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这是法家最根本，也是最强烈的治国信念。这种的观点，滥觞于春秋时期的子产。

我们都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墨守成规者将难以突破困境，甚至无法生存。春秋时期，子产作为积极献身于郑国的政治家，在掌握郑国政权后，他面对时代困境所展现出来的面貌，也符合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历史变化观点。

然而，子产并没有著作传世，因此欲探究子产的思想和实践，所能依据的资料只有春秋时期的一些零星记载。根据这些记载，笔者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子产极力维护郑国的国家利益；第二、子产对于“礼”的形式，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第三、子产的“铸刑书”一事，对后代法家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从这三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子产秉持着一种“进化”的历史观点。那么，笔者就来剖析一下这三个结论。

郑国的国风民情

欲了解子产的思想和实践，应当先了解当时郑国的国风民情。春秋时期，郑国“国人”的势力抬头，他们在郑国政治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其中的商人，他们逐渐能够以财富左右郑国的政治局势。

那么，为什么郑国的商业如此发达？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郑国的自然环境恶劣。郑国先天环境多“山林之地”，可谓“土狭而险，山居谷汲”。正因农耕之地不足，所以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农业活动，只能另辟蹊径。

二、郑国的地理位置较好。郑国北接晋，南邻楚，西通周、秦，东有鲁、宋、齐。这样优越的位置，给郑国的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东周列国·春秋篇》弦高剧照

由此可见，当时的郑国是一个商业形态的国家，其国内商人势力很强。我们很熟悉的“弦高犒师”，就发生在郑国，这证明了商人在郑国掌握着一部分的话语权，且势力庞大。从郑桓公受封之后，单独与商人盟誓“共处之”，也可以看出郑国君主对商人的重视程度。

我们都知道，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弊端就在于——商业社会结构较为复杂，而且统治者无法凭主观意志使商人全面平服。

那么，究竟该如何“以简御繁”？怎样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些社会关系？这就成了郑国执政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子产积极维护国家利益

子产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至上主义”。对他而言，国家主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春秋时期，倘若一个诸侯国的主权长期受到侵害，那么这个诸侯国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自主的国家。也就是说，内政能否自主，是国家主权的重要衡量标准。

子产是一位极其重视国家利益的执政者，他把“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对抗强国欺凌的一项利器。众所周知，先于子产的管仲，曾为了“霸天下”而建议齐桓公“三其国五其鄙”，子产执政时也使郑国“庐井有伍”。由此可见，哪怕郑国国力微小，他仍有“有备无患”的觉悟。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和管仲剧照

我们都知道，子产执政时，郑国无力对外开战，也就是说，子产无法拥有“武功”。那么，子产对内有何“文德”呢？

司马迁评价子产：“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笔者认为，子产“仁爱人”的表现，是他作为执政者，对郑国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让步。

正所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从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仁”。当郑国人民在乡校议政、然明建议毁乡校时，子产不仅接受了“庶人议政”的事实，还给予了郑国人民理论上的依据——“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也正因如此，此事被传为了“千古美谈”。

子产一直保留着乡校，把它作为了解民意、知晓民心的重要渠道。他集思广益，并以民众的好恶、褒贬为镜，有针对性地调整国家的大政方针，纠正自己的言行举止。

笔者认为，子产之所以对百姓让步而不废乡校，是因为他担心“犯众怒”的后果，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小决使道”和“闻而药之”。然而，子产的执政看似开明，但如果人民的意志与国家的利益相抵触，他捍卫国家利益的态度仍然是坚决的。由子产“作丘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子产为增加国库收入，而“作丘赋”，此举加重了郑国人民的税赋负担。可想而知，郑国人民当然不会高兴。

面对郑国人民的毁谤，子产的态度是坚定的，他贯彻了自己既定的政策，丝毫没有让步。我们都知道，子产之所以“作丘赋”，乃是由于晋、楚两国索取无度，给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大多数郑国人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作丘赋”的政策自然造成了他们的“反弹”。其实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道理。也就是说，如果此举是有利于国家的，那么国民就不应该计较个人的得失。

对子产来说，国家求生存的长远利益不容丝毫妥协，所以此时不能纵容郑国人民，如若不然，郑国就要灭亡了。

纵观子产的一生，他用心良苦，却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他既要强调国家的利益，又不能忽略人民的利益。正因如此，他对然明的“视民如子”大家赞赏，又批评陈国“不抚其民”、将会导致亡国。

然而，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譬如子产“作丘赋”事件，究竟要如何避免或缓和这样的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具体的文献可以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子产执政时，郑国人民都抱怨他，还批评他“取我衣冠、取我田畴”；当子产执政三年后，郑国人民却感激子产，他们唱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

由此可见，对郑国人民短暂的不利，却对郑国长远的发展大为有利。子产的举措得到了时间的验证，使郑国人民蒙受其利。

子产死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从这种情况来看，至少可以推测出子产“作丘赋”之举，似乎得到了郑国人民一定程度的肯定。

子产重视“礼”的实质

我们都知道，“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德”的具体形式，就是“礼”。

在笔者眼中，早于子产的管仲要求齐桓公“尊王”，其实就是要他恪守对天子的“礼”。从管仲到子产，春秋的局面已经从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变成各诸侯国夺话语权的局面，此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国的利益便是来自于对小国的蚕食与剥削。由此可见，“德”与“礼”，已经不再是大国对待小国的态度了，然而，对于小国而言，“德”与“礼”，却是其得以生存的理论根据与“护身符”。

《东周列国·春秋篇》管仲剧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子产以“德”与“礼”来牵制和敷衍大国；另一方面，子产要求大国应对郑国有“礼”。这两点，由子产婉言相劝范宣子停止“重币”一事，和他到晋国“尽坏其馆之垣”一事，就可以得到证明。

而子产在郑国国内对“礼”的具体运用，就是他对国内诸大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约束。管仲曾经以“礼”尊周天子，而子产却是以“礼”尊郑君。至于他后来弃“礼”而“铸刑书”，实质上也是对大夫权力进一步削弱。

子产“铸刑书”

子产一生最特殊的作为，就是“铸刑书”一事。他虽然推行了这个措施，但其理论的建立，并不是由他完成的，而是后来战国的韩非子。

由于“铸刑书”是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对传统“礼”的一种挑战和否定，因此引起了贵族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

其中，最激烈的反对呼声，来自于“古之遗直”叔向。众所周知，叔向崇尚“礼治”，他面对“铸刑书”一事，自然会从“礼”的立场发言。大胆分析叔向的心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叔向眼中，“法”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刑律，这也是国家的“秘密档案”，而子产却想要把它公之于众！如果人民知道了法律的具体内容，那么将会依法与上位者争论不休，如此一来，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就荡然无存了，“礼”也会跟着消亡，这还了得！

从叔向警告子产的话——“国将亡，必多制”、“郑其败乎”，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然而，子产却坦言“吾以救世也”。

何其无奈！

笔者认为，子产“铸刑书”之举，固然对旧贵族不利，但这却是必须要做的。如若不然，将再也无法维持郑国的秩序了。

子产的举动，就是一颗“强效救心丸”。他强迫着“千疮百孔”的郑国服下了这颗“猛药”。

遗憾的是，子产“铸刑书”所规定的刑罚，其具体内容现今已不得而知。但从子产的治国理念中，可以知晓其已有法家的倾向了，这也正是新时代法家思想即将产生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