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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玮玮 刘阳
西周以来保留了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的残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立法权、司法权等由君主、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共同执掌。以司法权为例，《周礼·乡士》言：“乡士掌国中，听其狱讼……”但凡地方疑难案件皆报司寇，且由官员集体审理，如若涉及到赦免，只有王享有这一特权。司寇、群官和周王共同决定了疑难案件的审判。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凡有关国家安危之事，皆要委托小司寇征询万民的意见。而为了确保庶民狱讼的公正判决，亦要按照“群臣、群吏、万民”的“三刺之法”依次征求公共意见，以示“慎罚”。古典中国审判的公共理性及正当性由此而来。
春秋中晚期，郑国子产“不毁乡校”之举更是展示了古典中国法治运行的公共理性。乡校类似于古罗马时代的广场，是百姓议政的场所，乃集思广益的变法新举。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郑国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的盛况。但郑国大夫然明担心此法有碍政令畅通，建议毁掉乡校，子产没有采纳，以此树立了子产开明的形象，确保了他在郑国变法改革的成功。
然而，在不毁乡校的舆论环境之下，法令会被邓析这样的鬼才公开指摘，确实造成了官府的被动。邓析曾“数难子产之政”，“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同时，邓析认为在审判中也要坚持公开辩论。他操两可之说，聚众讲学，向民众传授诉讼之策，被誉为讼师鼻祖。《左传·定公九年》记载，此举令子产的继任者驷歂难以应对，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子产有忍受邓析的胸襟，但驷歂没有。邓析虽然被杀，但其观念却被接受。此后，乡校并没有因邓析而遭到废除，郑国人当然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因此，他们选择了“许庶人之议”，开放了公共理性讨论的平台。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直言》梳理了历史上“许庶人之议”的著名事例，他认为《尚书·商书·盘庚上》早有告诫：“小民有欲箴规在上者，臣下不能塞抑。因为在上者并非圣人，言行并非尽善尽美。”《尚书·周书·洪范》也强调：遇见大疑，就利用卿士、庶人、卜筮一起谋划商量，看结果是“从”还是“逆”，即拥护还是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周书·洪范》原文称：“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顾炎武解释：“夫庶人至贱也，而犹在蓍龟之前。”这表明，即便是在相当原始的商周之际，依赖卜筮决事的作法只是最后一步，只有穷尽了人间智慧后，才可付诸蓍龟。这成为古典中国之所以看重集体审判的理论之源。
不过，正如顾炎武所言，“许庶人之议”的传统虽被历代帝王接受，成为塑造帝王敢于纳谏、开明圣贤之形象的必备要素——以唐玄宗为例，不仅关注少数派元德秀的不同做法，而且关注另类者白居易的规谏之言，然历史上真正贯彻者则很难持之以恒。
顾炎武并没有彻底解释清楚为何在审判中要坚持“许庶人之议”，这看似是舆论干预司法，更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代法治理念相违背，不过在古人看来颇合逻辑。
“许庶人之议”“致万民而询焉”在古典中国审判中具体表现为“中听狱之两辞”或“无私家于狱之两辞”，此乃周人秉持“明德慎罚”之当然要求。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西汉发展为“德主刑辅”，到唐代定型为“德本刑用”的政教论，延续至今成为“德法共治”的新时代法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