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广袤，特产丰富，却也是一个天灾频发的国家。在古代时期，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靠天吃饭，上到统治阶级，下到黎民百姓，无不祈盼风调雨顺。

愿望美好，但灾害依然会不断发生，常见的有水灾、旱灾、冰雹，地震等。

中国封建王朝的肇始是秦汉，秦王朝立国短暂，汉王朝前后四百年，建立起一套严密的救灾制度。在盛世时期，天灾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反应，组织有效的救灾工作，最大程度减少百姓的痛苦与损失；在没落时期，天灾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反应十分迟钝，官僚主义严重，人浮于事，没有什么人关心百姓的死活，造成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变为流民，成为摧毁王朝的重要因素。

实质的救灾活动，会因王朝的盛衰，效果不同，但有一项制度，却从始至终坚持下来，这就是弭灾制度。

（古代朝堂）

什么是弭灾制度？

“弭灾”，就是消除灾祸的意思。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古人常常无法用科学加以解释，他们对自然缺乏理解与认识，往往会认为灾害发生，是上天神灵对人间施加了惩罚。为什么会施惩罚，是因为人犯了错误，惹得老天爷发怒。如何消除老天爷的怒气，那就采取各种方式，祈求神灵，消除灾祸。进入阶级社会，这种祈求神灵的活动，就要由最高统治者主持完成。

汉朝建立后，统治阶级高度重视休养生息，密切注意民间的生产生活问题，在数十年间，建立起系统化的弭灾制度，受汉朝皇帝格外的重视。

弭灾制度包含的形式有：皇帝自责与祈祷、更改年号与策免三公、大赦天下。

1. 皇帝自责与祈祷

皇帝身为九五之尊，统御天下，高高在上，即使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轻易承认，哪怕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指望他自我批评，向天下臣民认错，几乎不可能。但是天灾面前，皇帝却要搞一下形式。

汉代儒家学说渐趋兴盛，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施行后，儒家学说真正开始影响到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儒家认为，“天人感应”，每当天降灾害，必是帝王存在过失导致，灾害发生固然可怕，但只要帝王能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及时采取措施自责， 上天定会宽宥于他，既而停止天灾侵害，迎来祥瑞气象。

皇帝自责与祈祷的形式有：

• 素服，避正殿

凡是涉及鬼神、祭祀、敬天的活动，中国人都会身着素服，现代人参加葬礼，依然不能身着艳丽的服装，古人更是看重这方面的礼仪。素服方显诚意，素服方显敬重。皇帝在灾害面前着素服，更是率先垂范，为天下树立榜样。

此外，皇帝与群臣商议国事，一般都在朝堂正殿，朝堂之上，君王为大，端坐于高台之上，群臣都要仰视。而避正殿，到偏殿理政，则表明帝王敬畏上天，在灾害面前，他放下身段，不敢再高高在上，而以一种虔诚态度向上天祈祷。

• 例证：

《汉书.宣帝纪第八》：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

本始四年四月，四十九个郡国发生地震，山崩水出。汉宣帝素服，连续五天不入正殿朝会。

（罪己诏发明者汉武帝）

• 下罪己诏

皇帝会在诏书中对自己进行一番谴责，忏悔自己未能“在其位，谋其政”、尽到职责，两汉的帝王前后颁布多达30余次罪己诏。

• 例证：

《汉书.宣帝纪第八》：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琊，坏祖宗庙，朕甚惧焉。”

本始四年夏天，四十九个郡国发生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汉宣帝颁布罪己诏，说：“天灾的发生，是上天给予人的惩戒。我继承帝位以来，处在朝堂之上，却未能尽到抚育臣民，天下和顺的职责。以至于北海郡、琅琊郡等地方，接二连三地震，就连宗庙都被毁坏，我内心非常恐惧。”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

建武二十二年九月，大地震。汉光武帝颁布罪己诏，说：“刚刚发生的大地震，祖庙所在地南阳郡受灾最严重。本来，大地应该是静止不动的，现在突然剧烈的震动，责任在我身上。都是我的德行不足，不敬天地神明，使得上天将灾祸降临到人间，我对此感到很害怕。”

2.更改年号

自汉武帝创建年号以后，每位皇帝都会拟定自己的年号，往往风调雨顺，要改年号，天下多灾，要改年号，皇帝们都是想图个吉利，与民同贺。

（奔流的黄河）

• 例证：

《汉书.成帝纪第十》：竟宁四年秋，大水，河决东郡金堤。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

竟宁四年秋天，黄河决堤于东郡。汉成帝下诏说，黄河决堤，水淹两州，幸好样尉王延世率人将决口成功堵塞，为此改年号为“河平”，以示庆祝。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第三》：建初八年，京师及郡国螟。诏曰：“朕道化不德，吏政不和。中心悠悠，将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

建初八年，洛阳城及周边郡县发生蝗灾，汉章帝下诏说，蝗灾发生，是由于我没有很好施行德化，官吏没有尽忠职守。我始终心怀天下苍生，为表达心意，改年号为“元和”。

（三公九卿）

3.策免三公九卿

出现天灾，有时不仅皇帝要“担责”，就连三公九卿也不能幸免，皇帝要抓住重臣的过失，给予免职处理，向上天昭示：皇帝是认真治理国家的，不会包庇任何人。

• 例证：

《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永宁元年自三月至十月，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风、雨水。戊辰，司徒刘恺罢。

汉安帝永宁元年，从三月至十月，洛阳城及三十三个郡国，接连出现大风、暴雨等灾害。司徒刘恺被罢免。

《后汉书.孝安帝纪第五》：延光元年夏四月，京师郡国二十一雨雹。司空陈褒免。

汉安帝延光元年四月，洛阳城及二十一个郡国，发生暴雨、冰雹等灾害。司空陈褒被免职。

《后汉书.孝顺帝纪第六》：建光四年夏五月，五州雨水。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汉顺帝建光四年五月，五个州郡发生暴雨洪水。太尉刘光、司空张皓被免职。

4.大赦天下

灾害发生时，统治者还会联想到司法层面，他们会认为，监狱囚犯肯定有被冤枉者：或者是无罪被抓，或者是小罪重判，总而言之，其中肯定有审理不公正的现象。如果重审，会耗费大量人力，干脆进行大赦，将谋反者之外的罪犯，全部释放。向上天昭示，皇帝是怜惜百姓的，是真正关心黎民的父母。

• 例证：

《汉书.元帝纪第九》：永光二年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

永光二年六月，汉元帝下诏说，往年大面积欠收，百姓困苦。亿万百姓，辛勤劳作，却没有好收成，要忍饥挨饿。我身为黎民的父母，德行不足，却大兴冤狱，心理感到很难过。即日起，赦免牢中囚犯。

《后汉书.孝顺帝纪第六》：阳嘉三年五月，制诏曰：“春夏连旱，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

阳嘉三年五月，汉顺帝下诏说，春夏两季，天下饱受干旱之苦，百姓饥苦。我很怜悯他们。现在大赦天下，只要不是谋反罪的罪犯，一律释放。

弭灾制度的影响

弭灾制度，对统治者来说，作用不仅仅是祈祷上天减轻灾害，更重要的是，皇帝带头摆出一种忧国忧民的姿态，以稳定民心。可惜，这种装出来的仪式，还有不小的副面影响：

• 形式大于实效

灾害发生时，最为重要的是救灾。但通常救灾是地方政府在做，而中央政府，在皇帝带领下，在搞这种弭灾活动，虚头八脑的，不仅对减轻灾害毫无用处，甚至耽误中央政府调拨钱粮，安置灾民。而且越是王朝衰落时，这种形式的东西就越多。

• 耗费钱财

既然是皇帝举行仪式，动静肯定小不了，即使是“素服，避正殿”这样的事情，也要弄出一番动静出来才行，否则，怎么能让天下臣民明白皇帝的良苦用心呢。

这样举行仪式，必然会耗费大量钱财，而府库中的钱财，都源自于农业税（还有少量商业税），每一文钱，都凝聚着百姓的血汗。

• 纵容罪犯

皇帝一纸诏书，将监牢之中的罪犯放出去，有些罪犯是冤枉入狱的，也有罪有应得的。皇帝的大赦令，并没有调查犯罪轻重，将他们全部释放，使得真正的罪犯漏网，轻易逃脱惩罚，无法彰显社会公正，更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

汉代时期，就有人指出，每逢大赦之后，奸盗邪淫都屡见不鲜，并屡教不改，有些罪犯，今天赦免，明天重犯，毫无悔意。

过度使用这种大赦令，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正常秩序，影响到百姓正常生活。有良知的官员会默默反对大赦令。

《后汉书.周纡传》记载，勃海太守周纡，每次遇到大赦令后，都会先将府门紧闭，分派使者到所辖各县，尽快处决罪犯，然后再公布诏书。

（古代救灾）

结语

汉代的弭灾制度，与当时人们深信“天人感应”之说不无关系。统治者希望通过弭灾方式，来减轻灾害，稳定民心。可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不会受弭灾活动的影响，弭灾而不能减灾，是赤裸而残酷的现实。

若想将天灾带来的危害，减轻到最小程度，只能依靠各级政府的快速反应，通力协作，真心救助。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只存在于王朝政通人和、主明臣廉时期，两汉时代，这种时期持续时间并不长。

百姓，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生存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