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真实的朱熹

真实的朱熹

今年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朱熹诞辰880周年。朱熹虽为一全才型人物，但因其被后世目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故长期以来对其研究多从哲学层面对其学术思想进行阐发。近年来，学界关于朱熹研究有很大的拓展，这里择要略作评述。

■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分歧

近年来，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关于朱熹的理欲观：从批判走向正面理解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无疑是朱熹哲学思想中知名度最高、争议最大的。“五四”时期，朱熹的这一观点结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当做批判“吃人的理教”的标靶加以鞭挞，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对此批判又进一步呈现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对朱熹认识的深入，逐渐有了从正面理解朱熹理欲观的声音。时至今日，分歧仍然存在。正面的观点主要认为所谓“灭人欲”并非提倡禁欲，而是节欲，节制过度的欲望追求，以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谐，不为物欲所纷乱；也有人认为朱熹的理欲观是针对统治者而言，是对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劝诫；更有学者认为天理是指符合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欲求，而人欲则是指违背封建道德准则和自己等级地位的非分欲求。反面的观点除继续强调朱熹的理欲观是剥夺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甘愿成为思想统治和镇压的工具之外，也有人从沈继祖弹劾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道命录》）等个人问题的考辨出发，对朱熹的理欲观加以挞伐。

2.关于“理一分殊”：学者对其解读仍争论不休

理一分殊的观点并非朱熹首倡，但他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内涵，使之成为程朱理学的最高本体论哲学原则。朱熹将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特别是人与万物的关系，统统纳入到“理一分殊”的理论之中予以解释。他说：“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朱子语类》）由于此命题内蕴丰富，导致学者在解读时争论不休。近年来的研究已不再简单认为“理一分殊”是一种天理观和伦理观，是讲“一理”与“万理”之间的关系。但对“理一分殊”的解释，仍有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理一分殊”就是“道一理殊”，道流行于天地之间，这就是“道一”；一理散为万物之理，这就是“理殊”。万物各具之理既是一理之“分”，又是一理之“全”，是分和全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万物各具之理，既与“一理”同，又与“一理”异，是同与异、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有学者则认为“理一”不是实体，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分殊”是万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理一与分殊的关系不是概念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生命论的整体与分体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理一分殊”之“分”不是读作平声的动词，而是读作入声的名词，意为“责任、义务”。由此解释“理一分殊”是指“理”高高在上，是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体现在日常之中，则是因人们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责任。

3.关于“心性论”：在四个问题上存在争论

朱熹的心性学说包含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人为何应当是有道德的？此为心性学说的主要方面，属于从理论上去论证的问题；其二是人如何才能成为有道德的？这是心性学说的最终落脚点，是一个从实践上如何行为的问题。针对为何的问题，朱熹从本体层面提出了一个复杂的论证系统，涉及到理、气、性和心四个最主要的概念，可以简要概括为“性体心用说”和“心统性情说”。对朱熹心性论的理解，争议较多的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心属于理还是属于气；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心与理之间的关系是相同还是相通；朱熹的心性论是理气二元论还是一元论，以及对朱熹心性论是非功过的评价。

■在史学界的努力下，一个“真实的朱熹”逐步得以呈现

朱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必然也会受到史学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史学研究者采用史学实证的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细化了今人对朱熹的认识，丰富了朱熹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朱熹。

1.从定于“一尊”到遭受质疑

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都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对朱熹的评价亦不能外。自朱熹思想官方化后，其人也受到举世尊崇，俨然是一尊万民膜拜的真神。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现实，让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孔孟儒学及程朱理学被当做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加以批判。在这样的思潮之下，对朱熹个人出现了负面评价，但多集中在对其思想的批判上。公允地说，这种批判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出于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全面否定朱熹思想的论调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朱熹被描述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阴险狡诈的阴谋家、无恶不作的坏分子，这种妖魔化的主观片面论调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竟成“定论”。

2.纠偏举正与消除误解

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有人为朱熹打抱不平，如认为朱熹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虽有鼓吹封建等级秩序束缚人思想的一面，但也有其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面。学者通过对朱熹读书育人等方面事迹的梳理，认为朱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学问家和教育家；通过对朱熹政治事迹的钩沉发微，认为朱熹为官清正廉洁、颇有政绩，且抨击弊政，思有所改革，以缓解内部矛盾，并创造可图恢复的条件，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封建士大夫。这一时期有关研究朱熹的论著，其着眼点在于纠正“左”的思想错误，肃清人们心中长期对朱熹的误解，因此对朱熹的研究仍有单薄之嫌，但是这一阶段的纠偏举正为后来朱熹研究的全面客观、逐渐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朱熹奠定了基础。

3.科学客观、走近真实

近年来，通过史学界的不断努力，朱熹的人物形象愈来愈丰满，也愈来愈接近历史中真实的朱熹。如学者不再着意于后世给朱熹所冠之道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等名号，而是将朱熹置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重视朱熹作为士大夫之一员的基本身份，并以此作为基础，对朱熹展开讨论。认为朱熹之所以能够发明义理、注释经典、兴建书院，以及对时政的抨击、对君主的劝谏、对弟子的教育、对地方的建设，无一不是凭借着士大夫的身份。朱熹的精神造诣和学术成就，虽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士大夫，但绝不能将超过等同于跳过，若跳过士大夫这一身份不论，则朱熹的历史地位便反而不可理解，对其评价当然也就不能做到客观真实。以朱熹“内圣外王”观念的阐释为例，传统观点认为以朱熹为首的南宋儒家，其论述的重点在于“内圣”而不是“外王”，而近年来的观点则认为“内圣”固然是朱熹等人的不朽贡献，但他们更加注重“外王”的实现，他们转向“内圣”则是为“外王”的实现做准备。由此认为在朱熹的思想与行动中包含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绝不能等同于空言义理的腐儒。

朱熹假道学整妓女扒灰儿媳纳妾尼姑

对朱熹这个人，我内心里充满了很复杂的情感，不知该怎么评价他才好。首先他确实是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学者、诗人，是孔子、孟子以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中国历史上第一大理学泰斗、程朱学派集大成者、闽学派代表人物，令人不得不佩服；我给儿子取的名字里就有个“熹”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但同时，我对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非常反感，因为这太压抑、禁锢人性了，清教徒式的无趣人生；而且此观点对其后世七八百年的中国影响深远、祸害巨大。此外，他还曾侮辱、谩骂、惩治过一代名妓严蕊。那么，他高尚就高尚呗，他道学就道学呗，又谁知竟然是假的、装出来的，因为他自己还扒儿媳妇的灰，还纳尼姑为小妾，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资本主义，严以律人、宽以待己，那显然就是假道学、伪君子了，是道貌岸然、表里不一的那种人。我们今天把道学家们称为“满嘴仁义道德、成天男盗女娼”，大概正是从他们的老祖宗朱熹就开始了。

朱熹（ 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汉族；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生于高宗建炎年间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阳考亭；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世称朱子、紫阳先生。19岁进士及第，曾任同安主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提举、荆湖南路安抚使等多职，仕至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卒后谥曰文，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代表作品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楚辞集注》、《朱子语类》、《晦庵词》等。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科举考试均从其注疏过的“四书”“五经”中出题，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显然是有违人的天性的。

也正因如此，朱熹对出卖肉体的妓女非常鄙视、敌意。我在几年前出版的著作《中国历代名人情感揭秘》中提到，明朝作家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里讲了这样一件事：朱熹在任提举浙东常平仓期间，台州有个营妓叫严蕊的（原名周幼芳），才貌俱佳、色艺双全，慕名者众，连台州知府唐仲友亦与其交好，但并无奸情。后唐为严等人落籍，回家乡黄岩与父母居住。时恰逢朱巡行至此，因唐的永康学派反对他的理学，且年少气盛对他有不敬之词（中间还牵涉当时知名词人陈亮与唐的恩怨过节），遂连上6道奏疏弹劾唐，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的风化之罪，诬陷两人有染，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严刑伺候，逼其招供，即与唐的男女龌龊之举。严却很看重自己清白，与唐没有关系就是没有，故拒绝承认，不愿栽赃唐知州，宁死不屈，义正词严。此事弄得朝野议论纷纷，连皇帝宋孝宗都震动了，于是亲自干涉，把朱调走，另外换来一人主审，将严释放从良，后被某宗室纳为侧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熹老夫子不但从道学家的角度歧视、仇恨妓女，认为她必是不洁之女、行不洁之端，将其往死里整；而且心胸狭隘、内心狠毒，意气用事，对不敬自己的人严厉打击报复，这实在是他光辉一辈子中极大的污点，无法抹去了。

朱熹如此歧视妓女、如此笃持道学，其实就是歧视女性、反对欲念，那他自己的私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许多正统史书传记大概要“为尊者讳”吧，因而“语焉不详”，但我最近翻到一份史料表明，老夫子自己却是搞了“个人特殊化”的，即扒灰儿媳与勾搭尼姑。原来他竟是这么一个伪君子！而且曾经是他搞人家，这次是人家搞他，遭到报应了。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宋史》卷37中还有简略记载。

事发于庆元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内容上除了说朱不忠于朝廷、贪污腐败等常见问题外，另加了两项朱惯用弹劾别人的，一个是“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引诱两个尼姑，成功纳为宠妾），一个是“家妇不夫而孕”（儿媳怀孕可丈夫已殁，显然是他这家公所为）；并对其云雨交欢细节大有描绘（XXXXX）（此处删去N个字）。这都是作风问题，都是没有“灭人欲”的问题，都是性生活惹的祸。看看这次人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口口声声说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朱老夫子，到底要干什么呢？据说他在后来写给皇帝的罪己书中，对这两条还“供认不讳”。

[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这是捕风捉影呢？这可都是有史料为证的。]

朱熹与儿媳偷情至怀孕

这样一个人，朱熹曾诱奸尼姑及儿媳，这是确有其事的。

《宋史》卷三十七有载：“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即指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意思是说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朱熹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了孕……最后，主张将朱熹斩首，以绝“朱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也就是说所谓“纳尼为妾”并非空穴来风。但此事究竟有无，需要论证。

这一案子在当时就弄得朱熹声名狼藉，所谓的“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 、“私故人财”究竟是否有无，我们不好判断，

但可以相信一点：至少“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是真实的，

以当时朱熹的身份，没人敢告假状。当时朱熹的身份是：宋宁宗即位后，六十五岁的朱熹经宰相赵汝愚推荐，出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

我不明白为朱熹辩护的人是怎么想的，为了这种事关气节，人品的事，“纳尼为妾”朱熹都承认了，还有人为他报不平！就是退一步讲，哪怕是真有人诬陷，依朱老夫子的气节也不该如此“孬种”，如此没有气节吧！

由于朱熹的这种“老实”态度，古代虽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条，但朱熹也知道在事实面前硬扛是不会有好果子啃的，朱熹也是没办法呀，事实俱在，不容辩驳，于是案件很快就有了结果：朱熹被弹劾挂冠。即被撤职了。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曾经很嚣张的他就这样灰溜溜的被挑下马来。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朱熹以前做的一件事的翻版，不过区别是：朱熹用来整人时失败了，而人家来整他时则成功了。但结果不论如何同样都是弄得朱熹灰头土脸。朱熹这之前做出的事就是著名的“严蕊事件”。

台州知府唐仲友与朱熹二人在学术上存在分歧,主要是唐仲友看不惯朱熹的道貌岸然，而做为当时的第一大儒的朱熹，也看不惯唐仲友，他们并由此而升级为官场上的派系之争。

淳熙八年十二月，即1181年，当朱熹任浙东常平使巡行台州时,就着手搜罗唐仲友的罪证,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又说他“个人作风有问题”，即他与官妓严蕊过分亲热。朱熹连上六疏（有说十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所谓官妓是指只卖艺不卖身的女子，即只出台而不上床，可实际情况显然不会如此单纯，当时事实什么情况，大家心中都是有数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偏偏以道学的名义来弹劾唐仲友并逮捕严蕊，不能不证明这是朱熹的别有用心，这整人也太有点迫不及待了。

为找到唐仲友个人作风败坏的罪证, 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在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中, 对一个弱女子，频繁严刑酷打,“一再受杖,委顿几死”。以朱熹的身份——一个大男人，一个大学者，一个高官，为打击政敌而如此不择手段的残酷对付一个妓女,直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朱熹不曾料到一个弱女子，一个被常人称为“无情”的“婊子”,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承认陪酒,不承认与唐仲友上床。严蕊说的有理有节：“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她指明了两点：一，你朱熹小题大做了，即使上床，也不至于这样恶毒对待。二，何况本没有这件事。这是直接点明朱熹在诬陷好人。

从这件事可看出严蕊的气节，才华与人品，其实不管她与唐仲友有没有染，在当时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她大可以示弱，承认与唐仲友有染，但她没有这样做，因此，可以说严蕊让人钦佩！严蕊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承认与唐仲友有染，这让原本以为事情很好搞定的朱熹颜面扫地，他岂肯善罢甘休，严蕊有理有节的责问更是让朱熹恼羞成怒，对严蕊刑讯逼供的更狠了。

这件牵扯到道学先生，大官唐仲友和妓女的案子很快闹得人人皆知,连当时的孝宗也知道了,但他说:“此秀才斗闲气耳”。这句话明显充满了轻蔑，是对谁的轻蔑？是对唐仲友，严蕊的轻蔑吗？不象，其实质应是对挑起事端的朱熹的轻蔑。皇帝虽知道了此事，但也没插手，毕竟牵扯到其中的只是一个妓女。如此情况下倒霉自然是做为弱者的严蕊。所以直到朱熹调任,岳飞的儿子岳霖接任,严蕊才被释放出来。（也有说不是岳霖所救。）

严蕊出狱时,写了首《卜算子》 :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看了这词，对这个妓女确实印象较好，虽然被道学先生朱熹整的死去活来，但最后竟无报怨，而只是说自己“似被前身误”，也就是说，作为受害者的严蕊不但没报怨朱熹，反是说自己出身不好造成的，看到此，很让人感叹啊！

而朱熹这个道德之士，谦谦君子，弟子众多，身居高位的人接着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不但不知悔改，反是在严蕊出狱后,感觉被人看成了打击报复却不敢找正主的孬种,于是向皇帝上书,表白清白。他说：这首《卜算子》并非严蕊所作,而是唐仲友找人代笔。呜呼哀哉，且不论这首词是否为人所代笔，即使是为人所代笔，也不能改变他打击报复的实质。更何况这首词一般认为是严蕊所作，而这不过是朱熹的无耻与狡辩罢了！

本来以道学来压制政治对手的朱熹，找茬找的太明显了，连皇帝到官员再到下面民众都看穿了朱熹的把戏，这朱熹做惯了道学先生，诬陷起人来真是太失败了！丢尽了脸，丢尽了人心，结果，严蕊虽受严刑，但却赢得了名声与同情。真是一个道学先生还不如一个妓女有气节！！（有一说，唐仲友最终被撤职，还有一说唐仲友与朱熹都被调走了。也有一说当时朱熹亦被解职。）

在“庆元党案”中，朱熹幸运的是没被逮捕入狱和刑讯逼供，依朱老夫子上谢罪书的行为看，假如要对他刑讯逼供，可能他没有严蕊的骨气，只怕到时不管他有没有诱奸过儿媳，只要一上夹棍他就会承认了。

一个妓女的供词与一个大儒的供词完全相反，唉，中国的文人啊，让人说什么好呢！

注：本文在细节处无关紧要处没有推断，例如，是否是岳霖还是别人救了严蕊，没有推理也没法推理。而只是就一般皆承认的事关根本的部分做出了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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