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非常鲜明突出的，例如奸诈曹操、仁爱刘备、智慧诸葛亮、忠义关羽、勇猛张飞等等。袁绍这一人物形象也被作者塑造得非常成功,是一个鲜明突出的庸主形象。在小说的前三十二回中,袁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年少有为,追随大将军何进消灭宦官集团;董卓废少帝时他表现出慷慨果敢的豪杰气概;之后他担任讨董联盟盟主，却在对峙中犹豫不前;讨董联盟解散后,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他俨然成为虎踞冀、青、幽、并的北方第一大军阀,据要地,揽人才,叱咤风云,雄.据一方,达到人生顶峰。但由于袁绍好谋无断、外宽内忌,以及有大志而见事迟等性格缺陷以及废长立幼的错误行为,袁氏集团最终为曹操所攻灭。在小说中,袁绍既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重要的陪衬人物。他既衬托出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又有力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更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但毕竟这只是小说中袁绍的形象，要想真实了解袁绍，就必须深入到历史真实的现场，去看袁绍这个人的所作所为。

在东汉末年诸多制据势力中,袁绍辖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域最大、士众最盛、储备最丰、实力最强,最有希望统一北中国,结果却为曹操击费,终至败亡。

而袁绍之所以会失败，除了大战之时他的骄傲轻敌,不善任人之外，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集团内不同地域间士人群体的倾轧。

作为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与外戚大将军何进联合,诛灭了为害深重的宦官集团。军阀董卓窃取胜利果实后,他出奔河北,首举讨董义师,成为关东军的盟主。董卓西迁,不久被杀,关东豪杰纷纷拥兵割据,互相争战,袁绍开始着力经营河北,发展力量。其实,早在起兵讨董卓之前.他便对曹操透露过这一想法。他所以选择河北作为根据地,一是河北距政治中心洛阳较远,军阀力量较少,争夺不很激烈,进退攻守自如,便于发展势力二是河北在战乱中破坏较轻,时人皆称“冀部强实”、“冀州天下之重资”“。三是汉光武帝以河北取天下的先例可能启发了袁绍,清代学者何焯便说:“绍见光武资河北以定海内,故图据之。但袁绍此时仅为勃海郡守，军事供给须仰仗冀州牧韩馥的资助，其谋士逢纪等建议他迫使韩馥让位,否则“无以自立。”当时袁绍兵少粮缺,实力不济。韩馥的心腹谋士耿武闵纯李历等说:“袁绍孤客穷车,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断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其军校赵浮、程涣等说:“袁本初军无斗粮.各己离散......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馥却很快将冀州牧拱手让给了袁绍,这固然与韩馥怯懦的个性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辖区内的士人纷纷归袁弃韩所致.《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说:“截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一些颖川人士陆续投归其幕中,从而在河北形成了一个颍川士人集团,主要代表人物有荀谌、辛评、郭图等人，他们是冀州土著士人,对韩馥却多加排斥。

袁绍在颍川名士的支持下取得冀州,奠定了争锋天下的基业。但是初领冀州牧的袁绍仍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韩馥仍在肘腋之间,虽然已经没有了号令之威权,但其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仍不能不使袁绍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公孙瓒已破擒刘虞,雄踞幽州,对于冀州更是虎视眈眈。何况,在公孙瓒破刘虞之时，天子恰巧派使者段训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公孙瓒于是将所部将帅署置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安置了一批郡守县令,摆开了架势要与袁绍一争高低。对于袁绍来说,安内与攘外必须双管齐下。袁绍深知自已取得冀州不仅是利用了公孙瓒向韩馥施加压力,更主要的是，韩馥手下的颖川名士在关键时刻倒向了自己。袁绍同时也看到,韩馥之所以失掉冀州,固然由颍川名士的背弃,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韩馥既不信任也没能有效地利用冀州名士所拥有的实力。因此尽管袁绍跟韩馥- -样并不喜欢冀州人，但当他接手冀州时,他仍然很清楚争取冀州地方实力派支持的重要性,于是,到任之后,起用一批原先不被韩馥重视和信任的冀州名士，如沮授、审配、田丰、朱汉等,借以扭转韩馥时的局面。

袁绍通过提拔任用某些冀州名土,成功地除掉了韩馥，并且在短期内保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一致对外，在界桥之战中取得了对于公孙瓒的决定性胜利。逼走韩馥以及界桥之战的胜利,标志着袁绍最终在冀州站稳了脚跟,其势力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但是,内忧外患一旦解除,统治集团内部汝颍、冀州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便很快凸显出来了。

袁绍接管冀州后，手下的名士按州里地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汝颍名士集团,包括原为韩馥招徕后转向袁绍的荀谌、辛评郭图等颍川名士,以及袁绍从汝南老家招徕的汝南名士;一个是冀州名士集团,包括原来不受韩馥重视后由袁绍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提拔的审配、田丰、沮授等冀州本土名士。但是,这两个集团之间却从一 开始就存在着无法调解的矛盾。

我们知道，以汝、颍、南阳为中心的文化圈的形成,在汉末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这一文化圈的辐射下，兖豫名士享有极高的声誉,而远离这一文化圈的其他地方名土,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则要小的多。各地的名士们虽然已经在文化价值、政治取向等方面走向认同,但还没能摆脱地域的局限走向阶级认同。各州郡的名士往往自视甚高,而对本州郡之外的其他地方名士则不免有所轻视。

汝颍、冀州两个集团的不和最早表现在是否西迎献帝这一政治问题上。以沮授为代表的冀州名士们主张将献帝迎到冀州,而颍川的郭图、淳于琼等却认为迎帝来邺只会增加麻烦。西迎献帝是沮授一贯的主张,早在袁绍刚领冀州牧,向沮授问计时,沮授便曾指出一旦立稳脚跟,就应该“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袁绍最后听从了郭图、淳于琼的意见，沮授等人的主张则搁置一边,未被采纳。汝颍冀州名士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则直接导致了许攸在官渡之战时叛投曹操。

汝颍、冀州名土集团的存在及其利益冲突,始终伴随着袁绍势力的兴亡。汝颍名土的背弃以及对于冀州名士的不信任,使得韩馥将冀州拱手让给袁绍。袁绍对于部分冀州名士的笼络和提拔,稳定了冀州局势,并最终除掉韩馥,解除了公孙瓒的威胁，从而在冀州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起来。同时,袁绍对于冀州名士的猜忌、压制和诛杀，以及对于汝颍名士的偏爱和纵容,又使得汝颍、冀州名士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这种紧张关系后来导致了许攸、张部的叛离从而直接导致了官渡之战袁绍的惨败。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在袁绍死后更加明朗化,表现为各自支持的袁谭袁尚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最终两个集团被曹操各个击破,标志着袁绍势力的彻底覆亡。袁绍作为汝颍名士之一 ,未能正确处理汝颍与冀州本土名士集团之间的关系,导致自己未能成为名士阶层的凝聚核心从而土崩瓦解。

除了内部集团上的矛盾之外，袁绍本人在性格上也存在很多弱点。心理学上把过分的自信被认为是骄傲,是一种不良情绪，而没有自信亦被认为是一种不良情绪,我们把它叫作迟疑。

造成迟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讽刺作家利西膝贝格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某一件事的疑惑不信往往起源于对另一件事的盲目相信。”比方说,盲目相信命运，就会对自己该做什么举棋不定。有的人，由于多次遭受失败,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以后就是有机会,也不敢再作主张,因此也会造成迟疑。也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没有自作主张的机会,久而久之,让他拿主意也拿不下来了。还有的人,或者因为容貌不佳,或者因为性格内向,从小被人轻视,产生了自卑感,处理问题时也可能表现得特别迟疑。

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曾提到河北袁绍,说他“四世三公,门多故吏”,“部下能事者极多",问曹操可否称其为“英雄”。曹操对他的评价则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千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此时,刘备正“勉从虎穴暂趋身”,惟恐露出锋芒,被曹操所害,所以故意说些没见识的话;而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正踌躇满志,所以讲的倒是真话。曹操准确地揭示出了袁绍身上的两重性:他一方面“色厉”、“好谋”、想“千大事”,甚至“忘命";另一方面却“胆薄”、“无断”、“惜身”并贪“小利”。这两组互相矛盾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构成袁绍“迟疑”的性格特征。正是“迟疑”断送了原来在袁绍手.中的好多次机会,使兵广粮足的他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败下阵来,甚至输给了白手起家的刘备一没能在三分天 下时夺得一席之地。

著名的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其中，袁绍的性格缺陷和内部集团的斗争也是葬送河北大军的关键之一。

发生在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一向被史家称之为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交战双方,一方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袁绍:汝南袁氏一族，自袁安以下,四世五人位居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并且袁绍当时已拥有冀、幽、并、青四州之地;而另一方则是阉竖之后的曹操:他机警过人,应变无方,能断大事,并且已据有豫、兖两州之地,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地位。就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认为,曹操以“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以“至弱当至强咽(袁众十余万)。

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袁绍、曹操双方战局在一段时问内处于胶着状态,但彼此都未犯很严重的错误。然而,曹操军队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粮谷不足，这使其不可能进行持久阵地战，而面对兵多将广的袁绍,他也难以求得速战速决。那么,曹操是否可以选择先退军甚至退回许呢?他确实曾经这样想过,并向其重要谋士荀或征求过意见,但被后者所否定。荀或的看法是:“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

在经过半年左右的交战后, 曹操方面军食快告罄。这时其谋士荀攸向他献计让徐晃袭击袁绍运谷车一这种计策不在解决已方粮食短缺问题，而在给对方制造粮食短缺问题。曹操派遣徐晃及史涣击败袁绍所遗押运将领，并烧毁其辎重。不久,袁绍又派淳于琼等五人率兵万余护送运粮车， 这次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运粮车的防护“。沮授向他提出建议:“可遣将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断曹公之钞。”但袁绍并未听从沮授的建议。后者想到曹操可能会袭击运谷车,而淳于琼等尽管率领万余人,仍不是曹操的对手。而袁绍的拒绝显示他仍低估了潜在的危险，

曹操的左右谋士们有时也会出现意见分歧,但他往往能明智地采纳较正确的意见,包括少数人的较正确意见。这实际上反映出曹操本人也是谋略出众的,因此他才能在相互矛盾的谋略主张中做出较正确的抉择。而这与袁绍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袁绍当其谋士在重大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时，多会采纳错误的主张。

史书记载在曹操进袭淳于琼的关键性时候,袁绍获知此消息后, 曾对其长子袁谭这样说:“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可见当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攻拔曹营,而不是先确保己方粮谷不失。因此他在调兵遣将上将重点放在进攻曹营而非救援淳于琼方面。也就是说,他在敌方攻已要害时仍重攻轻守,企图以进攻求得速胜(或迫敌回防)，而非重守轻攻,先确保己方要害不失。他的这一战术选择看似也有些理由,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在机会与风险的两相权衡中, 袁绍并没有认真想清楚这个问题：究竟是曹操能更快攻下淳于琼鸟巢之营，还是他能更快攻下曹操官渡之营呢?长达数月的攻防作战已经证明曹操官渡大营防守是相当成功的,而且曹操离营前肯定会认真布置,留在营中的曹军也必定会严阵以待。而乌巢之营应该缺乏坚固的防御设施,加上淳于琼等人并未加强对曹军袭击的戒备。许攸说过“屯军无严备",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袁绍所派将领攻下曹营之前淳于琼等已经被曹操击败了。当时张部与郭图在袁绍前曾展开辩论, 张卻提出“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则说:“合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

袁绍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关键时候的战术选择上犯了严重错误,而这种严重错误与他在战役指导思想上存在问题也有关系。曹操、荀或等的战役指导思想可说是固守官渡,并耐心等待良机出现以.一举战胜袁绍。而袁绍较为正确的战役指导思想应该是:在官渡通过攻势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不求速胜耐心等待敌方粮尽后撤,而后再扩大战果。然而，袁绍始终没有确立这种较为正确的战役指导思想

许攸在投奔曹操前已经知道曹营缺粮的情况，袁绍应该也知道。但是他并不想等到曹操粮尽退军,而是期盼在曹操主动撤退前就战胜对方，这是他在曹操袭击鸟巢的关键时候于战术问题上犯错误的心理原因。他之所以有这种心理,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轻敌的一面(对敌方的实力包括防守力估计不

另外他对敌方的战役指导思想也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袁绍这种有问题的心理也是与他有问题的战役指导思想相联系的，他的战役指导思想大致说来就是力求在官渡通过进攻战胜曹操,而非耐心等待曹操先撤退。

如果袁绍不求速胜而求稳胜,采取先求不败而后求胜的立场,在调兵遣将上就会把击退曹操进袭部队置于首位,这样是有较大可能击败这支部队的。如此一来,战局又会大致回复到此前的状态一并且是对曹操相对不利的状态。然而,袁绍缺乏这种求稳胜的思想,在关键时候没有想到必须优先确保已方“不可胜”,在此基础上再求寻机胜敌。

在此还有必要一提的是,袁绍在用人上也有问题。许攸投奔曹操时说“绍遣淳于琼等将万余兵迎运粮,将骄卒惰,可要击也。所谓“将骄”，指的就是淳于琼等骄傲轻敌。如果袁绍派张卻那样的将领守护运粮车，结局或有所不同。乌巢之战进行期间,在张邰提出当尽快派兵救援淳于琼而不是进攻曹营后,袁绍即便决定要攻曹营,也不应派张郃去，而应让他率骑兵救援乌巢,另派其他将领进攻曹营。在用人方面不犯错误对“保己不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而袁绍恰恰在这方面犯了不少错误。

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早在官渡大战前，兖州之战就暴露了很多问题，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东汉末年对天下局势影响甚为关键的一场战争,袁绍参与了这场战争,并趁机占领东郡大部。袁绍虽为曹操盟友，但从战争的整个进程以及结果来看,其于兴平元年的出兵名为助操征布，实则趁火打劫。然其出兵却又止步于占领东郡,给了曹操喘息之机,曹操却借此良机收复兖州，为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影响到之后的官渡战局以及整个历史的走势。

兖州之战是东汉末年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的战争。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我们发现:陈宫、张邈虽叛迎吕布,但三人联合作战的情况几乎没有，一直都是吕 布率领所部与曹操战斗,只决战之时陈宫始与吕布联合,张邈则一-直按兵不动,直至吕布败退,才去投靠,而且兵分三路中也没有张邈的参与。陈宫则更是奇怪，当初曹操东征之前，令其将兵屯东郡。本来按照既定计划，应该是陈宫带领这批部队越过黄河，攻打东阿，可是在其于仓亭津遭到程昱所派部队阻击之后，再也未见其踪影,直至吕布被曹操接连击破后才在东缗率领万余人再度出现。

而之所以在战争前期未见到陈宫、张邈所部,是因为袁绍势力的介人。由于袁绍的侵入,反叛决心本就不坚决的张邈更是不敢轻举妄动,陈宫所部也不得不将攻取东阿的作战计划改为防守东武阳，以阻止袁军西进或者南下,保证吕布侧翼的安全,从而失掉了与吕布并肩作战的机会。后来吕布一再为操所破,形势越来越不利之时,两人决定放弃东郡,转战济阴、山阳郡,以期与操决一死战。成则立足兖州,逐鹿中原;不成便走保徐州,东山再起。张邈则仍固守陈留一隅,坐观成败。

袁绍虽然在这场战争中看似占了些便宜，但后来因未答应臧洪救援张超的出兵请求,激反了臧洪,反而使自己白白陷人入平叛的泥潭当中,《三国志臧洪传》云“绍盛兵围之，历年不下”。在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时间后,城池终于被攻破,但曹操却已趁此良机巩固了自己所能掌控的兖州地区,并进而占领了豫州,迎接献帝都许,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这暴露了袁绍短小的政治眼光，也决定了他最后失败的命运。

官渡之战后,曹操并未乘胜迫击,而是迅速回师,整治内政。这是因为官渡之捷多少有些侥幸,而河北根基未动，难以轻取。何焯曾就此论日:“绍地广众盛,谋议之士附者尚多其兵虽破,未可取也,故归许以养威俟衅。从袁绍方面来说,如果重修内政,协调两大集团的关系,仍然可以割据河北,进而规划天下。但袁绍没有这样做,他完全听命于河南人物,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

因此，汉末名士袁绍的失败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内部集团的矛盾之外，他本人对形势的误判、疏于主动管理以及性格上的弱点，都让袁绍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难以自立，最后走向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