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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治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以“法家”为手段,强行推行“儒家”维国。儒家自从汉武帝和董仲舒合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的核心”。
汉后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思想中最有利于统治的思想。因此,历朝历代,无论你是否是汉人统治,其最终都会走向“以儒治国”的道路。在这里,比较有名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契丹和满人全民儒化、女真和蒙古族部分儒化,过去我们常说那是“汉化”,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儒化”。
朱元璋在“屠戮功臣”保护自身家族安全的同时,对于民间则强行推行“儒家生活观”。以儒家的“秩序”理念使社会更加稳定。然而,因为四百多年的被各民族统治,北方各种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习惯相混淆。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1)汉人蒙古化由被迫转为主动
在蒙古帝国时代,蒙古南下经常亲掠汉人,而这时,一些汉人儿童也逐渐蒙古化。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很正常,在战争下,孩子们什么都不懂,为了活着、为了肚子。许多大人都可以改掉自己的一切去迎合利益取得。更何况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儿。
为此,对于那些张嘴闭嘴就说“数典忘祖”的人表示不屑,自己的祖先如果不按照他的说法“数典忘祖”“妥协苟安”地话,还能活到今天?
这些孩子日后成为在蒙古帝国时代很有地位的人。例如石天麟14岁、张惠14岁、刘敏12岁、梁德珪11岁、张雄10岁、郝和尚拔都9岁等等。
在元朝统治金国的百多年里,统治南宋的八十多年里,因为本身的权力。一些汉族地方精英为了自身以及家族的利益,也开始主动蒙古化。典型的代表就是,孔天铎这位“圣人后裔”的曾孙竟然起名“塔识不花”;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的徽州人陈龙的长子竟然被命名为“伯颜”,孙子之中更有忽都、察都等。
(2)蒙古人汉化由主动变为被动
蒙古上下也开始逐渐汉化。
上至元朝皇帝,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到元惠宗都主动迎合汉化。只不过,后来元朝被明朝推翻。同时,四大汗国也基本上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推翻。因此,蒙古逐渐退回本身的民族属性,之前的“半汉化”成果消失。
但是,许多没有来得及跟随北退,或者因为在全国各地根本不可能北退,还有一些因为汉化较为彻底根本不想北退的部分蒙古人,也就留在了中原地区。这就构成了“蒙古人继续汉化”的可能。
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道同”。道同是一位蒙古人,洪武三年(1370年)被举荐为太常寺赞礼郎,出任番禺县令。在广东番禺地区,道同严格执法、不畏强暴。可以想见,道同的蒙古人身份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再加上对当地有钱有权人地抑制,势必会引发各种人物的陷害。
最终,依靠“反元”而被封永嘉侯的朱亮祖,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带着对“元朝的仇恨”多次怒斥甚至鞭打道同。1380年,道同将朱亮祖的大舅子儿抓了起来,朱亮祖上奏说道同傲慢无礼、诋毁上司,朱元璋立刻赐道同自尽。
后来,朱元璋得知了道同的冤情,于九月份命朱亮祖和长子朱暹来京。其后,朱元璋借着当年朱亮祖与其为敌多次打败过自己的旧仇,和今日道同之事一并“报复”将其父子用鞭子抽死。
除了道同以外,像我们的“猴王”六小龄童老师的祖先,也是那一时期留在中原地区的。朱元璋为了惩罚在江南的蒙古人将他们作为贱民对待,被称作“堕民”。
还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祖先也是西域色目人,朱元璋因为其祖先“八十”立有“剪除寇盗”之功,赐姓剪。
这些例子有很多很多。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汉族从华夏族诞生之日起就是由不同部落组成,即使形成了华夏族之后进而成为汉人,也是以华夏族为主体不断地融合了其他民族形成的。要知道,中国由原有的“都城”变为国家的指称的几千年里,中国由陕西走向东西南北,其不断扩展的同时,自然是同化了众多民族。
因此,那些所谓的“纯粹”的汉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一种借机干坏事儿的托词。我们古代汉人有“民族歧视思想”,但作为“中华民族”下的汉族百姓,进入21世纪后,如果不能发展自己的思想,改变这种错误思想,那么,将是将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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