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经济系列文章】

《刘备入蜀前，刘璋治下的益州究竟有多富》

《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

《刘备打跑了曹操，却以经济崩溃作为惨痛代价》

《夷陵之战，刘备不是败于陆逊，而是败于铜钱》

《诸葛亮治蜀初期，蜀汉到底有多穷？》

《“诸葛亮经济学”如何拯救蜀汉？》

追求公平的蜀汉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提到，刘备入蜀后，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加之铸行虚值货币，导致蜀中经济日益衰退。到刘备去世、诸葛亮接盘时，蜀汉经济已经濒于崩溃。诸葛亮通过盐铁专利、开发南中和蜀锦贸易，阻止了蜀汉经济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可能使经济形势重新好转，出现了经济复兴的奇迹。

然而这真的是奇迹吗？

诸葛亮执政以后，蜀汉经济虽然没有将进一步恶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发展。社会活力依旧低迷，和魏、吴相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较低。诸葛亮连年北伐，维持经济不再恶化已属不易，经济发展和真正的“复苏”，恐怕已经不是他当时的第一要务了。

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追求的无怪乎效率与公平。在经济总量较为平稳的基础上，蜀汉政府的收入保持高效，民众的财富积累就一定不会高效。既然效率问题无法解决，就只能在公平上着力改善。

诸葛亮执法公平公正，向来被人称颂，无需在此多言。如果说刘备时期，诸葛亮尚且受制于刘备，会出现放纵法正这种“黑点”；那么在刘禅时代，诸葛亮全面执政，则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这种公平公正的“法治”，依靠的并非制度，而是“人治”。

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是司法制度。秦汉以来推行的司法制度，在蜀汉似乎始终未建立起来。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司法官廷尉，在有关蜀汉的史料里居然从未出现过。虽然蜀汉诸卿已趋于虚化，但传统十二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中，除廷尉、宗正和将作大匠，其余九个皆记载有人担任。将作大匠只是二千石，其执掌、地位与中二千石诸卿又不可同日而语。廷尉在中二千石里都是极为重要者，却不见记载，确实比较奇怪。

当然，没有廷尉，倒不意味著蜀汉没有高级司法官员。疑似者，如章武元年“秋七月，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又如刘琰给诸葛亮写信说：“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在东汉经典的三公九卿制度中，廷尉为正式的“九卿”之一，是独立的最高司法官员

但“致之于理”，其实是交给司法官员、下狱等的代名词。东汉时，齐王刘晃犯事被废，汉章帝称“不忍置之于理”；（《后汉书·齐武王縯传》）安帝说乐成王刘苌骄淫不法，汉安帝也说“不忍致之于理”；（《后汉书·乐成靖王党传》）又如汉末，在毛玠涉嫌谤毁案中，和洽曾说曹操“不忍致之于理”。（《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可见，有关秦宓、刘琰的史料，只能证明蜀汉有相关的司法官员，但并不能证明有廷尉或能具有相等职权的官员。

如果说蜀汉的九卿只是空架子，实权归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或尚书台，然而两汉时期，分曹治事中掌管司法刑狱的贼曹、狱掾等在蜀汉史料中也不见记载。

司法官职可考者，似乎只有督军从事。如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三国志·蜀书·杨戏传》）何祗“后为督军从事”，“常奄往录狱”，又“读诸解状”。（《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督军从事之名，显然仍是战时政府的官职。做个不恰当的比较，蜀汉的司法权力，是由战时军事法庭来行使的，汉代民事司法机构的框架，在蜀汉不是没有建立，就是微不足道到不足以记载。

独立的监察机制不存

司法制度有缺陷，但并不缺失，终究不妨碍日常的执法。然而蜀汉的监督机制，似乎从未建立起来。东汉最高监察长官为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亦形式一定的监察权。蜀汉虽然也设有二职，但情况和东汉完全不一样。

先看御史中丞，可考者只有孟获、向条二人。孟获为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未有监察官员之例，统战意味浓厚；向条为向朗之子，景耀中（258－263年）为御史中丞，然亦无事迹可寻。（《三国志·蜀书·向朗传附向条传》）而且蜀汉相关史料中，亦无任何关于御史的记载。这不禁让人怀疑，蜀汉的御史中丞，是否也是虚职？蜀汉是否根本就没有御史台？如果没有御史台，那自然也找不到任何御史的影子。

孟获、张飞，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和“监察官”联系在一起

再看司隶校尉。蜀汉担任司隶校尉者，只有张飞和诸葛亮两人。张飞在章武元年（221年）四月以车骑将军领任司隶校尉，六月即卒，监察根本谈不上；张飞卒后，诸葛亮即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张飞传》《诸葛亮传》）但诸葛亮既是丞相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这就在制度角度谈不上独立的监察权。特别是刘禅时期，诸葛亮又领益州牧，司隶校尉的官职就此寝废。蜀汉的司隶校尉象征意义更大，从来都没履行过独立的监察权。

总之，制度化的、独立的监察制度与监督机制，在蜀汉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当然，亦有可能由司法机构（如督军从事）代行监察权，但与昔日御史系统独立行使监察权又不可同日而语。

诸葛亮事必躬亲，是为了以“人治”维持“法治”

蜀汉政权从奠基开始，就有非常明显的战时政府特点，军事化管理色彩浓重。这是因为，蜀汉作为三国之中实力最弱者，要想在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中处于不败之地，并努力打破僵局振兴自强，就只有比魏、吴两家更多地集中权力、获取资源。

然而，权力越集中，“法”对于“权”的作用就越弱，尤其对于权力顶端的制约作用，全靠权力自我约束。也就是说，权力越集中，公平公正就越依靠人本身，制度的作用反而被削弱。因为权力在人手里，而不在制度化的组织手里。这不是说集权者一定在主观上要撇开制度，而是制度在客观上确实已无法对集权者实行有效制约。所以，蜀汉的法治其实具有极强的人治特点。

由于独立的监督机制不存，监察机构瘫痪，诸葛亮为维持公平公正的清明政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事必躬亲。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史料中一抓一大把，有些甚至耳熟能详：

事必躬亲，都是逼的

亲自校簿书校到满头大汗；（《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蜀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

为了追查斧子的质量问题，亲自找作部做实验；（《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

为了杜绝懒政荒政，亲自考察督军从事何祗；（《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最著名的，当然还是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噉食不至数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

不是诸葛亮选择了事必躬亲，而是高度的集权逼迫诸葛亮事必躬亲。蜀汉经济的稳定或“复苏”，从制度层面讲，不过是诸葛亮以透支身体代替制度，来勉强维持的。

蜀汉的经济，如同蜀汉的政府机构运作，亦如同诸葛亮自己的身体，全凭憋住的一口气。但是人都要喘气，这口气早晚会松；不松，就会憋死。

后诸葛亮时代：经济再度衰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蜀汉的复苏时代结束。

以竞争视野观察，蜀汉在短期内，通过损耗社会活力和透支社会未来财富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以集中力量打破僵局，其实无可厚非。

这就好比不同阶层的人奋斗。

富家子可以有大把的精力、财力用于全方面发展。而穷家子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于一方面，比如考学或做生意。这是穷家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不仅如此，穷家子还要牺牲大量的娱乐时间，加班加点，充电，熬夜，以透支身体来弥补出身的“先天不足”。

如果穷家子成功了，即可逐渐提升社会地位和改善生活环境，进一步可以选择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抑或健身养生。总之，在竞争中成功脱贫后，他有了更多选择。

蜀汉正是这样的穷家子。在竞争视野下，以曹魏和孙吴的标准来苛责蜀汉，无异于以富家子来指责穷家子的不全面发展、透支健康。免于指责的唯一方法，似乎也只有干脆认输，退出竞争。结局当然是任人宰割。

诸葛亮的北伐

倘若北伐大业取得成功，以目前所见史料看，杂糅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诸葛亮，必然能够推行“育养民物”（《三国志·蜀书·杜微传》）的休息政策。

而后世所有的非议，都在于北伐失败。诸葛亮五伐中原不成，自己的身体严重透支，终于支持不住，秋风星落五丈原。与诸葛亮一样，经过严重透支，开始支撑不住的，还有整个蜀汉的经济。

前文我们提到诸葛亮死后，蜀汉发行了新货币直百。彭信威先生将发行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理由是“刘禅更加恣意于奢侈，蒋琬等人的话未必能打动他”，于史无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141）不过，他在后面提到了孙权铸行大泉五百与直百的关系，似乎更有启发。

吴嘉禾五年（236年），孙吴政府首次铸行虚值货币“大泉五百”，即一枚面值500五铢钱的货币，这比蜀汉的“直百”系列面值更大。

大泉五百初铸时为12克，蜀汉的直百在初铸时在2.3－2.5克左右，重量大概是大泉五百的五分之一，与两者面值的倍数正相符。由此观之，孙权铸造大泉五百，或许即是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举措。在此之前，孙吴境内使用的钱币既有汉五铢，也有新莽时期的虚值货币大泉五十等。蜀汉大规模发行直百，加上之前严重贬值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终于使孙吴承受不住。为了防止铜料外流，乃铸行大泉五百作为应对措施。由此观之，直百铸行的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大抵不会有错。

蒋琬、费祎，已经无力扭转蜀汉经济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先后执政，蜀汉铸行2克以上的直百。然而至迟在15年后，蜀钱的减重又破了纪录。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朱然去世于赤乌十二年，即249年）出土的7枚太平百钱，只有0.9克。特别是还出土了一种叫“太平百金”的钱。这种钱本来也是太平百钱，但因为太轻太小，以致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将“钱”字完整地刻铸在钱币上，于是“钱”字只能刻一半，变成了“金”。（费小路《三国吴朱然墓出土钱币》）太平百金是一种比太平百钱减重贬值更严重的蜀钱，1克的太平百金已可称为“大样”了。

这15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令蜀汉的经济再度衰退呢？

其实，相比于诸葛亮时代，蒋琬和费祎都在努力息兵养民，费祎更不惜制约姜维、屡施大赦，来赢取疲惫的蜀民支持。但显然，蒋琬和费祎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经济恶化。

因为蒋琬、费祎虽然清静无为，但并没有着力扶持蜀汉境内的社会经济复苏，也没有阻止钱币的减重。

长期以来，蜀汉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对民间财富的掠夺；而诸葛亮全力扶植的国营垄断式的经济体系，必然对民营经济产生过度排挤。当红利期过后，社会经济的凋敝也就日渐明显。所谓休养生息，已经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仍以人来做比喻，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无疑是一位生病的穷家子。虽然他的工作有了点起色，但是身体已经隐约出现了问题。此时，穷家子需要的是治病，仅仅是卧床休息已经无法使身体恢复健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