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袁枚，字子才，性灵论的独创者。相比较才学，袁枚在性情及思想境界方面更让人推崇。

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章氏，是师鹿之女，知书达理，性情谦和。姑母亦精通文史，家里的姐妹中，大姐、二姐、三妹、四妹，个个读书识字，写诗也都自成一格。家里他是唯一的男丁，其父亲、叔父均在外地为人作幕僚谋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袁枚自小就对女性有着天然的亲近。

男性不在家中，家道又日益衰落，日子过的困窘也在情理之中。自小目睹了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种种艰辛，使得袁枚格外同情妇女。在他心中，始终将其视为弱者和被保护的对象。

姑母早寡，折身回娘家生活，自觉担负起了小侄子的功课。时不时将一些奇闻异事讲述给袁枚听，在有一次讲到干宝《搜神记》里“郭巨埋儿”的故事时，姑母一反常态，对郭巨的行为大加贬驳，并亲自做了一首诗加以斥责。

诗中这样写道:“孝子郭巨虚传名，承欢不辨重和轻。无端枉杀娇儿命，有食徒伤老母情。伯道沉宗因缚树，乐羊罢相为尝羹。忍心自古遭严谴，天赐黄金事不平”。

作完诗，姑母还亲自念给小袁枚听。

想要了解姑母沈氏写诗的意图，必须先得了解“郭巨埋儿”这个故事，传说郭巨，晋代隆虑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了一个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于是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上天感动于他的孝行，主动赠赐黄金，而郭巨也名垂千古。

如今时代，听完这个故事，估计没有几人会大肆宣扬郭巨的行为，甚至会感觉毛骨悚然，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在清朝社会，沈氏以一个妇人慈悲的胸怀出发，敢于直言反驳传统观念，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不光如此，姑母还命袁枚就此事写一篇文章，而袁枚，也不负所望，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郭巨埋儿论》，不仅驳倒了郭巨“孝子”的美名，还将郭巨的真实面目—虚伪、自私、残忍，暴露无遗。这一年，袁枚十四岁。

读到这个故事，我时常为袁枚感到幸运，稚子犹如白纸，品格高低全部依赖大人如何在纸面上挥毫、渲染。现在新闻上“熊孩子”的事迹屡屡见诸报端，让人爱恨加交。

有些家长，用一句:“孩子懂什么，不要和他计较”这样不负责任的话语，轻描淡写掩盖了孩子的恶行。被侵犯的大人，也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倒霉。但有些孩子的举动，已经不能用“熊孩子”这样的词汇概括了，比如前不久报道出的“五岁男童将两岁女童抱进电梯，按下十八层电梯，致使女童在顶楼不幸坠亡”的新闻，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倘若家长都如沈氏这般教导孩子，告诫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更要珍惜他人的生命，悲剧不知会减少多少。

袁枚诗歌观念中的平民色彩也极为浓厚，他主张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地位尊卑，不论男女老幼，不管是寒酸的文人还是女流之辈，只要他们有精彩的诗句，他就大加赞赏。他多次主张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不必出自名家老手。同时提倡劳人思妇，都可以写诗，三百篇也不尽是学者的大作，从而打破了文人对诗歌的垄断。

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主张男尊女卑，而妇女是受偏见阻碍的主要群体。

尼采曾经说过:“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则按照这个形象塑造了自己”。

在男性塑造的社会环境面前，女性自觉遵从“无才便是德”的良训，主动掩没自身才华。有许多女子甚至以自己会作诗、曾作诗为耻，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将诗稿付之一炬。可见，封建毒瘤对妇女的戕害之深。于是，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女性不再是一个有思想和感情的人，而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

受袁枚性灵论的影响，那些一生被束缚在闺阁中的思妇，有了机会把内心苦闷的情感诉诸笔端，怀念亲人，渴望团聚，成为她们诗歌创造的主要内容。不少女学生慕名前来，师从袁枚，随园女诗人一度成为吴地独特的景观。

除了对普通妇女怀有悲天悯人之心，袁枚对另一个弱势群体—妓女，也是珍重爱惜，自诩为护花使者，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保护她们。关于其与妓女的趣事大致有以下两件:

据记载，有一位太守慕名前来，求取袁枚的诗歌，袁枚一时兴起，就加盖了自己私刻的一枚印有“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章，此举引来太守大人的强烈不满与谴责，这下袁枚可沉不住气了，给你盖是给你面子，你竟然认为印章不伦，依我看，虽然今日太守大人你官高一品，但是百年以后，我们走着瞧，恐怕人人都知有苏小小，不知道太守大人您呀！

袁枚的主张想必能把位高权重者气的吹胡子瞪眼睛，以能与钱塘名妓苏小小同乡为荣，将与封建礼教不容的妓女列在了尚书大人的头上，不能不说是真性情。他这种前卫的平等意识，在当时社会也无异于石破天惊。

另一件事则与自己的幼时好友杨笠湖相关。两人是总角之交，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呢？袁枚曾经将自己的女儿寄到杨笠湖那里抚养。可是私交甚好的俩人竟然因为一个梦闹翻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杨潮观有一年当乡试的考官，阅卷期间，打了个盹，梦到一个江南美女揭帐低语，让他照顾一下写 " 桂花香 " 的卷子。杨潮观后来发现一张黜落的卷子，上面果然有 " 杏花时节桂花香 " 的句子，正好主试官嫌之前选中的卷子不够好，让大家推荐写得好的，杨潮观就把这个卷子荐上去了，这人中了第 83 名。拆开卷子一看，原来这人是明朝名士侯朝宗的后代，那梦里托人的美女则是名妓李香君。

两个人在一起时，杨笠湖曾将这件逸事宣扬给袁枚，袁枚也大加赞许，并将这段佳话记录在《子不语》一书中。

不料，这一举动引起了杨笠湖的强烈不满，他发文以严词厉句，慷慨激昂的予以反击，否认此事。杨笠湖晚年为声名所累，内心深处传世扬名的愿望又在隐隐作祟，这下，可捅了蚂蜂窝了。想我们的袁大才子何许人也，对待伪性情是直言驳斥，毫不留情，酣畅淋漓地吐出了一大段话:谚云：“行行出君子”。妓中有侠者，义者，能文者，工伎艺者，忠国家者，史册所传，不一而足。女子不幸堕落，蝉蜕污泥，犹能自立，较之口孔孟而行盗跖者胜……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多么振聋发聩的言论啊，这样前卫的见解非真名士是不敢吐露的。

不光对别人，就是对于自身，袁子才也从来不施加雕琢，对于留恋青楼，借生子买春的风流事，袁枚也没有讳莫如深，反而笑嘻嘻地承认，针对他的行为，好友赵益送了两句诗: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是其言行的真实写照。

作者：绛洞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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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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