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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曰，是最早表达“说”这个意思的词，所会的意很简单，就是开口发声。“说”的本字是“兑”，所象的形是一个主持祝祷仪式的人（巫觋）在“念念有词”。当“兑”被假借作“喜悦”、“兑现”等意思之后，才加一个言字旁，另造一个“说”来继承它原有的开口表达的意思。而之前承担这一表意功能的“曰”，反而被雅化、书面化，并由此多了一个引申义“称作”。

这一节所曰的，是数字四。春夏秋冬，被称作四时。时，最初的字形是太阳在行进。中国人大约是最早发现季节变换这一自然现象的，在现代科学技术进入农业之前，靠天吃饭是常态。三皇五帝时的王，其威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沟通天地”的能力。观天象，授民以农时，是他们的基本职责。据说在黄帝时期，就有不同的官员分别观察记录日月星辰等天体的运行变化。（嫦娥就是专管观察月亮的官，后来竟被附会成了月亮女神）

浩瀚的宇宙，变化万端。而长期对这些海量的“大数据”进行记录分析，竟也有所收获，原来天道也是有“常”的。与此相对应，地面万物的生长也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太阳逐渐增加了照耀的时间，气温回暖，草木的嫩芽破土而出，这几个现象组合成为一个字，用来表示这个季节，便是春；气温继续升高，草木加快了生长的步伐，农田里，农夫光着脚，手里拿着尖嘴的锄头，这一幅景象化作一个字，便是夏；暑期过去，天气转凉，饱餐之后的蟋蟀，躲到巢穴中不肯出来，这幅图景，便是秋（篆书在规范这个字形时，把蟋蟀的形状误作了禾与龟，把蟋蟀的巢穴误作为火）；冰冻开始，农事结束，给记录这一年事件的绳索两端打一个结，作为终点，这便是冬（冬的本义为终，表示特定季节后，才又造了一个“终”字）。

春夏秋冬这四时，周而复始，循环不休。古人虽然不知道这是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又绕着太阳公转，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但也非常肯定地知道太阳行进的步伐一刻都不会停止，四时中的哪一时也绝不会因为个人的喜好而稍作停留。《三字经》中，对此的总结是：运不穷。

运，最早的意思是军队的调动。军队最大的特点是令行禁止，行必有方。这个运字，说明了四时变化的有序。穷呢？最初的字形描绘的是一个人弯着腰，困在狭小的山洞里动弹不得。根据这一象形，穷的本义是极，是终点。

我们的先民，仅凭一双肉眼，和不多的生活经验，就展现出了超常的智慧，推知四季是运而不穷，真是了不起。

对春夏秋冬四时的认识展现的是先民们的时间感，对东南西北四方的认识则展现了先民们的空间感。

方这个字，意义和字形之间的联系有点含蓄，需要联想一番才能对上号。点下的一横，所象的形是戴在脖子上的木枷；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个站立的人形。这与方向有什么关系呢？在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之前，“法律”也不是严密而规范，倘若有人触碰了族人集体议定的道德或行为红线，便会受到相应的惩戒。比较厉害的一种惩戒，就是赶出部族。这个接受惩戒的人，要被戴上枷，押送到极远极远的地方。这位“方”所接受的惩戒，后来称为流放；所去的远远超过一般族人活动的地方，就形成了最早的方位、方向的概念。“方”要被流放多远呢？从东西南北的字义看，还真是不近。

南，像是用绳索系起来的一种鼓形打击乐器，不见于中原，而流行于闽越。从其流变为一个方位名词的过程推知，“方”大约要从河南山西一带，一直走到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然后押送他的人回来描述说，当地有这样的奇怪物件，以作为不辱使命，没有半路徇私的证据。

北，最初的字义是背，两人背对背站着。出于对阳光的需要，中原文化一向主张面南而居，与此相背的方向，就是北。

西，最初的字形像是一个打包好的行囊，有提手，而无肩扛的部分（加上可以肩扛的部分，就是东，是男人出门的行李了。物品统称东西，这也是个来历），所以是女性出门的坤包。人母或是人妻，出门必定思归。而日落西山时，倦鸟还巢，由此，西也变成了一个方位词。

东，是比“西”更大件的行李。打包好之后，在顶端绑一根木棍以利于肩扛。这个形象显然更适合于男人。男人背这么大件的行李出门，路一定不近，要早点动身。而此时能使其辨明方向，不至于迷路的最好的参照物，莫过于初升的太阳。日出的方向，就是东。

假如这东南西北四方都曾有“方”被流放，那么“方”出发的地方，也就是族人聚居的地方，就是“中”。“此四方，应乎中”，中是参照物，四方是与其对应的方位。再假如，把鼓挂起来敲的“蛮人”也要实行流放的话，他们便是“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就是苦寒不堪的“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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