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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位于“承天门街第六横街之北”、“从东第一宗正寺，次西御史台”，其狱就在御史台中。有关御史台设狱，杜佑《通典》有以下说法：
所以，御史台中原无设狱，审案有羁押需求必须将囚犯系于大理寺。据《唐会要》贞观末年御史中丞上奏设狱当为贞观二十二年(648)，又开元中“复奏罢之”为开元十四年（726）。
御史台
贞观年间，李乾祐的理由为囚犯自大理狱押解，可能泄漏案情或狱情。其次，御史调查完毕后，多半为大理寺推翻。基于这些理由奏请在御史台中设狱。就大理寺与御史台的相对位置而言，大理寺位于“承天门街之第四横街之北”。御史台则位于“承天门街第六横街之北”，御史台门受阴阳五行观影响，台门北开。
监狱
宋敏求的《长安志》注引韩琬《御史台记》：“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之义”。如从大理押解犯人至御史台需自第四横街行至含光门街南行，遇第五横街后向东，并过太史监后入御史台北门。如此繁复的路线，的确会产生李乾祐上奏所言的情形。
古代监狱
就两者相对位置而言，固然有泄漏案情的风险。但是，御史台设狱的理由恐怕还是“案事入法，多为大理所反”，因此设立监狱掌控审判流程。有关御史台设狱理由的探讨，隔街往来，恐泄狱情只是借口，实际是大理寺与御史台对于司法权的争夺。可见在司法权的争夺上，设立监狱空间是相当重要历程。
御史第 牌匾
从李乾祐的上奏中，御史狱分为左右二狱。且“由是大夫而下，已各自禁人”，御史台以下中丞、侍御史等皆可禁人。虽然开元年间罢狱，但是御史台依旧禁人于狱。其案例不胜枚举，如韩愈撰〈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提到“下邽令笞外桉小儿，系御史狱。公上疏理之，诏释下邽令”，又如宝历元年（825）崔发因事得罪宦官，敬宗“上怒，收发，系御史台”。
明清的都察院 也相当于御史台
除此之外，尚有许多案例，兹不一一列举。虽然崔隐甫在开元年间奏请废御史台狱，但是迄至晚唐，御史台狱一直持续运作著。
有关御史台狱内部设施与景况，史料可说几乎没有。根据崔湜的〈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狱内可能有一间佛教精舍。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提到“精舍者，武后时众御史共立于台之狱中”，可知碑文立于狱中，精舍可能也位于狱中。
巡抚都察院颁发契尾(乾隆伍年即1740年)
崔湜在〈御史台精舍碑铭〉也提到精舍设立之目的与狱中囚犯有关，崔湜写到“左台精舍者，诸御史导群愚之所作也”。所谓“左台”即左御史台，根据杜佑《通典》注提到：“其左台，本御史台也。又别置右台，右台地即今太仆寺是也”。
清 光绪34年(1908) 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使东三省总督 执照
御史右台于太极元年（712）废，崔湜撰写本文的年代约在西元701年，御史右台尚未废寺，当时左右台分别“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县。时议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是故“群愚”就是御史台狱中的囚犯。从左御史台的职责来看，这些囚犯大部分是中央官署的官员，崔湜写到这些御史台狱的囚犯：
长安城 平面图
这些囚犯顽固、犯法，最后像是疯狗一样反噬自己，进入御史台狱的人一年以千计。于是左御史台的御史们，对于这些囚犯感到怜悯：
希望透过让囚犯在精舍礼佛，使其反省己身罪过。可见御史台狱中的精舍，即是为了狱中囚犯而设，借此可见到唐代佛教进入司法的一个面向。
关于御史台的碑文 拓本
就唐代的监狱空间而言，佛教信仰一直扮演囚犯绝望中救苦救难的角色。自唐临《冥报记》、戴孚《广异记》等书以来，一直强调监狱空间中，囚犯只能借由宗教的力量得到超脱。〈御史台精舍碑铭〉也呼应这样的思想，囚犯唯有透过礼佛祈祷，才能免除己身的牢狱之灾。同时可见宗教力量，进入监狱这个法律空间的情形。让御史等在监狱空间中，建立精舍作为辅助法律的力量。
佛教思想已经进入唐代法律中。且应该借此补充唐律的八议，应加上信佛无罪。这也许有点推论过度。综观整篇碑文，仅是强调御史台狱中的囚犯应礼佛求福，乞求自己可以免于眼前的灾祸，并无信佛无罪的意思。
同时，从〈御史台精舍碑铭〉的语脉也可以发现与御史台狱设立的缘由来看，御史台狱与大理寺三品院一样，都不是长期囚禁犯人的监狱，应是羁押官人进行审问的临时性监狱。所以，才会说设立监狱以方便提审犯人。并且在御史台狱设立精舍，让囚徒祈祷自己能够免除眼前的灾祸。若已经判刑确定，实以无法免除牢狱之灾，也就没有所谓信佛免罪的情形了。
参考文献：
- （唐）张鷟，《朝野佥载》
- 陈登武，《地狱．法律．人间秩序：中古中国宗教、社会与国家》
- （宋）宋敏求，《长安志》
-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
- （五代）王溥，《唐会要》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 胡留元、冯卓慧，《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
- 冯卓慧，《唐宋石刻法制资料考析》
- （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
- （唐）崔湜，〈御史台精舍碑铭〉
- （清）董诰等，《全唐文》
- （唐）唐临，《冥报记》
- （唐）戴孚，《广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