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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西汉齐国临淄人。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辩士之说,晚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思想与学术比较驳杂。在故乡齐国,主父偃曾广泛结交各个学派、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物,不仅未能得到赏识,还受到当地儒生的排挤,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
在强烈的出人头地思想的驱使下,元光元年,主父偃来到长安,投到大将军卫青门下。卫青很欣赏他的才干,数次向汉武帝举荐,却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使他灰心丧气,主父偃径直向武帝上书。史书记载,他“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大概因为上书的内容涉及不少当时的热点问题,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朝奏,暮召入见”。可能是主父偃将反对的道理讲得比较充分,有助于汉武帝的全面思考;也可能是某些观点和言辞深深打动了汉武帝;抑或是汉武帝被他的才华和雄辩所折服,总之,汉武帝视之为“相见恨晚”的能臣。此后,主父偃得以一岁四迁,由郎中、谒者、中郎直到中大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重要谋臣。
开国之初,刘邦为了西汉政权的巩固,大封宗族子弟为王,结果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同姓诸侯王,这埋下了后来中央集权与诸侯王之间矛盾的伏笔。为了顺利地解决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许多思想家积极想方设法,出谋划策。武帝时,主父偃根据诸侯占地太多太大的敏感问题,借鉴贾谊、晁错削藩的措施,并加以发展,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推恩令”。
主父偃的建议得到实施后,已经变小的诸侯王封国中又凭空增加不少小的侯国。这表面上是皇帝的推恩,实际上进一步分割了诸侯的土地和权力。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向中央叫板,长期困扰汉朝皇帝的诸侯王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推恩令”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目的,这一建议的提出者主父偃大有功于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化。主父偃起初反对征伐匈奴,但当对匈战争成为汉朝的基本国策,汉军又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初步胜利后,他转而支持战争,并最早提出在新夺取的河套地区设置朔方郡。他认为朔方北依黄河,土地肥沃,若在此设置城市,不仅可以作为出兵的据点,且能发展生产,直接补充军需,从而减省大批用于运输的人力物力。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夺取的河套以南地区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以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在对匈奴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
主父偃凭借自己的机谋才智,解除了困扰汉武帝多时的一些大麻烦,加上在立卫子夫为皇后和揭露、审理燕王刘定国谋反案件中,又为武帝立下别人无可替代之功,因此汉武帝对他更加倚重,他在朝臣中的地位亦随之大大攀升,以至出现了“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的局面。所谓盛极则衰,主父偃在达到人生顶峰的时刻,绝对不会想到灭顶之灾那么快就到来了。
元朔年间,主父偃向武帝告发齐王“有淫失之行”。于是,汉武帝任命他为齐国丞相,令他负责齐王一案的审理。主父偃以前受到过齐王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心中一直怀有怨恨,遂决定对齐王严加追究。齐王知道难以逃脱,无奈之下被迫自杀。这时,曾经得罪过主父偃的赵王害怕他同样对自己进行残酷报复,就先下手为强,伺机向武帝告发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不久齐王自杀的消息传到京师,这两件事动摇了汉武帝对主父偃的信任,下令将其下狱治罪。“面谀”丞相公孙弘趁机落井下石,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最终导致了主父偃被族诛的人生悲剧。
对于主父偃之死,后人一般倾向于认为其为官贪婪,为人狠毒,有仇必报,缺乏儒家必要的人格修养,导致了与周围臣僚关系不和;此外,他又涉足了颇为敏感的宗室贵族的内部矛盾,其悲惨下场尽管有政敌排陷的因素,但还是咎由自取的。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它忽略了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没有看到官僚贵族之间的虚伪、冷漠对人造成的深深影响。主父偃未得志时,人人弃之如敝屣;主父偃贵幸时,门下宾客上千人。面对这种人情冷暖,司马迁感而发之:“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8年第九期)
稿件来源:《知识就是力量》
新媒体编辑: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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