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

本文作者，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

一、事前的筹画

如所周知，《资治通鉴》的标点出版，是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和交办的。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与吴晗同是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在一个小组。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吴晗转告范文澜，组织一些人，在一两年内标点出版，以供广大干部阅读。毛泽东还说到读史应有地图，可以把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以供利用(大意)。范文澜也是第一届人民代表，但属河南省代表团，不在一处。大会之后，吴晗来访范文澜，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随即着手筹画，办理数事。

一、安排工作地点。组织标点，需要有工作空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成立不久，工作用房还很少。历史三所即近代史所也难以腾出用房。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由他出面向北海公园借用未开放的画舫斋小院，作为工作地点。此处环境幽静，清雅宜人，无外界干扰，颇适合于专心工作。

二、组织工作委员会。标点工作需由科学院三个历史所和高等学校调聘专家，其他事务也需要有关方面协调和支持。经与各方协商，11月初组成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插图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委员有：黄松龄(高教部)，董纯才(教育部)，黎澍(中宣部)，金灿然(出版局)，翦伯赞(北京大学)，顾颉刚、尹达(历史一所)，侯外庐、向达(历史二所)，刘大年、王崇武(历史三所)。委员会没有固定会议制度，只在有事要办时与有关委员联系。当时标点《通鉴》与改绘杨图一并办理。后因改绘杨图涉及问题较多，两项工作分别进行。改绘杨图由吴晗负责，范文澜专管标点《通鉴》。

三、组建标点工作小组。工作委员会是协调机构。另设标点《通鉴》小组和改绘杨图小组承担实际工作。标点工作量大，参加人员在北京地区选聘。经商妥参加工作的人员有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历史一所)，容肇祖(哲学所)，王崇武、聂崇岐(历史三所)，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北京大学)，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小组指定王崇武为召集人，各项事宜由范文澜裁决。

四、邀请顾颉刚。顾颉刚原在上海。1953年末，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第二所。范文澜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和第三所 (原近代史所)所长，参与筹建。毛泽东曾要外交部的陈家康转告范文澜，把顾颉刚调来。陈家康当时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雅好古文字学，1949年曾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外关系史讲座。陈家康向范文澜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转达毛主席的意见说：告诉顾颉刚，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讲历史(大意)。范文澜与顾颉刚原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顾氏曾因病辍学，所以毕业晚了一年。两人早年多有交往。1954年8月，顾颉刚应聘来京，到历史一所任职。标点《通鉴》小组中，顾氏年事最长，且曾从事过《史记》白文的点校。范文澜曾敦请顾颉刚主持标点工作。顾氏表示，此事非范老亲自主持不可，他可以校阅书稿，担任“总校对”。1954年11月顾颉刚即到北海公园画舫斋，与王崇武一起开始工作。

二、标点工作历程

标题《通鉴》工作小组建立后，在11月间开过两次全体会，讨论工作方法，制定计划。《顾颉刚日记》对这两次会议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等记录甚详，录出如下：

十一月八号星期一(十月十三)。到三所，三时开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会，迄六时毕，即在三所饭。今日同会同饭：王崇武(组召集人)、贺昌群、聂崇岐、容肇祖、齐思和、张政烺、邓广铭、何兹全(以上均组员)、范文澜(委员会召集人)、徐调孚(出版事业管理局派来参加)、蔡美彪(笔录)。

十一月廿九号星期一(十一月初五)。到第三所，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自三时至六时。进餐后归。今日同会同席：范文澜、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张政烺、邓广铭、何兹全、容肇祖、叶圣陶、徐调孚、蔡美彪。经过两次会议讨论，主要议定以下几件事。

一、确定选用的版本。《资治通鉴》世传版本甚多。会议商定选用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此本不仅有元胡三省的音注，而且将《通鉴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亟便检阅。书末附录《释文辨误》也足供参考。标点这一版本，既可供广大读者阅读，也便于研究利用，是较好的选择。

二、采用章钰校记。章钰，字式之，长洲人。师从俞樾(曲园)，曾参与《清史稿》的编修，精于目录、校勘之学。1928年刊行《资治通鉴正文校宋记》，据宋刊本九种、明刻本一种及前人校记，校出胡刻本误字万字以上。此书是章氏的代表作，也是《通鉴》的最佳校本。会议商定，标点本采取章氏校记，分注于正文字句之下，注明“章校”。无关重要的异文和误校，不予采录。章氏未校的胡刻本漏误，酌予补正。章氏原有《校宋记述略》，作为序言，历述所据版本源流。标点本刊于卷首，以明所据。标点本《通鉴》采用章校而不再另作校勘，因而只称标点，不称点校。

三、标点符号的应用。标点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标点符号用法》原为语体文制定，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古籍。哪些符号可用，哪些不用，需首先有个共识。第二次小组会特别邀请出版总署副署长、语文专家叶圣陶先生到会。大家就一些标点中的难题，向他提出请教。经过讨论认为，一时难以制定完备的古籍标点条例，先就标点、分段订立几条原则，开始工作。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再进一步制定凡例。

四、商订工作程序、计划。小组会上商订了分工标点办法，参加者各承担若干卷，完稿后统交王崇武汇总，送请顾颉刚总校定稿。初步计划，自开始工作之日起半年内陆续完成各卷的标点稿，一年内复校定稿，一年半左右出书。

两次小组会相隔二十天，有些参加者已开始标点。第二次会后，按照承诺的计划，分头工作。标点稿陆续汇总，校阅工作随之日益繁重。《顾颉刚日记》对此屡有记叙。1954年11月15日记：“看王之屏(王崇武字)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校正他人之误点，其不复喘息可知也。”11月27日记：“德均(历史一所张德均)来言，尹达不欲予在《通鉴》费去太多时间，盖犹是本位主义也。”1955年1月14日又记：“崇武逼予校勘《通鉴》，企虞逼予缴《辨伪丛刊》稿，尹达逼予作批判胡适文字，燕义权逼予寄《秦汉方士与儒生》稿，我非三头六臂，如何支付，为此一紧张又大失眠了。”顾颉刚因有其他工作和身体关系，一再提出延长计划或增加人力。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颉刚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他参加者的标点稿。四人各自的标点稿，彼此互校。据顾氏日记，复校小组第一次开会是“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组织工作的这一改进，加快了工作进程。至1955年6月底开始向古籍出版社交出第一批复校的定稿十册，此后逐月陆续交稿。至11月全部交齐，按时实现了原订计划。

三、出版诸事

标点稿完成后，交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范文澜主持下，商讨了出版前有关诸事。

一、标点说明。标点工作原打算形成一个标点凡例，几经修改仍嫌不够成熟，不能定稿，改为标点分段的几点说明，刊于书前的总说明中。书前的总说明称为《标点资治通鉴说明》，包括三项内容：(一)关于采用胡刻胡注本及章校的说明；(二)关于使用人名、地名、朝代名、书名符号、引号及分段办法的几点说明；(三)关于校订胡刻本正文、考异的明显错字及补正胡注漏误字的说明。对于此次标点工作的进展情况只在《说明》的末尾，作简要的介绍。

《标点说明》由校阅小组起草，经范文澜审定，署名“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原来成立的标点《通鉴》改绘杨图工作委员会是工作联络机构，不是专业组织，而且两事也已分别办理，《说明》中不再提及。以“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名义代表全体工作人员，不列名。

二、标点署名。标点工作由领导交办，集体完成，分工情况又经变动，如何署名，需在出版前商定。范文澜主持的学术组织工作，从来不署名。顾颉刚因未能实任总校，也不愿牵头题署。经过商讨，采取了几项办法：

(一)书前的《标点说明》中写“这次标点是十二位同志分担的，另由四位同志组成校阅小组，每卷标点完，一般都经过两次的校阅”。标点工作小组建立时，与会者十人。尔后，南开大学郑天挺、古籍出版社章锡琛也承担了少量标点工作，所以说是十二位同志，不列名。校阅小组四人也未列名，即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

(二)四人小组担任校阅外，也还承担了大部分卷帙的标点工作。其他参加者标点的卷数或多或少，最少者不过数卷。经商定，各卷的标点者复校者名氏依据实际情况分列于卷末，如实记录。标点古籍需要逐句逐字理解原义，实际上也是对古籍的一种注解，不是文字注解而是符号注解。各卷写明标点者名氏，以明责任。复校有所修订，书具姓名，各负其责。大家都认为这是较好的署名方式，如实反映了工作情况，也分清了责任。古籍刊刻，往往于各卷之末，附署校刊姓氏。卷末署名，也有旧例可援。

(三)校阅小组中只有聂崇岐一人始终其事，校阅了全部书稿，付排后全部校样也全由聂崇岐校定。所以，《标点说明》只提到聂崇岐一个人的名字，说是“校阅小组中的聂崇岐同志校阅了全书的校样，又作了若干修正”。聂崇岐字筱珊，原为燕京大学教授，研治宋史，1949年参加翦伯赞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组，1952年划归近代史所，此后即在近代史所工作，在标点《通鉴》工作中全力以赴，贡献独多。1962年病逝。我曾编集他的遗文，题为《宋史丛考》，中华书局出版。

三、著者名衔。《资治通鉴》著者司马光原在各卷下方署名并题署职衔。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各卷题衔并不相同。如第一卷题：“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史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最后一卷即第二百九十四卷题：“端明殿学土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实封一千户臣司马光奉敕编集。”中间各卷的题衔也屡有变动。此书系宋英宗时奉敕编集。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后，进读已成周秦纪八卷，赐名《资治通鉴》。所以，前八卷所署乃是当时的职衔。此后每完成一代年纪书稿，即以写本进呈。至元丰七年(1087)完成全书上表奏进，诏命刻版。此十九年间的变法风波中，司马光或在朝或在外，职衔屡有变动，因而各卷题衔前后不同。标点本对著者衔名的题署可以采取不同办法：一是按照现行署名惯例，只在卷首或扉页题司马光著，不署职衔；一是按原版式在各卷题署职衔，但一律依照成书时的题署，以求统一。商讨之后议定，标点本各卷一依原书的题署，在各卷之前，分署不同的职衔，不作任何改动。因为标点本不是改编本，校勘的任务也只是校雠同异订正讹误，不宜对原有文字任意删改。而且，各卷职衔的不同，还可作为研究成书年代的依据，不宜轻易删除。1945年成书的《通鉴学》的作者张须就曾注意到此点，在书中讲了一段颇有见地的体会：“余读《通鉴》，逐卷题衔，大都历数卷或十数卷而辄易，以此知某卷为任某官时所辑，而李攸之说为不诬(案指李攸《宋朝事实》所载“编修一代史毕，上之”)。循逐卷之题衔而观之，则某时期中进程之淹速与其功力之难易皆可测知。夫温公辑此书以何年进何卷，史传无征，而余得于逐卷书衔处比而知之，亦研究之一快已。”张须据书衔考出《通鉴》各纪成书年代以及在朝在外以书局自随的历程，为研究《通鉴》学作出了贡献。由此可见，标点本各卷一依原署衔名，实是高明之举。留给人们的启示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所谓“统一体例”、“前后一致”不应是绝对标准，从实际出发，才是最高准则。

四、序表全貌。标点本卷首，在《标点说明》和章氏《校宋记述略》之后，刊入胡三省音注自序及元兴文署刊本王磐序，保存了胡刻本的原貌。目录之前载入《通鉴》原书卷首的宋神宗御制序及司马光题记，是了解此书的重要依据。标点本卷末又依原书载入元丰七年十一月司马光进书表及神宗奖谕诏书。进书表由题署同修的范祖禹、刘恕、刘攽联署。其后并照录元丰八年奉圣旨重行校定及元祐元年奉圣旨下杭州镂版，下署主办官员及校对者名氏，均署衔。末附绍兴二年刊板校勘衔名。学者读书往往是先读序言、题记、凡例等文字，以便了解此书的性质、依据及刊布等情况，然后才能研究利用。所以，书前及书末的这类文字，并非可有可无。每见近年出版的点校古籍，往往卷首只有新撰的出版说明。对于官修史籍的诏谕、奏表以及序言、凡例之类的文字，或认为无关重要，移作“附录”，或竟将原文删除，无从查考，多有不妥。标点本《通鉴》不惜篇幅，不避烦琐，力求保持原貌全貌的出版模式，可资借鉴。

文章原载于《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