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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中，宋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性格沉稳、仗义疏财、有谋略，是所有人都拥戴的梁山头领好汉；可他又自私自利，为了成全自己的招安想法不惜牺牲自己兄弟的性命，喜欢使权谋之术但又十分愚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终落了个被高俅等朋党草菅性命的下场。
那么真正的历史上宋江究竟是何许人也，其实细究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宋江和《水浒传》里的宋江出入委实不小，不小到甚至可以颠覆我们以往对于其形象地认知。
与原著相同地是，宋江真正的生活背景，正是人们所熟知的“道君”皇帝宋徽宗统治下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在那个上有昏君，下有佞臣的时代，老百姓自然成为了被鱼肉的对象。据史料记载，当时朝廷在梁山设置“西域所”—实际上就是将当地的弃堰和废滩都变成了“公田”的别称，西域所建立之后，便立刻课以重税，盘剥当地百姓。而且如果发现私自打渔还要以重罪论处。这让百姓们生活变得更加拮据。官逼就会民反，宋江起义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宋江的记载，其实历史文献中记载不多，但《宋史》中却有着这样一段生动地描述：“河北巨盗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虽然只是寥寥数句，但也可窥见当时北宋统治者对于其头疼的程度。
与小说不同地是，宋江的起义军实际上只是一股小股起义军，仅仅只有几十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战术得当，利用避实就虚，机动灵活的战术，屡屡大败几万河北官军，起义军势如破竹，攻打河朔、京东东路，转战于青、齐至濮州间，连下十余城，他们替天行道，惩治贪官，杀富济贫，声势日盛。由于当时他们活动的地区在梁山泊周围，所以后来人们多附会说梁山泊是宋江的聚义地点。
起义军作战勇敢，宋江更是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宋江起义的声势逐渐令许多朝廷官吏生畏，叫苦不迭。不过与小说不同的是，宋江从未提出过招安的想法，甚至根本没从这方面考虑。倒是为了镇压这股起义军，朝廷倒多次祭出招安之策，最后，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州侯蒙向宋徽宗上书招安宋江，让他率兵讨方腊以赎过，或许还能平定东南之乱。”宋徽宗便并将招安任务交给了时任海州知州的张叔夜。
张叔夜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后，起义军正准备攻城。当时，宋江和副将吴加亮等人，仔细分析了海州滨海的特点和城防情况，决定从海上突破直取海滨。但这一切，都被张叔夜等人所识破。于是，张叔夜连忙招募敢死队一千余人，在近城设伏；然后，再派出小股士卒赶往海滨诱战，同时将精兵埋伏在海边。
双方开战了，张叔夜的伏兵蜂拥而上，烧毁了宋江的船只。宋江虽然率部勇猛拼杀，但无奈船只着火，退路已断。张叔夜乘势又发动全面进攻，俘虏了副将吴加亮。在重兵包围之下，宋江这才不得不被迫接受招降，这才有了后来成为所谓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的故事。
作为《水浒传》这部“四大奇书”之一的作者，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刚一问世时人们争相阅读，广为传颂；可就在施耐庵准备根据历史真实情况将宋江起兵谋反朝廷的这段情节故事写进小说时，他却遭到了牢狱之灾。在那个言论并不自由的年代，这种内容这无疑触及到了统治者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尤其那时的背景正是朱元璋这个刚刚建立新王朝同样起义军出身的马上皇帝，他立刻将此书定为了反书，并将其抓起来押入了天牢。
狱中的施耐庵饱受酷刑折磨，在万般不得已下，只得接受好友也是当朝大学士刘伯温的建议将书中宋江造反改成了接受招安最终蒙冤被害至死不反宋的形象。这才被释放了出来，《水浒传》这部巨著也得以保留了下来，虽然这并没有影响之后《水浒传》成为一部名著，但一个悲哀的人物宋公明由此而生。
而这悲哀的人物身后，是施耐庵当时谋求生路的无奈之举，更影射了那些封建时期许多文人墨客们的恐慌、迷茫、挣扎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