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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臣包拯，执法如山，人人皆知，被后世誉为“包青天”。
两千多年前，西汉文帝朝也有一位“青天”式大法官，却少有人知，他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河南南阳人，家境比较富裕，起先通过捐官在宫中出任骑郎，侍奉汉文帝，却十年未得升迁。
眼见升迁无望又年年耗费家资，就打算辞职回家。
中郎将袁盎知道张释之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惋惜他的离去，就向汉文帝推荐了他。
如此，张释之才有机会在汉文帝面前展现自己的才能，和他近距离接触后汉文帝发现张释之确实是个人才，就先后提拔他为谒者、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最后升任廷尉。
张释之以刚正不阿、执法如山闻名于当世，即使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时人赞其为“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关于张释之论事断案的事例被记载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现转摘数例与各位共享。
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张释之任公车令掌管宫门事宜时，有一次，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揖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下车，违反了宫卫令。
张释之追上太子和梁王，阻止他们进宫，并以“过司马门不下车为不敬”的罪名，向汉文帝弹劾太子和梁王。
面对张释之的公正执法，汉文帝摘下帽子陪罪，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亲自下达特赦令，这样太子、梁王才得以进入宫中。
贰、渭桥惊马案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突然有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惊了文帝的御乘车马，文帝险些被摔，十分恼火，就命人拘捕了此人，交给廷尉张释之查办。
那人交代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听到了清道禁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帝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出来，一看见皇帝的车马，吓得立刻跑了起来。”
张释之审讯后，依法判决其为“冒犯车驾，罚金四两”，并向汉文帝作了报告。文帝很生气地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驯良温和，否则，说不定就摔伤了我，廷尉怎么才判他罚金四两这么轻的处罚！”
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任意加重处罚，如何取信于民？如果陛下当时就让人杀了他也就罢了，可现在陛下把案子交到我手里，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稍一偏失，天下执法者都会效仿着任意或轻或重，老百姓岂不会手足无措？请陛下明察。”
过了许久，汉文帝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
叁、高庙玉环盗窃案
后来，有个人偷窃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到后，文帝发怒，又交给廷尉治罪。
张释之审讯后以“偷盗宗庙服饰器具罪”判处那个人斩首，并奏报皇帝。
皇帝勃然大怒说：“这人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庙中的器物，我交给廷尉审理的目的，是想让你治他个灭族之罪，你却一味地按照法律条文只判他死刑，这不是我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
张释之脱帽叩头谢罪说：“依照法律这样处罚已经足够了，况且在罪名相同时，也要区别犯罪程度的轻重不同。现在他偷盗祖庙的器物就要处以灭族之罪，万一有愚蠢的人挖长陵（汉高祖陵）一捧土，陛下又用什么刑罚惩处他呢？”
文帝和薄太后商议了很久，汉文帝最后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肆、霸陵谈棺
又一次，张释之随汉文帝去霸陵（文帝陵墓，古人视死如生，一般皇帝继位后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
汉文帝因担忧被后世盗墓，向群臣问道：“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缝隙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堵住，再用漆粘涂在上面，难道还能打开吗？”
群臣认为这个办法很好，都随声附和。
只有张释之向前进言说：“如果里面有能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哪里用得着忧虑呢！”
文帝赞同张释之的说法，后来死前果真诏以薄葬，陵墓的陪葬品最多只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装饰。到了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入长安，所有西汉皇陵都被盗挖一空，唯独霸陵寸土未动。
张释之论事断案，最值得称颂的在于其刚正不阿、公平公正的大无畏勇气。
他既不因违法人是太子皇子那样显赫身份的人而屈服枉法，更不因受害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而屈从上意任意重判违法人，真正做到了以法律为准绳。
在皇帝拥有生杀予夺、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时代，能完全做到不以皇帝个人的爱憎、喜怒为意来公正断案的，可谓凤毛麟角，张释之是第一人，也可能是唯一人。
其次，张释之论事断案，不受事物的表面现象所干扰，总是直指事物本质。
作为廷尉判案，太子皇子的显赫身份、皇帝的恼怒生气都不能影响他对违法事件本质的清晰判断，最终做到依法量刑。
关于霸陵谈棺，更是眼光独到，直指人性、直击事物要害。
虽然时隔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但张释之的智慧和勇气至今熠熠生辉，值得我们今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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