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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积 学
1）厚积薄发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明载扁鹊云：“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此诚阅历之言和反躬自责之心声。
但“道”由何来？
明·李士材曰：“熟读而精灵自启，思深而神鬼（按，精微奥妙之义）可通。”
清·何书田曰：“文是基础医是楼。”
何谓基础何谓楼？炎黄文化的文、史、哲是植根深造的“基地”，医之经典及历代医药著作，实为医学素养之“岑楼”。
如何学法？
学须株积寸累，早起一点，晚睡一点，中午少休息一点，而且重在手勤，读书百遍，不如钩玄提要手抄一遍，所谓“心记不如墨记”是也。
尤为重要者，须“临证不忘读书，读书不忘临证”，方能识透玄机。
唐·杜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重在一个“破”字，而非囫囵吞枣。诗文如此，性命之学，更是如此，这就是习医业医者必须具备的厚积薄发之素养。
毛泽东同志在《为肖子升笔记本题词》中指出，学问的“精”和“通”，重在知识的积累，并提出要“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此诚治学之要领。
2）闳中肆外
如何在实践中总结提高？
近代学者汇通学派挥铁樵曾言：“中医虽能愈病，而不能以其愈病理由喻人”，临一证，人言人殊，其识识相因，不能从临床实践中反映出来，此因基础薄而根底浅，故而辞难达意也。
在中医理论第二次主体型发展未形成以前，《内经》即是典型的第一次“总结”。
这部“古代的百科全书”，虽有待于现代化去完善，但其学术思想和传统的理论核心是“整体调节，阴阳平衡，因而获得世界传统医学专家的高度评赞。这就是“道经千载更光辉”的客观依据。
然而，怎样才能进一步充分发挥传统医药的优势？
关键问题在于学术本身。
一是应加强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
二是应积极向现代科学进军，从本质上提高学术水平和中医药疗效。
三是应中西医结合，从宏观到微观，从分析到综合，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使中医药以崭新面目走向世界。
02 求 实
继承与创新这是时代的需求，创新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发展就没有前途。继承仍然是主要的，万变不离其宗，在创新中应认识到根深才能蒂固的规律。
1）治病治人必须首重机体素质
机体的强弱、精神的抑扬是治病治人首先必须识辨的。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也；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弱也；
“壮者气行则已”，强也；
“怯者着而成病”，弱也。
“得神者昌”，气之聚也；失神者亡，气之散也。
“人之生死，是气之聚散”，故察色按脉要论元气精神”。
《素问·五常政大论》云：“无致邪”，指病；“无失正”，指人。必须注意内外环境统一的整体机能。
现代日医在这方面也总结了一条经验，即汉方医疗是“非病的全人治疗”，在把握患者病情主诉这点上，比西洋医学更为优越。
这与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所云：“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一理贯通。真可谓“德不孤，必有邻”，信而有证也。
2）治病治人必须注重与自然气候环境的关系
人体是一个开放系统，与自然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宿患风湿的病人非常敏感；夏令久雨，则生濡泄，脾胃虚弱的病人尤易感新病。故治受病之原，则事半功倍。
“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在“伏主先因”方面，自然因素如此，地理环境的致病因素，亦复如此。
诸如寄生虫病、地方病、职业病，乃至常见、多发性肿瘤二级预防，不仅应注意治疗个体的临床经验积累，更重要的是应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群体医学发展，方可作“苍生大医”。不然，至2000年人人享受卫生保健则难实现。
3）治病治人应注意与心理、社会因素的关系
世界医学模式的改变和“身心医学”的兴起方兴未艾，而祖国医学宝库中则早有明论，如：
《素问·举痛论》就提出：
“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可致头晕目眩；
“恐则气下”，可致软弱无力，甚至二便俱失；
“思则气结”，可致脾失健运，纳呆化迟；
“悲则气消”，可致形体虚弱，气乏无力等…
可见“七情”是人体对外界事物（包括诸多社会因素）的情绪反应。
一般情况下不至引起疾病的发生，但长期受累若超越人体生理活动调节的范围，则会引起体内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和，经络阻塞，脏腑功能紊乱，导致脏腑病理性变化。
而只见其“病”、不见其“人”的医疗方法，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李士材言：“未诊先问最为有准”，使患者坦露心声、反映情结，则可进行针对性的精神治疗。
罗马名医盖伦氏说：“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石、刀圭”，而语言是第一位的。
无数事实证明，良好的心理因素可促进疾病的好转，甚至达到药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不良的语言刺激，会引起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如这些因素不考虑进去，则正如《世说新语》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杀”，司命者岂可对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掉以轻心。
4）治病治人应注意与整体辨证的关系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局部观也。《内经》云：“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不治头而头痛愈，不治脚而脚疾除者，此整体观也。
病“炎”消炎，病“毒”解毒，往往有愈有不愈者，此则因缺乏对人的素质分析，祖国医学启皮毛以治肺炎，用逆挽以治肠炎，温中回阳以治下利清谷，甘温除热以治气虚发烧，此皆整体调节之大法。
03 反 馈
经验源于实践，“学、问、思、辨、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辩证思维。
1）《内经》治病必求于本，旨在阴阳平衡
《内经》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无疑是以整体调节为治疗手段的。
王应震又云：“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止血，无汗不发汗，有热勿退热……识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
张景岳说：“此真知本之言也”。痰、血、汗、热，是疾病的现象，而非致病的根本原因，其根由在于人体素质。若治现象而忽视根本，将不愈反剧。前贤所论之旨皆已阐明“治病必须治人”的道理。
2）脾（胃）为后天之本
这是明·李士材对《内经》、仲景、华佗、洁古、东垣以来之脾胃学说精华的最高概括。
《素问·玉机真藏论》云：“胃者五脏之本也”；《伤寒论》云：“无犯胃气”；
《中藏经》云“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
《医学启源》云“脾虚则精不胜，元气乏力，手足缓弱，不能自持”；
《脾胃论》云“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所以，明·周慎斋亦云：“百病不已，宜从中（脾胃）治”。
然而，“治病求本”行与后天之本有无歧义？
答案是否定的，在治病治人的原则上，后者是前者的补充。
3）治病治人的辨证关系
金·张子和曰：“邪去正自安”，张洁古曰：“养正积自除”。前者着眼在“病”后者着眼在“人”。
《伤寒论》宋本35条麻黄汤证、70条调胃承气汤证、106条桃仁承气汤证、106条瓜蒂散证，即可作“邪去正自安”的依据。
《伤寒论》宋本102条小建中汤证、177条炙甘草汤证、395条理中丸证、396条竹叶石膏汤证，即可作“养正积（疾）自除”的依据。
元·朱丹溪认为：用古人方“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临病人，如操舟之工，对敌之将”，“药随病变，病随药愈。”
《灵枢·经脉篇》云：“虚则补之”（如独参汤救虚脱，此非治病而旨在治人）。“实则泻之”（如三物白散治白喉窒息，此旨在治病从而活人），医不执方，“唯变所适”，此则体现了“医学之方法与精神”。
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祯曾说方法可变，精神是不变的。亦正如宋·许叔微说：“予读仲景书，用仲景之法，未尝守仲景之方，乃为得仲景之心。”即“方可变而精神不变”也。
4）治病治人与遣方用药的关系
唐·孙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此乃遣方用药之圭泉。《论语》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主观、不武断、不执拗、不自私，此亦医生必守的信条。
日医永富独啸庵说：“医为病制，则虽药峻剂大，其病不易治也。医制病，则虽药慢剂小，其病可治也”。因而有慨于日医北山友松之日：“使方而不使于方为要。
假令以中风（伤风）药治咳嗽是使方也。若以风药治风，以咳药治咳，是使于方也。况索病根而治之，诸证不治而自治，乃上乘法”。
《灵枢·经脉篇》云：“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虽言针灸，而仲景《伤寒论·厥阴篇》亦从药治上体现出来。如338条乌梅丸证，病是“蛔厥”，证是“寒热错综，虚实夹杂”。
治疗是病证结合，方法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整体调节，旨在阴阳平衡；以附子干姜治其寒，以黄连黄柏治其热，以人参补其虚，以细辛通其闭，以当归桂枝调和营卫，此药证对应之治。
方中乌梅、花椒、黄连，以蛔得酸则软，得椒则麻痹，得黄连则伏之故也，此药病对应之治，井井有条.丝丝入扣，为后人遣方用药树立了典范。总之，当今中医应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
清·顾亭林云：“昔日之得，不足以自矜，后日之成，不足以自限”。余虽不敏，请事斯语，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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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炳凡，中医专家，湖南汨罗人。1928年从师学医，1933年起开业行医。建国后，历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临床研究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和湖南分会第一、二届副会长。著有《脾胃论注释》（下卷）、《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主编有《湖南省名老中医医案选》（一、二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