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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华南
“年轻人！有决心干30年革命，你不过50岁。接着再搞30年的建设，你不过80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这是1927年，恽代英所言。
那是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解放是那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甘洒热血、以身许国，是那一代青年的信仰。这其中，在众多探索者和追梦者里，一部分先进分子敏锐把握时代前进方向，抓住五四前后的重大历史机遇，开始了通过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旧布新的伟大历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久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早期党员。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就是他们中间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与中国革命史、中国青年运动史紧密相连，“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这位年轻共产党人的伟大民族精神， 始终激荡和鼓舞着有志于救国救民的人们。
青年要“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
1895年恽代英出生，与瞿秋白、张太雷并称“常州三杰”。这个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男孩，从小就勤奋好学，文才出众，被国文老师誉为“奇男儿”。但其时中国正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残酷的社会现实大大激发了少年恽代英的爱国热情。他勤奋好学、奋发刻苦、积极进取，14岁时便阅读了《纲鉴易知录》《饮冰室文集》等书，深为谭嗣同、梁启超的爱国情怀所感动，并经常以谭嗣同的狱中遗诗“我自横刀向天笑”自勉。
1913年，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
1920年，恽代英25岁。2月1日，利群书社正式开业，主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期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社成为武汉地区进步青年的联络站和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2月，恽代英结识了在武汉演讲的陈独秀，陈独秀托他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3月，恽代英赴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持编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16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就是这三本书中之一。”
他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贫弱，不仅要振兴实业，还要普及教育。回到武汉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梦，恽代英与林育南创办了利群毛巾厂、浚新小学、湖北平民教育社，开办了七所平民学校。
1921年7月，时年26岁的恽代英、李求实和林育南、林育英在他们创办的黄冈“浚新小学”内发起成立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这也就是中共正式成立之前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渊源。在1920年代的起点上，恽代英正式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年10月，恽代英赴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年底，恽代英等人获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异常感奋。他们决定解散共存社，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定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
“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恽代英将这三句话作为思想的起点，用文章作带领青年追求真理的火炬。恽代英指出，“皇帝时代的主人翁就是皇帝”，现代社会的“主人翁就是民众”。他主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是要谋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政治，不是要谋任何优等阶级利益的政治”，国民革命是为了谋取“占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强调中国革命只有依靠工农群众、发动工农群众，才能取得成功。
青年爱国更在力行
1920年11月，恽代英应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之聘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师生们久闻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这边恽代英却自己挑着行李先到了学校。孰料，他过于“朴素”的装束让校工把他当作“脚夫”拒之门外。恽代英每年收入不薄，除工资、稿费外，他还翻译外文书籍。可“他房间里很简单，床上铺的被褥是布面的，书桌上只有几本中西文书籍。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其它一无所有”。然而，就是这样朴素的恽代英，却万丈豪情。他曾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恽代英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人人都应该做太阳系，教他周围的人做行星，教行星周围的人做他的卫星。卫星进而为行星，行星进而为太阳系，如此轮回，便是改造中国的方法。”他教育青年人要正确认清形势，站在斗争的前线，摈弃只说不做的恶习，舍得牺牲个人利益，为实现革命的理想，尤其要本着共产主义精神，到被压迫的群众中去，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对此，恽代英提出对有志青年的三个要求：第一，每星期至少牺牲6小时，做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第二，每星期至少牺牲6小时，做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第三，有收入时至少捐其十分之一做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这个倡议引起强烈反应。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恽代英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随后增补为中央委员，并与刘仁静、林育南、邓中夏等组成中央局。自此，恽代英作为团中央领导，投入团建的各项指导工作中。他负责在上海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担任首任主编。那时，他还在上海大学任教，常工作至深夜，饿了就啃大饼油条或烘山芋。他讲课很投入，大热天一连三四个小时，口若悬河。汗水淌下来，他用袖子在额头上一擦，又继续讲下去。
他把自己的一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倾注到青年身上，用文章、演讲，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到被压迫的群众中去，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他指出：“在我们的今天，不是自动地以热血为人类奋斗，便只有被动的受强邻的自由宰割。我们已经是立在背水之阵上了呢。再退缩下去，便只有一条死路。还有人气的青年，上去罢！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的生路，而且亦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的快乐。”他呼吁：“我们拥护中华，拥护中华，救它的危亡，就是救我们自己的危亡，图它的兴盛，就是我们自己的幸福。”
恽代英认为革命青年要把学习和救国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以学术治事业，以事业修学术”。爱国更在力行，就是引领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切实的路上。青年不但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饱学之士，还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为此，他提出青年求知必须注意四件事，即“要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即它需要的程度怎么样；要知道什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什么需要，到什么程度；要知道自己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哪一种需要”。
青年恽代英（右一）与家人合影
“除了革命，没有自己”
作为党内最早提出青年运动必须始终走与群众相结合道路观点的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依靠广大青年和群众的参与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要是革命的，便不应离开群众。他们果真为革命工作，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去和群众融洽起来，探知群众的生活、习惯、心理及要求。我们与群众发生了密切关系，群众才能相信我们，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的宣传群众。这样革命工作，才能有基础，才能成功。”恽代英倡导广大的党员同志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需求，学习群众方法，得到群众信任，这样才能赢得强大的革命力量。
恽代英认为深入各革命势力，考察各群体需求就必须建立属于各革命群体的组织，这样才能听到各阶层群众的声音，及时了解民众需求。在他组织倡导下，武汉的互助社、健学会、诚社等进步团体的先进青年联合起来，创建利群书社，创办利群织布厂、浚新小学，这些都成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的有效形式。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大学等学校工作期间，不仅经常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在课堂内外组织学生展开热烈讨论，组织学生演讲团走出学校，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工农群众中的传播。
中国戏剧家、电影家、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阳翰笙曾动情回忆恽代英在上海期间对青年的影响：“恽代英同志忙得很，白天在上海大学教书，晚上编《中国青年》，同时还要具体指导上海及全国的青年运动，几乎一刻也不能休息。恽代英讲话逻辑严密，鼓动性强。当时的上海大学是上海革命青年的中心，青年们只要打听到恽代英哪天来讲课，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课堂上总是挤得满满的。大热天，代英同志连手绢都不带，一连三四个小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热了，满头大汗，用袖子一擦，又继续讲下去。他那奋不顾身的劲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拼命工作的精神，使大家十分感动。同学们都说：‘代英除了革命，没有自己。’”
“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现代文学家郭沫若曾撰文这样回忆恽代英。从18岁到36岁，恽代英留下几百万字文字资料，记录其思想脉络，且具有前瞻性。许多人多年后回忆自己如何走向革命道路，都对启蒙者恽代英难以忘怀。
“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扰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禁囚。”1931年4月29日，年仅36岁的恽代英和并肩作战的同志们回首凝望这块自己为之抛洒青春和热血的土地，毅然决然地走上雨花台慷慨就义，以青春生命对话信仰永恒。
在短暂的一生中，恽代英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出重要贡献，留下丰厚宝贵的思想遗产，是优秀中华儿女中的杰出代表。他曾说：“在我们今天，不是自动地以热血为人类奋斗，便只有被动地接受强邻的自由宰割……还有人气的青年，上去吧！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生路，而且亦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快乐。”正确的信仰是“引人向上”、催人奋发的动力，是人们前进道路上的“光明之灯”。而今，中国进入新时代，这样的思想与精神仍具有跨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和恒久生命力。
编辑｜安吉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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