多福，不仅有文治，而且能任事（当年率一万老弱愣是击退了官二代李景隆五十万大军的进攻，保住了造反大本营北京），几乎所有的文官都站在胖儿子一边。

胖儿子朱高炽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朱瞻基是颗小福星，朱棣是借着长孙降生的喜气下定造反决心的，而且聪明英武的长孙深为自己所喜，如果不让其父为君，那么孙子的皇位也就泡汤了，那怎么行？于是，朱棣只好食言而肥，不再提让老二当继承人的事了。

朱家的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安生的。朱老二赖在皇城不走，想方设法的打压胖哥哥，将力挺哥哥的大学士解缙致于死地，同时招兵买马，别有所图。这下，就连他的母亲徐皇后都看不下去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伤了哪个都不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二儿子到封国去，别在京城捣乱。

一向宠妻的朱棣接受了徐后的建议，着令二儿子哪凉快哪呆着去。二弟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不想三弟赵王朱高燧也不消停，同样向着胖哥哥火力全开。此时，业已成人的朱福星挺身而出，担负起了护卫胖爸爸的重任。保住爸爸就是保住自己，古往今来，有几个废太子能够善终的？

于是，一场政变阴谋被揭露出来。有个老军人的女婿出首，说老丈人受命草诏，要废除胖太子，而朱高燧的亲信则打算趁朱棣生病之际下毒弑父。言之凿凿的政变阴谋让朱棣勃然大怒，要治高燧之罪。幸得胖哥哥劝谏，说高燧不知，作乱者是其下属。于是，高燧之党在京者悉被清除，而他本人自然也回封国去反思人生了。

整个政变让明眼人一看，就觉得很蹊跷。草诏废太子何等大事，怎么会让一个老兵去做，难道朱高燧身边一个笔杆子也没有？而且，朱高燧在京城只有七八个人两三条枪，怎么和手握重权且深得朝臣推重的朱高炽父子斗？他爹那么牛当年也不敢在京城直接弑父夺权，他还以为自己真是无敌的哪吒三太子吗？

远离了朱老二、朱老三的大明朝廷安定多了，朱高炽终于不用担心自己胖了。

大明宣德四年二月皇帝御笔序《地藏菩萨本愿经》

之后，朱棣将朝政一古脑丢给胖儿子，自己要么出征，要么养病，没事则继续教导大孙子。朱瞻基很小就随同爷爷远征，听取爷爷的谆谆教诲，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养成了多谋善断的性格。行军间隙，经过农家，朱棣会停下来，让孙子到农民伯伯中间去体验生活，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从小就深知稼穑艰难。

历代皇帝一般都比较重视自己继承人的教育，但他们的教育往往是书斋式的教育居多，真正走向战场，走入农田的教育少之又少，这种与现实脱节的教育往往使那些天潢贵胄成为不识人间烟火的“圣人”，执政行事唯我独尊，根本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害人害己。所以如何做一个真正学习型的继承人，朱棣祖孙给我们提供了镜鉴。

永乐九年(1411年)，朱瞻基被策立为皇太孙。

1424年，朱棣驾崩。胖哥哥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帝位。第二年，这位洪熙皇帝就“无疾骤崩”了，成为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亚军。不过，对于一位已经监国多年的政坛高手来说，十个月也能做很多事。他在位期间，平反冤狱，载汰冗员，起用贤臣，偃武修文，厉行节俭，使明朝的政治面貌大有改观。至于他的暴亡，恐怕应该与其胖人多内宠，且体弱多病，加上政务繁忙，不堪重负引发心血管疾病有关。当然，也有人说是不爱折腾的胖爸爸和闲不住的儿子在迁都南京等问题上有了矛盾，长期随祖父征战漠北的朱瞻基更清楚定都北京对帝国的重要性，担心迁都并急于上位的儿子于是下了黑手。这显然是阴谋论者最爱想象的调调，当不得真。不过，朱瞻基上台后，回迁工程被永久叫停了，明政府此后只是把南京当成备胎，有机构无实权。

不管怎么说，朱高炽驾崩之时，朱瞻基正远在南京。他在众人尚茫然不知的时候就得到了内线的情报，知道父皇已死。于是，他提前动身，从容地先于近在山东乐安的二叔派出的杀手之前赶回了北京，一面发丧，一面继位。从此，明帝国进入了宣德时代。

宣德炉

迟了一大步的朱高煦没了胖哥哥的压制，以为新君人望不足，不觉野心膨胀，以诛杀反对自己不利的五朝元老夏原吉为借口，准备重演靖难之役。可惜，他只有父亲的武勇，却无父亲的谋略，更兼遇上的这个侄子可比建文帝强多了。

面对朱高煦的暴起发难，很多人都很担心，朱瞻基却自信地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为了迅速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消息一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将士。有人担心朱高煦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却认为，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朱高煦绝对不会贸然南下攻南京，同时，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也不敢冒险攻打，目前他只会固守乐安。

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了主意，只能在乐安束手待毙。明军四面包围乐安后，将劝降信射入城中。此时的朱高煦彻底绝望，不顾王斌等将领们死战的请求，私下派人从小道跑出去投降。朱瞻基顾念亲情，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回朝之日，朱瞻基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的朱瞻基应该感谢祖父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使自己熟谙军事，才能面对危局作出准确判断，从而兵不血刃地平叛。不过有时很愣有时很二的朱高煦，最终还是让大侄子压在铜缸下烤了全羊，据说是他在侄子亲情泛滥探监时使绊子，让侄子跌了一跤龙颜大不悦，真是作死。

另一位造反老将朱高燧本来打算和二哥一起浑水摸鱼，做一对“慷慨赴国难”的难兄难弟。幸运的是，他的臣佐中有真心护主的，派人劫杀了二哥派来的联络人，直接归顺朝廷了。看到三叔狼狈的样子，朱瞻基为了帝国的稳定，忍住了想扁他一顿的冲动，再一次原谅了三叔和他的后代。

1425年，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朱瞻基的宣德时代。有勇有谋，实践经验丰富的朱瞻基赶上了一个帝国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加上自己高明的治国手段，守成有道，明帝国蒸蒸日上，迎来了仁宣之治的高潮期。

朱瞻基当政期间，重点放在治理内政方面。他主动从交阯撤兵，节省了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加深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朱瞻基整顿了统治机构，特别是限制官员职数，实行保举和欠任。朱瞻基还实行了一些为民减负的措施，如他先后罢湖广采木、工部采木，将赴东莞采珠扰民的锦衣卫官员逮捕入狱，还多次蠲免税额和积欠的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后者的匠籍。

朱瞻基对明朝后世影响最大的几件事情分别是提升内阁的地位、扩大监察的范围、固化巡抚总督的职权、增强宦官的影响力。

朱元璋建立的内阁制本是为了取代相权的，所以一直以微臣充任阁臣，主要是个咨询顾问机构。到了朱瞻基时代，以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选任阁臣，称为阁老，成为无名有实的丞相，相权与君主的搏弈进入了新常态，责任内阁的出现避免了大臣专权，也保证了在皇帝怠工期间帝国的有效运作。

朱元璋对贪官深恶痛绝，对其进行了空前绝后的打击。而作为反腐的急先锋，监察官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朱瞻基时代，巡抚、总督的职权渐渐制度化了，他们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成为了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这些人多是由文官出任，他们的上位也喻示着明朝重文轻武的传统就此滥觞。

朱瞻基进一步打破朱元璋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在宫内设立“内书堂”，培训宦官精英，让他们担任司礼太监，逐步攫取内廷的权力。说到底，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帝国还是不相信外人，更愿意相信这些匍匐在身边的废人。

朱瞻基之所以成功开创仁宣之治，离不开他的人才团队。宣德朝有五位著名朝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这些大臣各有所长，其中“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夏原吉含弘善断。故事涉人才，则多从义；事涉军旅，则多从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原吉”，至于杨溥则是个特殊的人才，性格内向，操守高尚，为众臣叹服，是很好的朝政粘合剂。

朱瞻基本人还是个造诣颇高的艺术范和游猎迷。故宫博物院就收藏着朱瞻基的亲笔绘画书法作品和反映他射猎、戏游活动的绘画，如《武侯高卧图》《三阳开泰图》《瓜鼠图》《射猎图》《行乐图》等。同时，他也爱屋及乌，对当时的文化事业给予了保护和支持，使因元末农民战争及靖难之役日渐凋零的文化事业迎来了新生。

朱瞻基手里有钱了，难免要追求物质生活。他特别喜欢铜香炉，专门下令从暹逻国进口一批红铜，责成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参照皇府内藏的宋代名瓷的款式及《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史籍，设计和监制香炉。红铜经过十二次精炼，并加入金银等贵重金属，终于铸造出大气异常，宝光四射的三千座铜香炉。后多有仿者，但未得其髓。

如果说宣德炉好歹算是艺术品，既满足了朱瞻基极品范的追求，也为后世留下了艺术瑰宝的话，喜欢斗蛐蛐的爱好真的有点过了。《明朝小史》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朱瞻基酷好斗蛐蛐，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动辄每只数十金。当时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捉蛐蛐，终于寻到一只“最良者”，马上用骏马换了过来。回家后，他非常小心地把这个命根子放在了蛐蛐罐里。其妻好奇，便打开盖子偷看。没想到，这只“神奇”的蛐蛐一下子从罐中跳出来，被院里的鸡给啄死了。妻子恐惧自杀。粮长悲伤不已，怕因此受罪，于是也一根绳子随着妻子而去。

这种“上之所欲下必甚之”的悲剧让蒲松龄脑洞大开，创作了《促织》予以讽喻，一下子将朱瞻基的大好形象败坏无余。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突然死于乾清宫，时年38岁，一个辉煌时代就此结束了。

新上台的明英宗才刚八岁，那又是另一个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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