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龚湉晰：一个民间外交团体的折冲樽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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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这份档案文献完整记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之间举办的十次重要活动，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各界民众对中国面临的外交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空前的团结。

原文：《一个民间外交团体的折冲樽俎》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 龚湉晰

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不缺乏爱国热情。1919年、1926年、1932年马相伯、章太炎、刘盥训等先后三次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出版发行《国民外交杂志》《时代公论》等刊物，较为客观理性地分析日益严峻的中日冲突问题。1934年9月28，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郭泰祺、罗忠贻、金问泗等向国民外交协会致函就中日交涉进程做出解释，显示出国民外交在促进朝野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互动角色。期间，全国各地以研究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为名的民间外交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起成立，与大规模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相与呼应，为抗战前夕筹划中国对外政策未雨绸缪、献计献策。汇集上海社会各界精英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在这民间外交活动中，也可谓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危。作为一个民间外交团体，其知与行可从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宴会记录》了然一二。这份档案文献完整记录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之间举办的十次重要活动，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各界民众对中国面临的外交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空前的团结。

第一次活动是1936年9月18日下午五时，在香港路银行俱乐部举行茶会，欢迎新近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之中国劳工代表朱学范及在日本考察回国的寿毅成，同时欢送外交部派驻国联办事处之经济专员杨荫溥及法律政治专员徐公肃；

第二次活动是同日晚上七点，举行晚宴，祝贺国民政府派驻苏联大使蒋廷黻，相谈甚欢，宴会至十点结束；

第三次活动是1936年10月22日，在银行俱乐部举行大规模宴会，欢送蒋廷黻出使苏联，蒋廷黻演说谈到大使必须具有观察、报告、建议三责任；

第四次活动是1936年11月6日下午五点，邀请刚刚从欧洲考察政治经济归国的联华书报社社长暨民众论坛总编辑汤良礼做国际形势演讲。汤良礼是应外交部的邀请，历时四月，出访欧洲八国，对欧洲正在发生的国际形势具有独到的见解；

张彭春

第五次活动是1936年11月26日下午五点，在银行俱乐部举行茶话会，欢迎新近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张彭春、朱友汉、李干、刘驭万、骆传华、施博群、沈昆三等成员；

第六次活动是1936年12月2日下午，在八仙桥青年公会宴请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胡适博士；

第七次活动是1937年1月12日中午，在礼查饭店与太平洋联合会共同宴请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丕斐氏；

第八次活动是1937年1月25日，在银行俱乐部举行国际问题座谈会，邀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为上海各大学教授学生代表五十多人做专题报告；

第九次活动是1937年2月15日，在银行俱乐部宴请来华考察的印度人民服务社总干事劳氏，劳氏访问美国归来转道中国，给上海各大学著名学者讲演“印度新宪法之分析”；

第十次活动是1937年4月19日，在国际酒店宴请新任驻美大使王正廷，与会人员三百六十多人。

王正廷

值得玩味的是，宴会记录全然没有记述任何有关宴席的细节，而是假宴会之名，记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同仁如何运用这个民间外交的交际平台，研讨大家共同关注的国际关系问题，尤其是利用美、苏等强国势力来共同抵御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从这个宴会记录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几点深刻印象：

一是国际关系学会（上海）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联合会，而是凝聚上海社会各界精英共同研判中国国际形势的民间外交团体，几乎当时上海群众团体都参与其中，是汇集团体的团体。这种阵营足以说明当时上海地方社会和人民团体已经饱含救国救民的热切期盼和实践应对，为淞沪会战中上海市民后援实力做了最好的铺垫。

二是荟萃了上海中外各界最有实力的社会名流，反映了上海市民爱国救国的最强音。如宴请新任驻美大使王正廷时，王晓籁、钱新之、杜月笙、徐新六、刘湛恩、黎照寰、穆藕初、刘鸿生、陈光甫、潘公展、虞洽卿、颜福庆、宋子良、叶誉虎、吴开先、褚辅成、李登辉、熊希龄、吴凯声、陆伯鸿、吴南轩、屈映光等上海各界名流均到场倾听王大使有关中美关系以及联美抗日的思考。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官场宴会应酬，而是充满了救亡图存的精神共鸣。

三是宴会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爱国救国的鲜明主题。学会的每次宴会活动，虽然都是趁热打铁的随机活动，但布置非常周密，思虑未雨绸缪，可谓一流人才安排的一流活动。四是问计中外，团结一切国际友好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求贤中外的民间外交团体。在十次宴请活动中，第七次宴请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丕斐氏，几乎当时世界各国所有驻沪机构均参与活动，第九次宴请印度人民服务社总干事劳氏，也有大批外国驻沪人员参与讨论，说明学会特别注重外国学者的观察和认识，尤其关注美国的国策变化和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思维的行动团体。五是宴会演讲主题讨论热烈，宾主互动迅捷愉快。从宴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宴会除了简短的客套应酬外，主要活动是宴会上的演讲和评议，然后是与会者的自由发言和共同讨论。有的宴会演讲者一人，有的多人，但与会流程基本一致。大家对贵宾的演讲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彼此切磋，畅所欲言，互动愉快迅捷。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作为一个民间外交团体，从其所举办的十次宴会活动看来，远非一般学会组织所具有的资源力量。如在第八次宴会演讲活动中，演讲者为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而到会点评和回答问题的则是外交部李司长，这种官学互动的场面在今天看来是不多见的，说明这个学会机构是特别具有实力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感召力，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今人反思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是支持的，尽管学会每次宴会演讲的主题都涉及国家主权外交，但国民政府并没有以国家主权和国家机密为由加以限制，而是让学会展开开放式的研讨，甚至邀请国际友人加盟讨论，其渠道也是非常畅通。二是旧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爱国，而且也能表达爱国的意志并付诸行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在朝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国家外交政策通过学会研讨的形式提供给民众研判，而让民间外交的声音传达给政府外交实践一线，这是一种良性互动。三是抗战前夕，中国人民曾经寻求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关系，试图避免或拖延战事爆发。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会会员都意识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且战事在即。但中国国力偏弱，如何避免一战即败，必须寻求国际支持。这其中既要寻求美国的支持，也要谋求与苏联的合作。所以，这份档案展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早已思考到战事爆发后可能出现的外交困境，而这些思考后来经过艰苦的抗战实践，也验证了其合理性。

总之，通过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宴会记录》的具体解读，我们对民国时期的民间外交有了一个清晰认识。它并不是独立于官方外交之外的孤立势力，而是具有理智预判、积极备战并与官方有着良好合作互动的积极阵线，是全民团结共同御侮的鲜明例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0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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