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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
（刘禹锡 公元824年—公元826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白话文：
山不在于高，
只要有仙人居住就会出名；
水不在于深，
只要有蛟龙栖留住就显神灵。
这是一间简陋的居室，
因我的美德使它芳名远扬。
苔藓爬上台阶染出一片碧绿，
草色映入竹帘映得漫屋青色。
这里谈笑的都是博学多识的人，
来往的没有不学无术之徒。
平时可以弹奏清雅的古琴，
阅读泥金书写的佛经。
没有繁杂的音乐搅扰听觉，
没有文牍公务劳累身心。
似南阳诸葛亮的草庐，
如西蜀扬子云的草屋。
孔子说：“这有什么简陋呢？”
《陋室铭》作者介绍
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唐朝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 之称。
刘禹锡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熏陶指点。
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卒，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唐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此后，刘禹锡在朗州近十年。期间，刘禹锡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十二月（公元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次年三月（公元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此后，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次年三月（公元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刘禹锡因母丧才得以离开连州。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此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
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
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
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应物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
刘禹锡深信道教，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
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
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
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
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
刘禹锡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
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
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刘禹锡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仅剩余30卷。而后宋敏求搜集遗佚，辑为《外集》100卷，但仍有遗漏。《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乐府两卷。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本医书，名叫《传信方》。
《陋室铭》作品介绍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
《陋室铭》作于和州任上（公元824年—公元826年）。刘禹锡因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经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名小小的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见刘禹锡被贬，故意刁难之。和州知县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作者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刘禹锡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刘禹锡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陋室铭》全文短短八十一字，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文章层次明晰，先以山水起兴，点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主旨，接着从室外景、室内人、室中事方面着笔，渲染陋室不陋的高雅境界，并引古代俊彦之居，古代圣人之言强化文意，以反问作结，余韵悠长。
《陋室铭》是一篇托物言志的铭文。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它单纯、简练、清新像一首精粹的诗，充满了哲理和情韵。
开篇“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翻出新意，运用诗歌中常见的比兴手法引出陋室，是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颇有哲理诗的精警和含蕴。作者自远而近，次第写来，以并列句式造成顺流直下的气势，随后托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便觉妙语如珠，胜意迭出。写陋室之陋是为了衬托室中主人之贤，而写室中主人之贤，正好说明陋室不陋，这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以下写室之内外之景、室中人、室中事，句句扣住“陋”字，而又不离“德”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写室内外之景，妙在精切地传出陋室的佳处，以诗的语言表现诗的意境。“痕”、“色”二字，变概念化的“苔”、“草”为可感、可视的具体形象。“上阶”、“入帘”，化静为动，写出“苔”、“草”的神态，又将外景引入室内，为陋室增添了勃勃生机，洋溢一片盎然春意。而一“绿”一“青”，色彩鲜明，更映衬出陋室的闲雅、清幽与别致。这两句为叙写陋室中的人和事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写室中人，侧重写与朋友的交往，借以显示作者身分的高贵和性情的高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四句写室中事，表现身居陋室的雅趣，足见作者行事不陋。“调素琴，阅金经”，见出陋室生活之清雅；“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显出陋室生活之安适。一个超然物外、体静心闲的高人雅士形象呼之欲出。作者写室中之人心闲体静，衬托他的勤于修德；而写他的勤于修德，则揭示陋室不陋、令名远播的原委。从句式上看，前二句散句单行，后二句骈俪偶对，骈散相间，颇具韵律美。从写法上看，一二句从正面说，三四句从反面写，正反结合，且“可以调素琴”与“无丝竹之乱耳”、“阅金经”与“无案牍之劳形”又形成呼应和对照，颇见文思之巧。
《陋室铭》最后引证古人、古迹、古语作结。把陋室比作诸葛孔明的南阳草庐、扬雄的成都宅第，意在自慰和自勉。上下古今，浑然一体，包含着无限的情兴和深长的韵味。
《陋室铭》不足百字，篇幅极短，格局甚大。陋室以矮山、浅水相衬，与诸葛庐、子云亭并提，居住其中，有古之贤人、今之鸿儒相伴，真是陋室不“陋”。全文想象广阔，蕴含深厚，有咫尺藏万里之势。
《陋室铭》文章巧妙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首先，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其次，有叙述、描写，有抒情、议论，有染有点；最后一句“何陋之有”，是用典，也是抒情、议论，是点，画龙点睛。点染结合，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
《陋室铭》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四字句、五字句，有对偶句，有排比句，只有最后一句是散文句式，句式整齐而又富于变化，文字精练而又清丽，音调和谐，音节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