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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与

（靖康之耻）

【作者简介】洪与，男，汉族，四川苍溪人，大学文化。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监狱三部曲：《敌人》《监狱长》《AB门——贪官的后半生》；其他作品有长篇小说《大国相——蜀汉丞相诸葛亮》等。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水浒传》中宋徽宗）

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这好像是近代西方民主社会才有的事儿；军队采用募兵制，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这好像和现代各国军队体制差不多哈。

还有GDP，横比，占全世界的60%以上；纵比，总量超过了元明清三代的总和。宋朝经济这么发达，当今老大美国也望尘莫及，但超1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却被北方游牧民族金、夏打得偏体鳞伤，最后竟然被只有二百万人口的蒙古干掉了。

曾几何时，奴宋粉们宣称：宋朝是历史上唯一不杀文人士大夫的朝代。其实，这个说法没有依据，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诛杀大臣这个事儿上，宋朝确实是历史上杀士人较少、文字狱最少的一个朝代。

（五国头城，宋徽宗与宋钦宗关押地。雕塑就是他俩，坐着的就是宋徽宗赵佶，立在他身后的就是宋钦宗赵桓，父子二人表情忧郁，目视南方。）

宋朝真是个奇怪的朝代。

宋朝皇帝不太爱杀人，最通俗的说法是（当然，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这两人具有代表性）宋朝杀过两个大臣，一文一武，文者叫张邦昌，武者就是众所周知的岳飞。

（宋钦宗赵恒）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帝位后，在太庙寝殿之夹室中立了一块石碑，叫做“誓碑”，平日用黄幔遮住，夹室的门也紧锁。凡有新君即位，到太庙拜谒完毕，都要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引导，入夹室恭读、背诵誓碑上的誓词。外人都不知碑上写的什么。靖康年间，金人攻陷汴京，太庙大门洞开，人们才看到石碑真面目——碑高有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上面刻有三行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油画《靖康风云》）

这个据说来源于南宋笔记《避暑漫抄》，是真是假，无可考了。但是，宋朝被处死的大臣屈指可数，特别是新皇帝即位后，一般都不会对老子辈的大臣进行清算，包括奸臣、政治对手。

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大臣，皇帝采用的办法就是贬官、流放。其实流放堪比砍头。不要以为总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上路，皇帝一般都在初冬的时节才让你出发，在大雪纷飞中走上半年，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算你娃命大。到了目的地，要是与地方官的关系不咋样，你就只有住茅草屋了。

苏东坡、王安石等人都“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油画《靖康风云》））

闲话少说，回头来看看张邦昌。

张邦昌（1081年－1127年），北宋末大臣。字子能，永静军东光张家湾人（今河北省阜城县大龙湾）。进士出身，徽宗、钦宗朝时，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务。

需要说明一下“永静军”，不是什么军队，而是当时一个行政区划名。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改定远军置，治东光县（今属河北）。属河北东路。辖境相当今山东省德州市及河北省东光、吴桥、阜城等县地。

从职务上看，张邦昌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金兵围开封时，他力主议和，与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前往金营，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金兵主将吓唬赵构等人，随行人员都战战兢兢，张邦昌也不例外，可是赵构却泰然自若，不肖一顾。金人怀疑这个王子是假的，要求宋钦宗换一个王子来。赵构和张邦昌才得以脱身。赵构出金营，一溜烟跑了，出任河北兵马大元帅，召集军队勤王。而张邦昌回开封后，宋钦宗任命张邦昌为河北路割地使（临时外交官）。

（宋徽宗是书画天才，被关押的日子里，和原来的大臣们探讨诗赋。）

金人这一次是铁了心要灭掉大宋，狮子大开口，就算宋钦宗答应，也拿出那么多财帛来，于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及皇族470多人，及文武百官2000多人北归。

金人当然不会一走了之，就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大楚皇帝，金人选定的人就是议和最坚决、最积极的张邦昌。

金人做事讲效率，也显得太鲁莽，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准备，就向张邦昌下了册文，直接宣布他为皇帝，国号大楚，定都于金陵（今南京市），还划定了疆域：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当然，这个大楚国，要向金国称臣纳贡的。

（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局部）

二月颁布册文，三月初七将张邦昌扶上皇位，然后扔下张邦昌，匆匆溜回去了。

32天后，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建炎，张邦昌的大楚也就灰飞烟灭了。

赵构原谅了他，即位后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又擢为太傅。

可是主战派不干了，张邦昌是金狗的走狗，卖国求荣，大逆不道，这样的汉奸、乱臣贼子不处罚，何以面对天下？

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力主严惩，李刚并以辞去宰相要挟。李刚、宗泽可是有军事才能的，面对金人的威胁，赵构不得不依靠他们。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7月），张邦昌被贬至潭州（今长沙）“安置”，“令监司守臣常切觉察”，一举一动都要向中书门下省报告。不久金兵又以张邦昌被废来犯。同年九月赵构下诏将张邦昌赐死。

（徽钦二帝初来五国城时住的“地窨子”，前面的为宋徽宗赵佶所住，后面的为宋钦宗赵桓所住。由于金人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甚至都不会建造房屋，为了御寒，他们都在地里挖很深的坑，露在地面以上的部分用茅草垫好，用鱼皮做窗户，人住在里面，就是所谓的“地窨子”。）

（地窨子里的陈设。皇子依然在勤奋读书学习）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宋朝的中央体制：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政务的 中书门下（ 政事堂、 东府）和掌管军事的 枢密院（ 西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中书门下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枢密院的长官即枢密使，地位略低于相）。

史载，张邦昌读罢诏书，“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逼他就死，最后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上吊身亡。不久，拥立张邦昌当皇帝的宋齐愈被腰斩，王时雍被斩首。

我想，张邦昌并非不想当皇帝。但一介文人，手里没几个兵，舆论宣传又不到位，他就是有当皇帝的心思，也没有那个胆儿。

（后来，金人学会了建筑技术，在被俘大臣的指导下，金人给宋徽宗赵佶修建了四合院前庭，里面的设施也还算全，还有专门的洗澡房间。）

（宋朝大臣们就不如他们的皇帝幸运了，住的是土屋。）

金人一走，他就慌了神，脱下龙袍，去除帝号。

他在文德殿办公，皇帝的办公地点为紫辰殿和垂拱殿，将办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不自称朕，他坚决制止朝廷官员向他跪拜行大礼，当有的官员为了巴结讨好而硬要跪拜时，他必定“东面拱立”。他与朝廷官员开会、聊天时自称为“予”而不是“朕”，公文往来时用“手书”而不是“圣旨”。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了他始终是与朝廷官员们以同事和平级关系相处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王时雍是推举他成为皇帝的首席功臣，是他的心腹和死党，可是当王时雍称他为 “陛下”时，他将其狠狠训斥了一通（《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张邦昌行规步距，小心谨慎，就是怕赵氏回朝之后，降其罪责。后来南下归德（今河南商丘）去拜见康王，“伏地恸哭请死”，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

他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背叛赵家，我在曲线救国。

（被掳的宋朝大臣们睡的炕）

张邦昌确实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金军没走之前，他亲自到金营拜见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提出了“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等七项重要提议，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得到了金人的许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仅岁币一项就免除钱一百万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负担（《大金吊伐录》）。

与此同时，他又亲自致书金军统帅，成功的将左丞冯澥、管军郭仲荀、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绩、中书舍人孙觌以及徐天民、苏余庆、沈晦、路允迪、黄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争取到了汴梁（《三朝北盟会编》）。在他当皇帝时，前京城留守孙傅、签书枢密院张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桧都曾激烈反对，但他不计前嫌，同样致书请求放归（《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赵构不仅能原谅他，而且还认为他护国有功，就是基于上述的行为，其实就是认可了他的曲线救国。

（被掳的后妃做针线活儿）

赵构不是昏君，他心里是明白的。但是当时的形势是必须要依靠主战派，杀张邦昌也是迫不得已。

张邦昌贪生怕死、好色、贪图享乐，顶多是个问题官员，小人一个，说他叛国、汉奸，还列为《奸臣传》，有点过了。

再说，宋朝不是不杀大臣，也不是仅仅杀了两个大臣，被斩首的王时雍就曾任过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长和编办主任）。

但是，诛杀想张邦昌这样高级别的朝廷领导人，确实不多。

还有点冤！

至于宋宁宗时礼部侍郎史弥远所谓奉密旨袭杀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韩侂胄，纯属阴谋刺杀，与皇帝颁旨赐死张邦昌是两回事。

（上党梆子历史剧《雁难归》，以北宋“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掳至金为背景，讲述了亡国太后和公主从金国南归后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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