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往熹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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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

往熹译：

孟子谒见梁惠王。

王说：“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什么以利我国吗？ 孟子对答道：“王为什么非要说‘利’呢？只有‘仁义’而已啊！

“王说‘如何利于我的国？’，大夫说‘如何利于我的家？’，士与平民说‘如何利于我身（家）？’，在上位的与在下的相互夺利，国就危险了啊！拥有万辆兵车的国里，弑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拥有千辆兵车的国里，弑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兵车万辆的国里拥有千辆兵车；在兵车千辆的国里拥有百辆兵车，不算是不多啊！如果首先讲求的是‘利’，而把‘义’放在后边，（大夫）不夺国是不会满足的！

“讲‘仁’的人是不会遗弃父母的，行‘义’的人是不会把君主放在后边的。

“王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又何必去谈‘利’呢？” （参考了杨伯峻先生译文）

往熹学：

甲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中的“亦”，我以为应当作“也”讲，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百家纷争、天下征战的局面，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在孟子之前，说惠王的人一定不少，他们对惠王晓之以“理”，动之以“利”，推销自己的学说以干禄求进，故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夫子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什么以利我国吗？”一个“亦”字道尽世风人情，学者当善玩之。

乙 “孟子对曰”以下若独立成篇，乃一绝妙论说文。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起手，先定一章之大旨，其论甚正大，其辞乃洁峻。自“王曰‘何以利吾国？’”至“不夺不餍”言汲汲于求“利”之害，以明“何必曰利”之义；“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言“仁义”未尝不利，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矣”。最后以“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作结，与首句颠倒顺序，其义理昭然。斐然盛章，灿然可观矣！

丙 义利之辨乃儒家一绝大题目，程朱更把天理人欲附将上去，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学者以为孟子此章乃拔本塞源之论，体现圣贤之心，欲明义利之辨，实可于此体会之。兹移《章句集注》诸说供参考。

• 朱 子曰：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 程 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丁 据杨伯峻《孟子译注》，梁惠王即战国时魏惠王魏罃，前369—前319年在位。魏原来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因秦国的压力，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也被称为梁，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惠”是其死后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