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唐玄宗朝，缔造了前所未有的开元天宝盛世。盛世需以强大的武力作支撑，而玄宗时期的西北、东北两大边防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盛世后的地狱，其中原委如何，与烂柯人君一起了解一下吧！

一、唐玄宗以来的军事改革

唐开国以来，军事制度一直是继承北周、隋的府兵制度。府兵制度是一种义务兵制，士兵来源于均田制下的农民，士兵平时务农，到服役期服役，需自备铠甲武器。同时，唐前期由于太宗、高宗时期开放的民族政策和频繁的对外作战，唐军队中还存在大量的蕃将胡兵，用于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作战，蕃将胡兵在对外征伐中起着重要作用。

玄宗时期，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逐渐瓦解，许多农民成为贫农，无法筹备府兵制规定的武器口粮。大量农民逃亡，府兵制的士兵来源渐渐得不到保证。玄宗时期，对外的战事频繁且日久天长，府兵需要长期戍守在边疆或长期从征。残酷的战事，导致了逃兵现象十分严重。同时许多农民因为逃避兵役，自行残害手脚，称之为“福手福足”。农民甚至为了逃避兵役举家逃亡或主动依附地主成为奴婢。这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给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均带来沉重打击，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长安》张小敬，实际是第一批募兵出身

开元十年，宰相张说建议裁军归农，改征兵制为募兵制。张说奏言“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服役再也不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反而有丰厚的军饷可以养家糊口。许多贫农、无地农民纷纷从军，当年即募兵13万。到天宝八载，军府无兵可交，正是退出历史舞台。募兵相较于府兵，士兵均为职业军人，战斗力大为增强。但造成了士兵长期追随某一将领，性质上成为某一军将的私兵。

玄宗时期，强敌环视。西方有吐蕃、大食，东北有契丹、奚，北方有突厥残余势力。战事长期不断，为加强边防，应对复杂的战局，玄宗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时，“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玄宗时期，先后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节度使享有权限极自由的领兵权，同时对于调度区域内财赋、粮草也不要费太多力气。天宝时，所有节度使中，势力最大的为哥舒翰的西北二师和安禄山的东北三师。

（长安十二时辰 右相）

玄宗朝，在设置节度使时，还加大了对蕃将的任用。新唐书记载“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汉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李林甫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希望避免世族文人出将入相，妨碍自己。而玄宗最忌讳朝臣内外均有援助，行不轨之事。便加大了蕃将、寒族的任用力度。于是，将大唐帝国最强的西部边防军和东北边防军最高军事指挥权分别交给了突厥人哥舒翰和粟特人安禄山。而在募兵制下，士兵由主帅招募，由主帅发放军饷，极易成为附属于军将的私人兵。

二、高起低落的西部边防军

西北边防军中，核心为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配合性质的为安西、北庭、朔方三节度使。西北是唐王朝与周边诸族发生战争最多的地区，而且唐首都长安位处关中，距离交战之地不是很遥远。严峻的战争形势使得唐王朝必须在西北布置重兵来应对潜在的威胁。提起西部边防军，你会听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他们都是战功赫赫，威震诸族的大将军。

（长安十二时辰 崔器）

西北诸族中，对唐王朝威胁最大的是吐蕃。事实上，和亲没有为唐与吐蕃带来长久的和平。唐高宗以来，吐蕃内部稳定，不断向唐边界骚扰。自高宗显庆四年（公元162年）第一次与吐蕃在河源交战，到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蕃会盟，双方战争持续162年之久。唐与吐蕃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是河湟地区，这个区域处于黄河、湟水流域，水草丰美，盛产良马。对于唐而言，河西地区是天然牧场，也是重要的战略屏障。而对于吐蕃而言，河湟地区是东进的大门与青藏高原缓冲区。双方在此区域争夺激烈，故唐在附近设置河西、陇右两个节度使，应对残酷的战局。

西北最早的大帅是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大节度使，但是在争夺石堡城一事上，与玄宗起了争执。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宁西南，控制此城则占据战略优势。开元二十九年，吐蕃夺走此城。天宝三载，突厥灭亡后，玄宗决意迅速收回此城，而王忠嗣却强调此时收复伤亡太大，需等待战机，他说“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玄宗自然不乐意西部养重兵却无所作为，最终将王忠嗣以结交太子的罪名贬官处理。西部边防军主帅交给突厥人哥舒翰，统河西、陇右两军。

三、后来居上的东北边防军

玄宗打击西部边防军的同时，大力扶植东北的安禄山。安禄山发迹的时间，与王忠嗣相差无几。安禄山本是粟特人，在与东北的少数民族奚、契丹的作战中逐渐显露头角。早在武后时期，奚和契丹就成为东北地区严重的边患。玄宗时，在东北地区设置幽州节度使，后改范阳节度使，同时在东北设置平卢节度使，以应对东北的战局。

（安禄山 剧照）

玄宗时期，一直对契丹、奚保持较为和平的态势。开元年间，在西部大肆用兵，为了避免双线用兵，故在东北维持巨大的军事防备力量，但保持消极防御的态势。天宝三载，突厥灭亡，唐王朝一大威胁消失。晚年的玄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试图让四夷臣服。命王忠嗣与吐蕃开战，王忠嗣婉言拒绝。而同时，安禄山迎合圣意，恶意破坏与契丹、奚的关系，大肆发动进攻。《通鉴》记载“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因此，安禄山得到了玄宗的重视，一方面借其大建边功，一方面可以借其压制西北边防军集团。

四、东西争势与安史之乱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议论唐代军事时写道“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哥舒翰统西北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萃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若又如彼。”他提出了著名的二统说。

这两个军事集团东西对立，在朝廷中自然要闹矛盾，而玄宗乐于使用平衡术，试图让二者在对立中给彼此压力，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玄宗对待二者的斗争，某一方势强，必予以敲打，某一方势弱，定加以补偿。但天宝十载以后，年老的玄宗沉迷于杨贵妃的温柔乡里，对于政事不太关心。而安禄山在玄宗与贵妃面前竭力讨好，营造出恭顺的姿态，玄宗对其渐渐失去戒心，大肆赏赐，并不断委以重任，东、西渐渐失调。天宝十载，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成为东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天宝十一载，禄山弟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自此，东方势力大大超出西方。

（哥舒翰 剧照）

杨国忠任相时，与安禄山不和，屡次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将谋反”，但玄宗不听。杨国忠便试图与哥舒翰联合，扳倒安禄山。这促使安禄山加快了谋反的步伐。终于于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在范阳起兵。

安禄山起兵后，玄宗连忙调西北系的军将平叛。他最开始任命的是西北系的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高、封二人所用之兵皆是临时招募的士兵，根本无法与安史叛军抗衡，玄宗却听信宦官边令诚谗言，临阵斩二人。之后，玄宗调哥舒翰的西北二师于潼关与叛军作战，本来哥舒翰是想躲避叛军兵峰与之作持久战，玄宗却轻信杨国忠，滥加指挥，催促其迅速出兵。鉴于高、封前车之鉴，哥舒翰只好带着军队硬着头皮钻进敌人早已设计好的圈套，遭小败却担心玄宗处置，率军投降。

《长安十二时辰》唐玄宗

自此，东西争势以安禄山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安禄山也不是最终的胜利者。本来不起眼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与其朔方军在战乱中支持太子即位，在与叛军作战中逐渐扩张。朔方节度使借机成为安史乱后最强大的节度使。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太子

文史君说：

大唐帝国的西北边防军与东北边防军是玄宗时期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也是玄宗用来搞平衡术的重要依靠。节度使制下，兵为将有。且玄宗大力提拔蕃将，两支边防军在天宝年间最高统帅均为胡人。在募兵制下，他们在军队中大量招募本部族成员，军队成为他们的私人武装，唯其命是从。由于玄宗晚年怠政、沉迷女色、重用小人，平衡术失灵，长期积攒的矛盾爆发出来，酿成了安史之乱的乱局。而战乱中，由于玄宗的糊涂与猜忌，本可凭借的西方武装被自己亲手摧毁，最终弃长安而逃。而趁乱即位的太子与拥护太子后来居上的朔方军，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参考文献：

[宋]欧阳修等编：《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宋]司马光等编：《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王效锋：《唐代中期战争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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