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里子山名字考——其名字是“巙巙”还是“巎巎”？

康里巎巎《草书张旭笔法卷》（局部） 纸本 35.8×32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里子山名字考

作者：张金梁

内容提要：

康里子山是元代朝廷重臣和少数民族汉学名流和书法家，其名字是“巙巙”还是“巎巎”，今人模糊不清，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五史·元史》特将原来的“巙巙”改为“巎巎”，并注名读音“挠”，学术界多从之。通过对《元史》纂修者考察、俗体字问题研究及蒙古名字译音对照，可以断定子山之名应为“巙巙”，读音为kuikui。

关键词： 巙巙 巎巎 俗体字 蒙古名

康里巎巎《草书张旭笔法卷》（局部） 纸本 35.8×32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康里子山（1295-1345）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朝廷重臣，也是罕见的少数民族汉学名流和书法家。但康里子山的名字是“巙巙”（kuikui）还是“巎巎”（nao nao），后世模糊不清，在当代具有权威性的中华书局校点出版的《二十五史·元史》中，特将原来的“巙巙”改为“巎巎”，并注名读音“挠”，学术界多从之，似乎成为定论。其正确与否，大有讨论的必要。

跋赵孟頫《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行书 30.2×161.3cm 至正四年（1344）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一、《元史》之思考

在明初所修的《元史》（后简称《元史》）中，有《巙巙传》曰：“巙巙，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传。祖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巙巙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辨，法家拂士不能过之。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除浙西廉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巙巙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谥文忠。” [1]由此可知，子山出身元朝贵胄之家，长成后仕途较为畅顺，官高职重，颇受朝廷重用。其爱好汉学博览群书，善真、行、草书，为元代大家。在《元史》中，所有子山之名皆书为“巙巙”。

《元史》修于明洪武二年，总裁官是宋濂、王祎，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明史》谓其：“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2]宋濂在元代生活了五十余年，因博学有史才曾荐为翰林编修辞而不就，后受知于朱元璋，成为明初朝廷文官之首。由于宋氏学问博深，特善治史，故人们尊称其为“太史公”。宋濂生于元朝中期，比康里子山小十五岁，子山去世时宋氏三十五岁。《元史》载：“巙巙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门。” [3]不知宋氏与其有无交往。但子山在去世前一年“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成为宋濂家乡的最高行政官，宋濂对于这位名动朝野的封疆大吏的名字及读音不会不知。虽然《元史》的纂修疏漏较多，但对于列传中熟悉的著名人物名字，应该不会写错。

另外，参预修《元史》的王祎、胡翰、陶凯、曾鲁、汪可宽、赵汸、陈基、高启等，《明史》中多有传，皆为由元入明的中老年学者。子山去世后二十三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所以子山在世时，这些《元史》的纂修者，大都是成年文人，所以对子山名字应该非常清楚。再者，《元实录》保留完整，为修《元史》提供了极大方便。《明史·危素传》载：明军破元都，危素（1303-1372）欲投井死，“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库，往告镇抚吴勉辈出之，《元实录》得无失。”[4]因危素曾为元翰林承旨之高官，“上访以元兴亡事甚悉。同时被征之士有胡翰……等凡十六人，皆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5]危素“（元）至正元年用大臣荐授经筵检讨”，[6]而“至正元年，……是岁康里巙巙以翰林学士承旨亦在经筵，在上前敷陈经义”，[7]正为危素的上官。且危素对于子山非常崇敬，拜在子山门下学习书法，到子山至正四年拜江浙平章政事，在一起约四年左右。解缙《书学传授》谓“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素、饶介之得其传授”[8]便指此时。危素比子山小八载，子山去世时他也四十三岁，他对上司、老师之名不会不清楚。危素入明后，在翰林院任职，其与宋濂私交颇深，濂之子宋璲为危素的书法弟子。[9]由此可知，因子山是元末重臣及书法大家，其众多的下属官吏及书法门人活跃于明初，文人墨客对其名讳都非常清楚，宋濂及《元史》纂修者，决不会搞错。

康里巎巎《致彥中尺牍》纸本 30.8×55.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俗体字问题

对子山之名提出异议是清人，乾隆四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聚集了齐召南、杭世骏等文人学士对选定的前朝蓝本进行整理，并将考证附于各史每卷之末。《元史》校勘者之一官候补直隶州知州王祖庚，他在《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后附言云：“《巙巙传》，臣（王）祖庚按：《字典》云：巎音挠，俗作夔者误。”[10]所谓《字典》当指《康熙字典》，然其中明确指出：“巙，渠龟切”；“巎，奴刀切”，没有王氏所按内容，方知王氏将《正字通》错为《字典》，而所按之意亦模糊不清。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卷三十四亦附有校勘曰：“巎巎，据至顺四年巎巎手书《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见《三希堂石渠宝笈法贴》）题款改，《类编》云：‘《正字通》云：巎音挠，俗作巙者误。”[11]不难看出，其是在王祖庚之说的基础上考证而成的，由此便直接将《元史》中所有“巙巙”之名改为“巎巎”，并注明读音“挠”。由于中华书局点校本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因此学术界、教育界凡涉及到康里子山之名时，都书为“巎巎”而读音为“挠”了。

阅读子山手书不难发现，不仅《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落款为“巎巎”，诸如《谪龙说》、《跋赵孟頫〈常清静经〉帖》、《奉记帖》、《竹温台碑》、《宣圣庙碑》、《达摩大师碑》等款书皆如此，这正是后人误解子山名字的原因所在。试想子山为元朝晚期名扬四海的人物，而宋濂等《元史》纂修者都有机会看到子山众多作品及款名，为什么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其原因就是他们知道子山款名的本字是什么，应该怎样读法，所以没有被其自书名字所迷惑，在修《元史》时，为了避免造成混乱，用了其名子的正体本字。而后世点校者，发现子山墨迹书名与史书所记不同，没加深入考证便认为《元史》修撰者用了错字而加以改正，恰好误解了《元史》修撰者的一片苦心。岂不知子山手书“巎巎”却是“巙巙”的讹变俗写，并非真是“巎巎”。

关于“巎”、“巙”二字，《说文》不收，《集韵》云：“巙，渠龟切，音逵，人名。”《玉篇》云：“巎，奴刀切，同峱。”《说文》：“峱，峱山也，在齐地，从山狃音。”从古字书中可知，“巙”字宜用于人名，而“巎”字同“峱”，特指峱山，是齐地的古山名。实际上“巙”、“巎”为形声字，其义与“夔”、“夒”有密切关系。《说文》：“夔，魖也，如龙一足，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古有“舜臣名夔，典乐之官”[12]，故后人名亦多用之。历史上曾有起名不能用神物之说，所以人们将夔字加上山旁进行改造，暗存其义更增气势，专用之于人名，虽然书写繁琐，但世人皆识。《说文》：“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夂其手足。”段玉裁注曰：“《诗·小雅》作猱。毛曰：猱，猨属；《乐记》作獶，隶之变；郑曰：獶，弥猴也。”[13]由此可知峱（巎）山之名，应与有此类猴子有关。而“巎”字只是古峱山之别写，非常生僻，很少使用，况且内涵不雅，子山及其父亲皆为满腹经纶的学者，决不会用此等字为名。

那么为什么子山书款多将“巙巙”写成“巎巎”呢？其中原因便是字体俗写与正写的问题。清人顾南源《隶辨》“夒”条云：“碑讹夒为夔，……《集韵》夒与猱同。此碑（《刘宽碑》）与下二碑（《上尊号》、《繁阳令杨君碑阴》），夒字皆人之名，必无以贪兽为名者，故知其讹为夔耳。《玉篇》夔俗作 ，亦即夒字也。……夒夔莫辨，相仍积习，有所自来。”[14]特别是《上尊号》为魏朝廷所立，碑中有“太仆臣夒”者，则为太仆何夔，《魏书》有传，这说明汉魏时便有将“夔”写为“夒”的现象。近人秦公《碑别字新编》中，“夔”下收别体字十三个，其中四个为夒，证明顾氏所说不虚。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夒”字使用极少近于死亡文字，而“夔”字使用频率较高，为省简笔画而成。“巎”、“巙”为形声字，子山将名子“巙巙”书为“巎巎”，是承袭了历史上汉字讹变俗写所致。元朝廷重视蒙文而对汉字的书写规范性关注较少，子山是书法家，在对自己名子用字书写上更加自由随便，其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渊博，对自己的名字追求奇异用字书写是可以理解的。

乾隆武英殿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对于“巙巙”、“巎巎”的问题，都涉及到了《正字通》。此书是明末清初所流行的字书。《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作者有所考证：“旧本题明张自烈撰，或题国朝廖文英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考钮琇《觚賸·粤觚》下篇，载此书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购得之，因掩为己有，叙其始末甚详。然其前列十二字母，则自烈之时所末有，殆文英续加也。裘君宏《妙贯堂余谈》又称文英殁后，其子售板于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以此也。”[15]《续文献通考》载：“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祯末南京国子监生。”[16]其博物洽闻，颇善著述，明亡入清后，“累征不就，晚卜居庐山，年七十七卒。无嗣，南康太守廖文英重其品，葬于白鹿洞山之郑家冲，书其碑曰：‘清故处士张芑山墓’。”[17]廖文英，字百子，连州人，明崇祯末曾官南康府推官，入清后又于“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18]。由此可知，张、廖交往颇深厚，《正通字》之易主问题不难推知。《正字通》面世后颇为流行，“其视梅膺祚《字汇》考据稍博，然征引繁芜，颇多舛驳，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非善本也。”[19]乾隆武英殿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以此为依据来断定子山名字，所出现的问题不在《正字通》本身，而在对其理解的偏面。《正字通》所谓“巎音挠，俗作巙者误”的记载，了解到“巎”代“巙”现象的存在。而“俗作”的时间，应是距作者相近的元、明时期，在此时期的典籍中，罕见其他关于“巎”“巙”二字使用之处。因此可以断定，元、明时期以“巎”代“巙”俗写的出现，与子山之名广为流传有关系。而明人对于《元史》中子山之名的用字从来没有提出异议，说明他们知道其中奥秘所在，这从反面证明了“巎巎”是“巙巙”俗写的事实。

草书诗书卷之《李白古风诗卷》 纸本 35.0×63.8cm

三、蒙古字之音译

蒙古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统治需要，不得不接触汉文化。但在朝廷乃至全国，大力推广蒙古习俗及文字，规定圣旨等朝廷大制皆以蒙古字书写，“诸内外百司五品以上进上表章，并以蒙古字书，毋敢不敬，仍以汉字书其副。……诸内外百司应出给劄付，有额设译史者，并以蒙古字书写。”[20]连官印也多以蒙古文铸造。并令各路广设蒙古文教授，要求汉人习蒙古文。而在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中，对汉文化的学习非常浅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21]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执笔书写，可见其汉字水平之低下。蒙古、色目人，起名皆用蒙文，我们现在所看到他们的汉字名，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蒙古、色目等贵胄们以便与汉人交往，将自己或家人的蒙文名字借用音近的固定汉字代之，形成汉字名字；二是后人根据元人的蒙古文资料音译而来，若被译者原先有自定汉字名，而译者不知，则可能出现音近字异的情况，如同两个人一样。另外，后世整理元人典籍时，认为以前所译字音不准，便确定标准重新翻译，这样便会出现一个人而有几种汉字名的情况。近人陈垣著《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云：“始余读叶刻本《元秘史》，开卷即见腾汲思名字的水，不峏罕名字的山，与连筠本之作腾吉思、不儿罕者，译音用字不同也。”[22]说明对于蒙古文书籍译音用字有差异，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如乾隆四十九年刻印《四库全书》，重新对辽金元史的译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提要》云：

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从主

人是也。释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元托克托修宋、辽、

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

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案，纳新原本误作乃贤，今改正）

《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称为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

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

宋濂等编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亦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

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

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令馆臣

详加廛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23]

在修定中的，《元史》的改动尤大，对其中众多的元人用语、物名、地名、人名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译。从读音上看，可能更加接近于原蒙古语言。但对于汉人已习惯了的词语再加变动，有不知所措之感。特别是人名，使人更觉不适应。不少蒙古、色目人如泰不华、康里子山深谙汉学，他们选用的汉字名，不只是简单音译，与汉人之名一样重视汉字涵义，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此二人都是汉学者和书法家，有不少汉名落款的诗文、书作、碑刻传世，若重新翻译他们的蒙文名而否定原先的自选汉名，除不尊重古人的意志外，也使后人对历史文献的阅读增加难度，这是学术界一般不用四库本《元史》所译人名的原因所在。

康里子山蒙古文名字为 ，在四库本《元史》中被译为“库库”，《元史语解·人名》卷二十一对此还加以说明：“ （读音）乌枯乌枯。库库：青色也。卷一百三十九作巙巙。”[24]其首先承认了《元史》中子山之名为“巙巙”，又认为用“库库”音译更为贴切而改之。在此我们有幸看到了子山之名的蒙文写法和读音，“乌枯乌枯”的联读音和“巙巙”读音非常接近，而与“巎巎”（nao nao）毫无关系，这为子山之名本字应为“巙巙”提供了铁证。

在此应该说明的是，在《元史》中有与子山蒙文名字相同者，《元史语解·人名》卷十一载：“ （读音）乌枯乌枯。库库：青色也。卷四作阔阔，卷三十四作夔夔，并改。”[25]按，《元史》卷四载：“[中统二年（1261）]阔阔为中书左丞”，时间在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前二十年；而《元史》卷三十四云：“[至顺元年（1330）正月]庚辰，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礼部尚书巙巙兼监群玉司事。”[26]对照可知，《元史语解》将“巙巙”误书为“夔夔”，应是音同所致。四库全书本《元史》将“阔阔”与“巙巙”皆改为“库库”后，造成了很大混乱，《元史语解》自身也不能免，如卷十一“库库”条将《元史》卷四之“阔阔”与卷三十四之“夔夔（巙巙）”混为一人，后者距前者相距近七十年，显然非阔阔之事。而《元史·巙巙传》有子山顺帝时“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的记载，显然此处的“巙巙”是子山无疑。

以上考证，可以断定康里子山的名字应为“巙巙”，为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元史》再版时改正为好。

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传》 作于至顺二年（1331） 纸本 27.8X281cm

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传》局部

康里巎巎《柳宗元梓人传》局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

[1]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398页。

[2]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3]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4]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7页。

[5] [清]夏燮：《明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6] 《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7页。

[7]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

[8] [明]解缙：《春雨杂述》，《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

[9] [明]解缙《书学源流详说》：“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素）、饶介之得其授传，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见解缙《文毅集》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10]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11] 《元史》，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第771页。

[12] 《康熙字典》，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64页。

[13] [清]段玉裁：《说文解文·注》，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23页。

[14] [清]顾南原：《隶辨》，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52、53页。按，中国书店在影印出版时，封面名为《隶书字典》，而扉页标明《隶辨》，特此说明。

[15]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四库全书本。

[16]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七，四库全书本。

[17] 《江西通志》卷七十二，四库全书本。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三《正字通》条，四库全书本。

[19]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四库全书本。

[20] 《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21] [明]陶宗仪：《南村辍耕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页。

[22]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中华民国廿三年二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第3页。

[23]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提要》，四库全书本。

[24] 钦定《元史语解·人名》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

[25] 钦定《元史语解·人名》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26] 《元史》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四期）

作者简介：张金梁先生是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文联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吉林民盟书画院院长、长春儒澜轩书画院院长、长春博士联合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文化专家智库成员：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