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冲樽俎”与上党战役

原 典

《百战奇略》谋战篇的原文为：“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指《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

谋战篇强调凡在敌方对我有所图谋时，要及时运用谋略、采取行动戳穿，使敌计谋无法得逞而屈服。诚如古代兵法所言，用兵上策是以谋略挫败敌人的图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战 例

《百战奇略》中，谋战篇援引战例为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婴在宴饮间挫败晋国攻齐图谋的故事。晋平公欲攻齐国，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打探虚实。齐景公设宴招待范昭，席间范昭假借醉酒接连提出用齐景公酒杯斟酒、齐太师演奏成周之乐等僭越要求，被晏婴、太师以更换酒具、不会演奏为由拒绝。齐景公责备晏婴接待不周，晏婴则指出范昭种种僭越之举并非酒醉，而是为羞辱齐国。范昭认为晏婴已看穿他的心思，齐国必有准备，即向晋平公报告不宜攻齐。孔子评论道：“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这也是“折冲樽俎”的典故。

中国军事史上由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指挥的上党战役，作为一场政治意义高于军事价值的经典“谋战”，同样永载史册。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邀请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和平谈判的同时，秘密调集大批军队准备挑起全面内战。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部约1.7万人进占山西长治及周围地区，企图以此为依托，占据整个晋东南。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配合我党在重庆谈判中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下旬指示晋冀鲁豫军区进行自卫反击。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克屯留、攻潞城，解放长子、壶关，孤立长治之敌。10月12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敌3.5万人。上党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在和谈期间发起大规模进攻的阴谋，有力配合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斗争，促进“双十协定”的签订。

计谋分析

以上两个战例都是谋战的成功典型。谋战篇的核心，是阐述如何运用谋略揭露和挫败敌方战争图谋，所引用的“上兵伐谋”之说出自《孙子兵法·谋攻》，也是孙子“全胜”思想的重要体现。通常情况下，谋战有两种形式。

一是知敌始有计谋时，及时以智谋挫败之，使敌未战先怯，自行放弃战争行动。晏婴未离席半步便破解范昭多次挑衅，阻止晋对齐的战争，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通过强大威慑“伐谋”，这也是“威慑战略”的思想源泉。上党战役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提升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就属于这种方式。具体而言，无论谋战在何时何地施用，归根结底都带有“伐谋”的底色，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识破图谋是前提。军事指挥员要想在战场上游刃有余，识破敌人图谋是根本前提，只有将敌方意图了然于胸，方可见招拆招，掌握战争主动权，否则，将陷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范昭试图羞辱齐国时，晏婴先后以“撤樽更酌”和“瞑臣不习”为由破解之。若晏婴像齐景公般对范昭图谋浑然不觉，齐就有可能面临灭国危险。正是由于识破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毛泽东同志才亲自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所说：“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施计手段是关键。识破敌人图谋后，需将计就计，攻击敌计谋弱点，方可变被动为主动，将敌置于不利之地，使整个局势发生根本逆转。具体如何使用计谋，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可“打草惊蛇”迫敌暴露掌握主动，又可“釜底抽薪”消敌之势瓦解敌军；既能“声东击西”扰乱敌军击其要害，又能“假痴不癫”麻痹敌人待机而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管使用何种方法手段，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伐谋”就失去基础，屈人之兵亦无从谈起。晋国打消进攻齐国的念头，表面看得益于晏婴的机智聪明，但不可否认与齐国的强大实力亦有关系，晋平公难免有所顾忌，这也是他派范昭了解齐国政情，而后再决定是否攻齐的根本原因。我党决定发起上党战役配合重庆谈判，也是出于对晋冀鲁豫军区指战员战斗力的充分自信。

把握分寸是保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孙子所希望达到的“全胜”归根结底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战争状态，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必然需要同时具备压倒性的实力、非常有利的形势等诸多条件才可能实现。正因如此，孙子在“上兵伐谋”之后尚有“伐交”“伐兵”“攻城”之说，可见争取战争胜利的方式应根据具体情势不同而做相应调整。特别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随着各类新式侦察手段的应用，战场“透明度”越来越高，通过“奇”计出奇制胜已非常困难。因此，正确把握“谋战”分寸就显得尤为重要，应充分认识到“谋战”在充满信息不对称的战场上，在敌弱我强的态势下相对比较有用，当形势有别于此时，不可只寄希望于谋略，片面强调“谋战”而否定“兵战”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否则就会导致喧宾夺主，陷入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泥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