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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先生，春秋时期郑国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名侨，字子产
子产（？--前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名侨，字子产。其父乃郑穆公姬郑之子姬发，字子国，又称公子发。郑穆公在位22年，先后与楚国、晋国结盟，以免遭遇亡国之险，并与楚国联手，讨伐宋国，击溃宋军，从中渔利。郑穆公子孙繁盛，两个儿子公子夷、公子坚先后继位，是为郑灵公与郑襄公，另外七个儿子，子罕、子驷、子丰、子游、子印、子国、子良，皆强悍有力，其后裔成为七个势力强大的世族，史称“七穆”。子产老爹子国跻身“七穆”之列，这就使子产具备了浓烈的“红色基因”，不过，他对此似乎没有一点光荣与自豪，遗世而独立，其言行常常引人侧目。
郑简公十二年（前554），“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史记·郑世家》）。至此，弄权误国的子孔被诛灭，子产晋位正卿，开始执掌国政。概括子产之为政，一言以蔽之，曰：“必以德。”他说：“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自古以来，德政犹如漫漫天雨，滋润天地与民心，所谓“德薄天地”，浩浩乎不可止息也！
子产执政之核心，就是厉行改革，以改革为纲，纲举目张
子产执政之核心，就是厉行改革，以改革为纲，纲举目张。其一，实行“田洫之制”，削减贵戚特权。所谓“田洫”，孔颖达释曰：“为田造洫，故称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过制。”贵戚世家滥占土地，恃强凌弱，鱼肉百姓，必须制止。这项改革之要害，就是限制贵族滥占土地，划定公卿与士庶的土地边界，对私田按地亩课税。其二，实行“丘赋之制”，减轻百姓劳役。《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杜预释曰：“丘，十六井，当出马一匹，牛三头。”当时一方里为井，十六井为丘。所谓“丘赋”，即是以“丘”，也就是土地亩数，作为征发牲畜的计量单位，依据土地与人口数量交纳军赋，减轻贫苦百姓的负担。其三，铸法律于铜鼎，昭宽猛之准则。《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那是公元前536年3月，子产令人浇铸一尊“法鼎”，引起轰动，杜预释曰：“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所谓“铸鼎释法”，昭告天下。这一创举，彻底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之忽悠大法。同时，子产提出“宽猛相济”的执法原则，以强化道德教化之“宽柔”，与严刑峻法之“刚猛”相结合，“以宽化民，以猛慑民”，软硬兼施，事半而功倍矣！其四，网络天下高士，务使人尽其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作为执政，子产善于慧眼识珠，辨识各类人才：冯简子先生，处大事而清醒，临危局而善断；游吉先生，形貌端严，且富有文采；公孙挥先生，能洞悉四方诸侯之谋略，且能言善辩；裨谌先生，富于智谋，善于拨弄纷纭乱局——这些当世之才士，子产一律加以提拔重用，有力地推动了郑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作为一代改革家，子产面临着巨大阻力，甚至有生命之虞，他早已置之度外。《左传·昭公四年》载，子产推行“丘赋之制”，受到国人诽谤，有人威胁说：他老爹死于动乱，他如今这么干，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吗？子产断然回答：“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他说，我听说做好事者不改变其法度，才能成功。百姓不可放纵，法度不可改变。清人林则徐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来自子产当初的铮铮誓言。
乡校议论，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禁乎不禁乎，天晓得也
如果说，子产的逐项政治举措，引领了属于他的时代，为后世政治家治理国家点亮了一盏“明灯”，那么，他关于“不毁乡校”的宏论，则敲响了一记亘古长鸣的“警世钟”。且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之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那时候，“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所谓“乡校”，就是古代乡间的公共场所，是人们聚会议事的地方。老百姓闲暇时节凑在一起，七嘴八舌，指斥时弊，抒胸中之臆气，论天下之兴亡。这些言论，当然有不少是指斥执政当局的，亦即“毁谤之言”，这就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不满，郑国大夫然明对此尤为“义愤”，他建议子产当机立断“毁乡校”，取消百姓发表议论的阵地，不许他们乱发议论，毁谤朝政。子产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并发表了著名的“不毁乡校论”。
乡校之议论，与山林之喧呼，两大风潮，刮了数千年，依然如故也
概乎言之，其要点有二：第一，他主张把那些“乡校议论”当作为政之“良师”，“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在此，子产是把老百姓的好恶当作衡量执政者善否的标准：凡是老百姓喜欢的，就继续贯彻执行；凡是老百姓憎恶的，就坚决加以改正。此即所谓“坚持群众路线”也！第二，他主张把那些“乡校议论”当作苦口之“良药”，认真听取，以检验执政之得失，纠正失误与错误。他说，为政者只有行于忠善，才能减少人们的怨恨；而依靠威权堵住众人之“口”，犹如“防川”一样，防不胜防啊，一旦爆发，“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子产的这番宏论，可谓言简意赅，足警后世矣！然明听罢，惭愧地说：我如今才明白了您的威望究竟从何而来，如此行政，实在是郑国之福啊！
在两千多年前，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允许人们随意议论“执政之善否”，这对统治者来说，就已经十分不易了；而子产身居卿相之高位，力主保留“乡校”，倾听百姓呼声，关心百姓疾苦，把他们的议论当作“良师”与“良药”，并且因此而调整其统治政策。这样高明的见解，在遥远的古代，实在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郑国在子产的英明领导下，犹如一条沉浮在战国乱流中的航船，载沉载浮，度过了一段风调雨顺的和平岁月。郑简公十九年（前561），简公感于子产之德，“封子产以六邑”，以表彰他的功绩，子产反复谦让，最后“受其三邑”。
这时候，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权斗日趋剧烈，剑拔弩张，郑国隐隐然潜伏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年，江南吴国使者季札先生前来拜访子产，季札是著名贤者，品德高尚，识见深远，为了让贤不做国王，不惜跑到舜过山 （位于常州与江阴交界处）隐居种田。他告诫子产，“郑之执政者侈”，恐怕大难将至，让他早做准备。子产频频点头，心头涌起万般无奈，感觉了个人力量之渺小，实在难以长时期独臂擎起江山之倾颓。不久，郑国内乱再起，“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这一轮的宫廷绞杀，像以往一样残酷，公子王孙纷纷人头落地，当滴血屠刀在子产头顶挥舞时，有人出来阻止说：“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虽然安然度过了这次生命危机，但人之生，必有死，子产当然也不例外。公元前522年，子产辞世，“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就连孔夫子听说子产死了，也为之下泪，连连叹息说：“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岁月的长河冲走了泥沙，却为后人留下了亮闪闪的珠贝
郑国执政子产先生因为行仁政，创宏业，且海纳百川，“不毁乡校”，而被著之竹帛，恒远流传。今日重温子产先生那一席关于保留乡校的泠泠话语，依然滴沥如新，震响耳畔。岁月的长河冲走了泥沙，却为后人留下了亮闪闪的珠贝。可惜的是，许多封建统治者根本不相信子产“那一套”，习惯于“防民之心，堵民之口”，结果到头来，“大决所犯，不克救也”，江山陆沉，大厦崩摧，他们自己也被淹没在人民群众愤怒的汪洋大海里了——这种种可悲之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重复上演着，悲夫！
2019,3,4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