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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二十五
中国古代的帝王权谋，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称得上是最精致、最深妙的治国谋略，古代中国战争频繁，政局复杂多变，政治理论学派众多，历史学与政治学结合很紧，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谋略非常发达，中国古代的政治史和政治学著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很可观的。比如，法家政治学的系统性理论著作《韩非子》，古代第一部集体编写的政治思想论著《吕氏春秋》，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编的《帝范》，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大学问家王夫之编写的《读通鉴论》，雄才大略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为万历小皇帝编写的《帝王图说》，著名学者苏洵编著的谋略著作《权书》等等，有的属于政治哲学著作，论述比较抽象；有的融政治观于对历史的叙述中，是政论史学；有的篇幅精短、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有的虽是读书笔记，但其政治谋略的深刻性，引入深思。而这选的这一本论著，确实却非常真实，它是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行的真实记录，这本书叫《贞观政要》，是唐朝以后倍受帝王和权臣们推崇的政论史著作，在古典谋略书中，此书可说是颇具魅力的。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这部书以记言为主要内容，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身边的名臣如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书中所记录的，包括谏议、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大建议等。《贞观政要》以记事记言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贞观盛世”开明帝王唐太宗与当时杰出的群臣们共同打造盛唐繁华帝国的一系列关键性的政治课题，其中包括帝王修养、驭臣之术、用人策略、决策方略和用兵要略等等。《贞观政要》是唐代之后历朝历代皇帝和大臣们最喜欢读的一部政史论著。
李世民
《贞观政要》由唐代史学家吴兢编著。历来，写历史往往是后代学者或史学界编写前代的历史，而吴兢编此书却不一样，吴兢生活在唐代，而编写的就是唐代的历史，作者写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事例，所以，这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让人感到特别真切，感到特别真实而具有借鉴价值。
书的作者吴兢（公元670—749年）是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吴兢于武周时入史馆，编修国史，任右拾遗内供奉，参谋政事。唐中宗时，吴兢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等。唐玄宗时，吴兢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后来，他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算是比较顺利的，他的仕途没有大起大落，升迁比较顺。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的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吴兢被举荐“有史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从此吴兢步入仕途。他作为史臣，心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吴兢是史臣别撰本朝国史的第一人。吴兢认为，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失实甚至歪曲之处，那么，为保了留一代信史，他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这是真正的史学家胆识。吴兢经历过武则天之后的朝廷乱局，历经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等唐中期的重要时期，当专制强权的李隆基当皇帝时，群臣面对李隆基面前皆不敢大胆进谏，而吴兢却清醒地认识到，谏议受阻将大不利于唐皇室，他大胆上疏劝唐玄宗，请求对进谏者要区别对待，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他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特别是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让唐玄宗听了接受他的建议。吴兢有胆识，敢于勇谏，同时又有谋略，懂得谏的妙法，不愧为一代诤臣。而且，从吴兢进谏行动的表现看，也可以推想出他编写《贞观政要》的客观立场和严肃态度。
吴 兢
吴兢所撰史书，其风格与他当谏臣一样，富有鲜明的特色：第一，他编史论书追求“尚简”，他以简明扼要的笔调书写盛唐那一段明君和贤臣们的精彩历史。《贞观政要》的简明在古代史书中是很典型的，这部书以专题的形式记述贞观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和教育等方面人和事，有对话、诏诰、奏表，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分析和讨论，比较系统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李唐王朝的施政方针和政治实践，这部书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得最真实和周详的著作，而这样一部容量很大的史书，仅八万字左右，言简而所记得内容详。第二，他他编史书大胆“直笔”。本来，史书是由官方指定史官去编撰的，而吴兢认为，史官们编的史书多有失实之处，他下决心私撰贞观年间的国史，为的是记载历史真相，他对唐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以“从实”的态度直书历史，这就是吴兢的基本态度。他坚持史学家本色，坚持真真实实写史。他书写历史，坚持其真实性，即便伤着皇上也罢，得罪权贵也罢，他亦皆坦然处之。编写《贞观之治》，充分表现了吴兢秉笔直书、正义凛然的史学家风范。
吴兢所编著的书不少，他是个大学者，根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两《唐书》中《吴兢传》，还有《唐会要》《宋史·艺文志》等书籍记载，吴兢所独撰的著作就有16种，共计216卷，而与他人合撰的有8种，计725卷。可见，他不仅是一名尽责尽力的谏臣，而且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史学大家。
其实，即便没有其它著作，吴兢仅仅一部《贞观政要》就足以让吴兢千古留名。作为史学家，吴兢遇上了一个极好的时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唐代，恰好进入了繁盛期，统治阶层有了全面总结施政经验的自觉意识，而且，封建旧王朝所走过的历程也让统治者有丰富历史史料和政治实践经验，可以对统治制度、统治策略进行系统反思。吴兢秉笔直书历史，代表着走向成熟的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开始对其统治经验进行深刻反思，而反思的政治学杰出著作就是《贞观政要》。这时期，不少史学家写出了史学名著，就连唐太宗李世民也写了总结政治经验的著作《帝范》，并将其赐予皇太子李治，传授统治经验。内行人不难看出，《帝范》和《贞观政要》有一些篇名是相同和类似的，当然，作为帝王，李世民开创了一个贞观盛世，成就远胜吴兢，但是，吴兢作为史学家，他所编撰的《贞观政要》远远胜胜于李世民的《帝范》。
仔细读阅《贞观政要》，就可以看出，此书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一历史事件的经过始末（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有按时间发展顺序在同一篇中记述依次发生的事（类于编年体）等。《贞观政要》以灵活多样的记述方式，对丰富内容、繁杂事件进行书写，全书散而不乱，松而不杂，而且能以一而贯之，全书以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为主线，记述贞观年间君臣施政的方方面面，赞扬唐太宗的治国理政的辉煌成就，总结出能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贞观政要》的记述的事件很多，所记载的事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大体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论统治之道和统治机构的设置。比如，第一卷的《君道》《政体》两篇文章，讨论了封建王朝关于继承“大统”的问题，强调“大统”问题是封建王朝的关键性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而处理“大统”问题最紧要的就是要根据“君道”来行事，即以君王旨意为指归。关于王朝机构设置，该书论述了中书、门下等重要机构的运转程序，并说明了政坛运作的必要规范，涉及的是帝王继位和中央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转的重要问题。
第二方面论述君王对大臣应有的态度，特别是对谏臣的容纳问题，此外，还论述了君臣互动和相辅相成的道理。比如第二卷中的《任贤》《求谏》《纳谏》等篇，就是以实例来说明君王对臣下应该有真诚和重视的态度，并强调了君臣应该“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书中记述了贞观时期的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政治经历，专立小传记载，深刻揭示了“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开明政治机制。此外，第三卷中的《君臣鉴戒》《择官》《封建》等篇，强调君臣互动，相辅相成的道理，说明君臣有着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的开明政治观点。
第三方面，专门论述王朝继承人的培养和传承问题，比如，第四卷的《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等篇，强调王朝继承人策略要有序推行，对于传位这一关键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这是很高明的立储之论。唐王朝统治者们对王朝初期的血雨腥风，一直是历历在目的，吴兢对继承问题的论述，是很可贵的经验总结。
第四方面，论道德和修养问题，强调伦理之道对政治之道的重要影响。比如，第五卷的《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篇，阐明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说明伦理对于政治是有其重要作用的，作者强调帝王仁义忠孝观念落实到政治管理中的重要性。而第六卷的《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等篇，重点论述君王的修养之道，强调君王修养的政治效果。这一部分，吴兢论述的是儒家修齐治平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强调的是伦理政治一体化。
第五方面，论述礼乐教化问题，强调礼乐的重要作用。比如，第七卷的《崇儒学》《文史》《礼乐》等篇，强调礼乐教化对统治管理的重要性，作者转述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儒家教化理论，强调礼乐通政，认为唐王朝要以礼乐之和来促进政通人和。这是儒家仁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第六方面论治国的大政方略。比如，第八卷的《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等篇，详细论述治国施政的基本方针，强调以农为本，以食为天，施刑法贵精简，收徭役需适度，敕令要严谨，只有如此，方能保兴避亡。
第七方面，论述军事战略问题。比如，第九卷的《征伐》《安边》等篇，重点谈军事问题，阐述了军事战略中应该认真讨论的重要主题，同时，讨论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强调自古以来，穷兵极武，必亡无疑，只有和为贵方能保帝业长久。
第八方面，论述天灾和人老的问题，主张要积极应对，泰然处之。比如，第十卷的《行幸》《畋猎》《灾祥》《慎终》等篇，说明面对着灾害问题和晚年问题，君王应该积极处置，坦然应对。书中记述了唐皇李世民高明应对灾难和老年问题，李世民认为：“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吴兢对此非常欣赏，乐见唐太宗的坦然态度。
《贞观政要》虽记述的政事很多，涉猎广泛，但结构严谨，首尾呼应，全书40篇，以《君道》开篇，用《慎终》结尾，应对巧妙，结尾篇特意载录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饶有深意，可谓是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吴兢在书中如此安排，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意有所指的。《贞观政要》成书于开元初而至开元末，这一时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渐走向安逸奢侈之时，而《慎终》全文录上了魏徵的《十谏疏》，其警示的意义非同寻常，明智的帝王，应该能悟警示的！
李隆基
对于大唐王朝来说，《贞观政要》在当时编成，是一本很适时很有现实意义的书，不仅对于当时唐王朝统治者具有提示作用，而且对于后世高层统治者治国理政，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该书问世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帝王皆将其作为必读的名著，“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同时，唐以后的不少朝代的帝王，还把《贞观政要》作为皇家子弟的必读教科书，反复教习。其实，在中唐以后，特别是晚唐时，有为的君王皆视《贞观政要》为圭臬，反复研读，如宪宗李纯，文宗李昂，宣宗李忱等，认真阅读《贞观政要》，宪李纯更是仿照《贞观政要》编撰了《君臣事迹》，宣宗却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恭敬阅读，从中学习治国妙策。
唐之后，王朝统治者推崇该书的生动例子也不少：元朝皇帝曾多次请儒臣讲解《贞观政要》；明王朝规定，帝王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日中午必须请侍臣教授《贞观政要》；明宪宗朱见深特为《贞观政要》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对《贞观政要》反复精读，对其中的重要理论了然于心，这两位清王朝积极有为的皇帝，特别仰慕“贞观之治”，比如，很有汉学修养的乾隆皇帝曾说：“余尝读其书（指《贞观政要》），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贞观政要》不仅在中国国内很有影响，而且，它还传到国外，约在九世纪前后，《贞观政要》传到日本，引起日本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镰仓时代，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授官，为幕府讲解《贞观政要》；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日本学中国古代管理，学得非常深入，对《贞观政要》非常重视，古代日本政界，很有一些政治家对贞观政要赞赏有加。
如今，封建时代早已过去，封建王朝也随之烟消云散，历朝的帝王已是“荒冢一堆草末了”（《红楼梦》好了歌歌词），但作为历史上最受帝王推崇的政论性史著，《贞观政要》中的政治策略、治国方略、军事韬略和治理方法等，并没有完全过时，吴兢在书中所记载和阐述的深刻思想，如果我们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仍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贞观政要》所总结的经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经验，是治国成功的经验，值得倍加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镜，可知历朝以来，存亡兴替。”现代管理者，如果也能以史为鉴，多读读《贞观政要》，想必对于提高和改善管理方略，该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