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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门事件发生后不久,张释之,追随刘恒出行来到霸陵这个地方,他们站在霸陵的北坡上,此时,刘恒的宠妃慎夫人就站在刘恒身旁。刘恒指着陵下的新丰道说:“这条路指向邯郸。”然后,便让慎夫人鼓瑟,刘恒接着瑟音唱起了歌。
心里不由得生气了凄惨悲怀的感觉,于是,刘恒回过头又来对大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为椁,再用剁碎的丝帛和着漆填在缝隙上,这样的陵墓难道还能打得开么?”左右的人回答:“这样很好。”
大臣们都在附和刘恒,只有张释之走上前进言道:“如果墓中有可贪图的东西,即使用铁水浇筑了整个南山,也依旧有缝隙;如果墓中没有可贪图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也没什么值得忧虑的!”刘恒认为张释之说的很有道理。因此,将其提升为廷尉。
后来,有一次刘恒经过渭桥的时候,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惊吓到了刘恒车驾的马匹,于是,刘恒便命令骑兵前去追捕,将此人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审问时,那人说道:“我是乡下人,进城听到戒严令,就躲到了桥底下,等了很长时间,一位皇上的车驾已经过去了,就走了出来,忽然砍刀皇帝的车驾刚到这里,我一惊慌就跑起来了。”
最终,张释之按照汉律上奏判处决定,此人违反戒严令,应当罚款。刘恒对此很不满意,大怒道:“这人直接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性情温顺,如果是其他的马,岂能不翻车摔伤我吗?而廷尉才判处罚款。”
张释之解释道:“作为法令,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按照法令量刑只应当如此。如果加重判处,法令就不能够取信于民了。况且在现场抓住,就地正法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了廷尉,廷尉是为了天下人公平执法的人,如果一旦倾斜,那整个天下的执法就可以任意轻重,老百姓便无所适从了,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
刘恒是一个能够听进去劝谏的好皇帝,在思量了一番后,说道:“廷尉的判处是对的。”,后来,有个人偷了汉高祖刘邦庙内座前的玉杯,被抓到之后,刘恒非常生气,将此人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依照汉律中关于偷盗宗庙衣物家什的量刑标准上奏,判处弃市。
刘恒听后觉得不满意,大发雷霆道:“这人大逆不道,竟敢偷盗先帝庙内的器物,我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他灭族,而你只依法令条文上奏,违背了我供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帽子,叩头请罪道:“依法判处这已经是最重的了。
再说同等的最,还要按顺逆的情节区别量刑,如果今天讲偷盗总面器物的罪判处灭族,假如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愚民挖了长陵一抔土,陛下怎么去添加罪罚呢?”过了很久,刘恒与薄太后谈论此事的时候,还曾称赞张释之的对。
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王相山都侯王恬开看到张释之立论公允,值得结交,便与其成为了密友,张释之也因此被当时的百姓所称赞。后来汉文帝刘恒驾崩,汉景帝刘启即位,因为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述过司马门事件,张释之得罪了当时的太子刘启。也就是汉景帝。
所以,非常的害怕,就推脱生病,想要辞官离去。毕竟,伴君如伴虎,万一刘启翻旧账,自己小命可就玩完了。当然,张释之也想过去向刘启请罪,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后来,他采用了王生的计谋,向刘启赔礼,刘启也并没有责怪他。
王生这个人精通黄老之学,是一个有德行的隐士,他也曾被招入朝中,居中而坐,当时三公九卿全都是站立的,王生的年纪不小了,在朝堂上说道:“我的袜带开了。”然后回头对廷尉张释之说道:“替我系上带子。”
张释之便跪在了地上为他系好了袜带。此事之后,有人曾对王生说:“老先生为什么偏偏在朝堂上轻慢张廷尉,要他给你系袜带呢?”王生回答:“我既老地位又低下,估量着也帮不上张廷尉什么忙,张廷尉事天下名臣,我故意在朝廷上轻慢他,让他跪着给我系袜带,是想要用这个方法提高他的声望。”
王公大臣们听后,都称赞王生,对张释之也更加的敬重了,张释之在汉景帝时代做了一年多的廷尉,便外放为淮南王相,其原因,还是因为当年的司马门事件。后来,张释之便死在了淮南任上,再也没能返回京城。
张释之这一生其实当得起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当然,他也为自己的作为付出了代价, 那就是在汉景帝刘启即位之后,被排挤出京,不过,你得罪了人家,人家没杀你,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奢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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