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目录：诗词赏析
侯宜杰先生《〈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上奏问题商榷》一文 ，对拙文《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提出不同意见 ，主旨是继续坚持该折于1912年1月16日上奏，并提出了相关论据。因为事实俱在，不难辨别真伪，本来不拟作答。编辑部认为商榷属于认真的学术讨论，嘱我回应，出于尊重前辈，以及顺带表达对于历史考证、学术论争和学术批评的一般性意见的考虑，予以回复，但仅限于此，不作为破例。
一、1月16日上奏说不可取，12月底拟奏说可以通
侯先生商榷文的主旨，并非提出新的意见，反而是维系原来的一般意见。不过，侯先生混淆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认为否定1912年1月16日之说以及将该折产生的时间前移是我的创见，这一点必须首先澄清，以免引起误解。
其实，早就有学人发现，张国淦所定《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以下简称《请速定大计折》）的时间与该折的内容及相关事实不合。拙文明确写道：“《袁世凯全集》的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该折的内容主要涉及1911年12月底以前的事，因而没有采用疑点颇多的张国淦说。”（《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6页，以下径引期数和页码）只是为了稳妥起见，《袁世凯全集》将该折系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五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前”。 比勘各种材料时，看到这样的署期，不免心生疑惑，即与两位主编电话联系，请教依据，并提出自己判断的初步想法。主编者编辑《袁世凯全集》多年，对于相关史事史料非常熟悉，最早提示我张国淦所著文字多不可靠的，也是主编之一的骆宝善先生。关于我判断《请速定大计折》只能写于1911年12月底以前，两位主编表示首肯，并谈了他们的看法。相关的意思，已经融汇于《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一文之中。
《袁世凯全集》第19卷封面
拙文的主要论点，即奏折的拟订当在12月25、26日之间（以26日为宜），尚未上奏，就接到唐绍仪的电报，得知民军代表伍廷芳同意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因而转为上奏《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12月28日太后懿旨，即据后一奏折做出决断；《请速定大计折》虽然没有正式上奏，但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至少与奕劻、载沣等人沟通过；《大公报》刊载该折及其他相关文件，并非因为1月16日已经上奏（没有必要），而是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将势所必然的清帝退位之事端上台面。
此外，拙文在注释中还提及：“或许是因为注意到《请速定大计折》的诸多疑点，有的辛亥革命史著述并未征引这一重要文本。”（2017年第6期，第8页）所标举的著作是胡绳武、金冲及两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中的《北伐、议和、清帝退位与袁世凯窃权》一节。 此事并未与仍然健在的金冲及先生沟通过，不知是否合乎本意。若有出入，其咎在我。
《辛亥革命史稿》
列举上述事实，绝非是要推卸责任，而是不敢贪天之功，我不仅接受前辈学人的判断，而且进一步推定拟折的日期，同时也对该折是否实际上奏倾向于否定。讨论此事，应当清晰分别拟奏、上奏以及公之于众等几个时间点，如果相互牵扯，就难免愈理愈纷。侯先生对此不无混淆，使得所讨论的问题出现诸多纠结，既无法贯通所有的材料与事实，也容易产生似是而非的推断。
拙文就奏折是否袁世凯与诸国务大臣联衔会奏的问题有所讨论，旨在说明由于形势变换，当时并未正式上奏。“定大计与决大计两份奏折应是先后拟定，定大计折在前，决大计折紧接其后，前者旨在解决被迫承认共和后必须面对的清帝下台问题。由于民军和谈代表突然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实际上奏并公布的是《与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近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但是，虽然《请速定大计折》实际上并未正式出奏，也没有束之高阁，由于袁世凯已经就此与阁僚及部分亲贵暗中通气协商，并进而试探帝后的态度，可以作为应急权通的选项以备不虞。后来果然在国民会议受阻的情况下被重新提出，发生作用。”（2017年第6期，第8页）这样重要的国事奏折，如果已经正式上奏，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过了相应的时间点，该折就不能也没有必要上奏了。
侯先生引用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袁世凯“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按：1912年1月16日）”（2018年第6期，第108页）溥仪的回忆不足据，所谓原奏，应当就是张国淦提供或《大公报》公布的文本。这份奏稿后来的确被利用来逼迫亲贵同意清帝退位，但是拟稿的时间是在1911年12月底。同时被再度利用的还有一份《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侯先生说如果没有上奏，《大公报》披露的奏折从何而来，事情很简单，即从袁世凯方面得来。
侯先生认定该折已经上奏，是因为他判定时间在1912年1月16日。仅仅从上奏的角度，虽然牵强，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但要进而认定奏折写于1月中旬，就很难成立。侯先生质疑拙文的主要论据，都出自《请速定大计折》的文本，只是解读全然不同。所提出的两条“至为关键的陈述”，一是开头一段“奏为和议难期，请速定大计以息兵祸而顺民情，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二是第二段“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数，依例设立内阁，组织虽未完善，两月以来，将士用命……”二者相较，如果说关键陈述之一还属于辨证，那么关键陈述之二就是其心中的铁证。所以在批评我未仔细推敲引文之后，侯先生这样表达其意见：“事实上此处所云‘两月以来’，即袁世凯组阁后的两个月，明白无误地叙明了此折上奏的具体时间。袁世凯组阁在1911年11月16日，‘两月以来’恰恰是1912年1月16日，他与国务大臣就是在这一天上奏的。袁世凯与国务大臣都是头脑清醒的人，绝不会将组阁‘两月以来’的日期算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大公报》按语所云并非事实，1911年‘12月25、26日间’上奏之说亦难以成立了。”（2018年第6期，第108页）
乍看到这段文字，我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除去一再混淆拟折与上奏的时间点外，问题不在于袁世凯等人头脑清醒与否，而是中国人对于数字概念的日常表示，不一定非要计算精准。这不是一个非常学术性同时又不能完全超越学术认知的常识问题。
要破解侯先生心中的铁证，并非难事，拙文有一项重要旁证：“《请速定大计折》刊布五天前即1912年1月19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封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被媒体称为‘清廷实行逊位之先声’，函谓：
近因武昌乱起，不两月间，糜烂者已十余省。朝廷不得已而用兵，虽南克汉阳，西收晋鲁，然战域范围过广，而府库空虚，军需莫出，行政经费罗掘殆尽，用是停战媾和，特派唐、杨二大臣等前往沪上。帝德如天，为民请命，凡我臣民，莫不感泣。乃屡接唐大臣等电称，民军之意，坚持共和，别无可议等语，期限已满，复展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若一旦所议无成，危亡等于呼吸，常此迁延，前敌哗变堪虞，东西友邦，必有干涉。朝廷不私君位，公诸庶民，前已允监国摄政王退位归藩，时局所逼，迫于眉睫，若上法尧舜，实行禅让，则皇室尊荣，迈伦千古，迥非列朝亡国可比。自此旗汉同风，共建强国，凌欧逾美，指日可待。惟八旗兵丁，素鲜生计，经此政治更革之秋，恐有误会，务望贵衙门晓以大义，切宜镇静，必能妥筹生计，不可妄听谣言，致误前途，是所企盼，特此奉告，伏惟亮察。
与《请速定大计折》相比较，这封信同样应写于1911年12月底，属于旧文新刊，其目的也是公开披露清廷早就暗中谈判以退位换取优待的密谋，瓦解亲贵和将领的反对阻力，促使清帝退位尽快兑现。”（2017年第6期，第21—22页）
之所以重新引述这段史料以及原来的解读，是因为后续研究证明当时的推断不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庆帅在1912年1月3日《正宗爱国报》第4版“本京新闻”里，找到了目前所见该函的最早版本。他还根据苏舆的《辛亥溅泪集》，发现其所标注日期为“十一月初七日”，即1911年12月26日。 据苏舆说：“此函由各报宣载，闻实未发。”
这封公函与《请速定大计折》的意思大抵相同，可以说是后者的压缩或精简版。由此可以证明四点：一、袁世凯内阁在1911年12月底以前，的确已经动议清帝逊位，奏折和公函即其载体。二、公函和奏折当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或经过同一人改定。作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至少要过目、修订并表示首肯。三、公函和奏折的具体拟定日期，应为1911年12月26日。四、公函的“不两月间”与奏折的“两月以来”，大同小异，都是表示一月有余的意思。
上述事实，使得另一条关键性陈述的辨证不攻自破。有关南北和议以及台前幕后种种博弈的详细过程，可以参见新出专书《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 侯先生误判的症结，在于他认为：“实际情况表明，在12月27日以前，议和刚刚正式开始，双方谈得非常顺利，停战展期，没有战事，袁世凯与清廷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国民大会，根本不存在‘和议难期’和‘兵祸’的问题。”并进而论证：“‘和议难期’和‘兵祸’系指1912年1月上半月的形势，而非1911年12月25、26日间的形势。由此可证上奏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13日以后。”（2018年第6期，第106—107页）
确定重判时间，上述质疑很容易解释，所谓“和议难期”，是因为民军代表一开始就宣布以实现共和为谈判前提，除非清帝退位，否则无法达成和议。这也是袁世凯不得不动议清帝退位的根由。而“兵祸”则是因为停战期限将至，能否展期或展期之后双方能否妥协，毫无把握。一旦战事重开，势必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侯先生开头一错，后面难免看朱成碧。否则，即使如商榷文所说，《请速定大计折》开头只是对派唐绍仪等南下议和原因的追述，何以通篇只字不提后来形势的种种翻云覆雨，反而要后来人煞费苦心地予以补述？既然是奏请清帝退位的头等大事，论及半月以前的前因铺陈不少，对于半月以来最重要的理据却含糊其辞，甚至略而不论，不仅有违常理，对于文笔老道的袁世凯而言，更是匪夷所思。况且“现期已满”之说，显然是指正在发生之事，很难以追述前因加以解释。
王国维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请速定大计折》的文本本来清晰易懂，只要按照人之常情解读文本，排比史料史事，即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前人之所以误判，主要是因为张国淦提供了错误的时间，造成假象，加之事出隐秘，以及稍后袁世凯等人故布迷阵，前后左右的材料和史事才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二、切勿先入为主，一切皆有可能
重判《请速定大计折》的拟订时间，还不足以改变相关的历史认识，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所有材料与事实必须重新安置得当，否则推翻旧说固然不难，成立新说还是不易。拙文在改定拟折上奏时间的基础上，比勘新旧材料，由点到线再到面梳理史事，基本呈现出相关历史来龙去脉的本相。
以1月16日说为前提构建出相应的历史叙述长期以来几乎成为学界共识，自有其相应的条件。如果没有前人揭破疑点，要想透过纷繁复杂的材料和史事，去伪存真，诚非易事。不过，此事毕竟疑点过多，一旦被揭破，也就水落石出。除非心存成见，才会一叶障目，千虑一失。
侯先生心中的那一点成见何在？就在于他反复坚持的袁世凯“不可能在1911年12月27日以前奏请清帝退位”。商榷文的所有论点，都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不仅如此，照侯先生的看法，1912年1月16日《请速定大计折》上奏之前，袁世凯也不可能向清廷动议退位之事。然而，如果《请速定大计折》的确写于1911年底，后面的种种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商榷文的所有论断也就不攻自破。
清帝退位诏书
首先，袁世凯之所以动议清帝退位，是迫于时势的被动应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政坛老手，除了胜负输赢的考量外，任何政治举动都不能轻易纳入“不可能”的范围，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在列强、皇族、枢臣、督抚、议员、言官、北军、革命党、民军以及朝野立宪派势力的错综复杂之间，袁世凯必须想方设法借力打力，以求局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当然不会主动要求清帝退位，他奏请清帝退位，有情非得已的考量。
事情的缘由，还得回到辛亥南北和谈的谈判桌上。谈判并非发生于清、革之间，而是民军（国）和袁世凯内阁进行。民军（国）代表伍廷芳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共和立宪，谈判主题并非共和与帝制的抉择，而是必须结束帝制，实行共和。以此为前提，必然涉及如何处置清帝的问题。和谈开始阶段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袁内阁代表唐绍仪爽快地表示赞同共和立宪。伍廷芳回应道，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其中就包括而且主要是令清帝逊位。
民军方面原本认定全国人心所向非共和莫属，不考虑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免节外生枝，且认为纯属多此一举，疑心是清方的缓兵之计。唐绍仪再三声称袁世凯并不反对民主共和，只是要想和平解决，避免军队和清廷反对，所以首先要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唐绍仪此说有两个前提，一是袁世凯赞成共和，二是国民大会取决结果必然是民主共和。而这两方面均无法取信于民军代表。要说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确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认定袁忠于清朝，大概也很难令人相信。他在不同时段场合、面对不同对象的表态各异，人前人后反复变脸，尽管如此，其真心实意虽然不能说路人皆知，还是难逃慧眼。《时报》就断言：“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目的就是想大权独揽。只不过还要揽得顺利、体面。
第二次会议结束后，“袁世凯接唐绍仪电，言伍廷芳等均恳请皇帝逊位，使共和政体早日成立，中国可跻富强，非特国民之福，亦皇室之幸。将来国民对于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等语。凯得电后，甚为踌躇，连日与庆邸及诸亲贵会商，尚无结果。惟清内阁连发数电，嘱唐绍仪如承认共和，先将优待皇室条件提出议妥”。 由此可见，退位之议正是应对民军坚持和谈以共和为前提而不得不然的举措。民军的态度坚定不移，必须接受这一政治前提，否则一切免谈。不能谈就不得不打，袁世凯即使有力量，也不想为清廷而战。他与奕劻及诸亲贵会商的内容，当与《请速定大计折》一致，相关信息自然会传达到清太后。
清帝退位的连带问题，就是袁世凯本人如何上位。对此袁要顾及列强、亲贵和各方的态度，尤其是列强能否同意中国实行共和并接受他作为总统。经过一系列联系磋商，袁世凯终于确信英国不会予以阻挠，日本虽然希望干预，却无力单独行动。摸到这一底牌，袁世凯才敢于提出清帝退位的动议。南北和谈第三次会议上，在讨论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同时，还讨论了优待清帝和满蒙回藏的条件。这显然是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并以实行共和为方向做出的政治安排。
其次，1912年1月初，清帝退位的暗中磋商就已经重启。伍廷芳接受唐绍仪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的建议，事先未征得民军各方的同意，因而在民军内部引起巨大争议，而清朝方面也引发强烈反弹。袁世凯迫不得已，允许已成众矢之的的唐绍仪辞去谈判代表，亲自出面主持谈判事宜。在南北双方就国民会议的种种安排反复函电交涉的同时，逼劝清帝退位之事很快就悄然重启。1月3日《正宗爱国报》刊出《清内阁致八旗都统衙门函》，即为重要信号。次日，原来“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官话报》改变立场，刊发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媒体的风向变化透露出来的，正是政坛的波谲云诡，而袁世凯本人则是转向的主要推手。他私下对莫理循说：“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后者且获悉，热河正在筹建宫廷，“如果朝廷去热河，事情就简单了”。 侯先生断言：“在退位尚未确定之前的16日，哪里会面议退位之后，是仍驻北京还是退至热河？”（2018年第6期，第109页）照此逻辑，结论只能是动议退位的时间必须前移。
接下来的动向，在在显示关于清帝退位的磋商已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1月9日，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与莫理循商谈敦促清帝退位事宜，并于次日希望由英国公使联系鼓动各通商口岸商会，对清廷施压。 莫理循获得消息是，“目前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皇帝退位。要施加各种压力，促使他退位。有人提议，一个好办法是使上海商会通过约翰·朱尔典爵士向庆亲王和皇帝的父亲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理由是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是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的。这个建议来自袁世凯自己的人，我认为可行”。 同日，梁士诒私下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同意，除非事前皇帝退位和朝廷下台，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12日，莫理循又告诉友人，正在为皇帝退位之事进行安排，皇室必须去热河。尚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满人和皇室的安危及利益。
14日，梁士诒告诉朱尔典，召开国民大会决定是否接受共和将会拖延时间及带来危险，隆裕太后不久将发布一道谕旨，宣布清王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处理临时政府工作，直到选举共和国总统为止。 袁世凯最终“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袁世凯将受命掌管政府。没有提到国民大会”。1月16日，莫理循相信“退位诏书明天或后天就发布”。他还明确说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绍仪的意图，唐绍仪辞职后，一直通过梁士诒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
相关研究已经注意到，折冲樽俎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中密商的掩护，与此同时，南北双方通过几条线秘密接洽，商议如何能够迫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实现共和，尽早结束战乱。唐绍仪辞职，和谈表面陷入僵局，其实是因为由国民会议公决的途径行不通，只得重新转向寻求清帝退位。唐绍仪滞留沪上，孙中山宣称暂时承乏，虚位以待，都是配合袁世凯设法迫使清帝退位演出的戏码。
北方的密商得到南方政府的呼应。1月，直隶、河南两省谘议局经由汪兆铭代转电报，为袁世凯劝退或逼退清帝，询问民党可以给予的报酬。伍廷芳也报告：“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1月15日，孙中山肯定回答：“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种种迹象表明，早在1月16日之前，促使清帝退位之事不仅已经重新启动，而且几乎要大功告成。正因为先期已经动议，国民会议之事一旦不顺，才能很快转而重新启动清帝退位。南北之间的交涉，并不是先谈好条件再提出清帝退位，而是支持袁世凯就退位之事与清廷交涉。如果说1月16日才奏请清帝退位之事，上述材料和事实都无法合理解释。
1912年1月14日汪荣宝函告其父：“项城并不坚持君主政体，惟所处地位，断不能直截了当宣布共和。南中舆论，每不谅其苦心，疑忌甚深，不无误会。某微窥其意，盖始终不愿以兵力从事。” 有报刊评论道：“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议和以来，条件纷陈，实以清帝逊位为主要。” 这些相互支撑呼应的材料，很难视而不见。
最后，1月下旬《大公报》刊出《请速定大计折》，旨在将清帝退位问题端上台面，迫使亲贵和拥清势力接受现实。这一点拙文论述详尽，此不赘述。
三、实事与实证
自从开沅师耳提面命著文不必对面驳论，应正面立论以来，即不再撰写辩论性文字。通观20世纪以来的学术论争，固然有吸引关注和刺激思维的作用，但也容易流于意气之争，各执一偏。治史如老吏断狱，要想完全还原案情，诚非易事。乾嘉考据号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实事未必都有实证，有实证的却未必都是实事。只要找到直接证据就可以坐实的考证，多为具体的简单事情。晚近史料繁多，立论不难，反证也容易。许多情况下有此一说，未必即如此事。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材料，应当尽可能充分汇集，排比梳理，不要预设架构。比较的结果，剔除各种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够通贯所有材料和事实。反之，如果先有成见，并且挑选论据来立论，就很容易似是而非。
再现史事，要将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连缀。史料再充分，相较于事实的复杂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为记录本身就不可能巨细无遗地面面俱到，留存过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遗失，所以治史在努力穷尽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阙疑，不做过犹不及的假设求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另一方面还须必要的判断推论，不能太过拘泥，以求大体成形。如果必须完璧才能结论，势将一事无成。两者之间如何拿捏得当，需要高明的艺术和高度的自觉。否则，即使如陈寅恪所撰《柳如是别传》，因为不相信官书，也会导致明显误判。更令人错愕的是，由于材料繁多，误判也能敷衍成形，叙述出长篇故事。
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时间的误判以及由此形成的叙事，值得治近代史者高度警觉，以免重蹈前人覆辙。此事发生误判，一则袁世凯浑身是眼，变幻莫测，在京安插了众多眼线的康梁一派，直到1912年1月27日才承认：“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日日言君位，至今尚未改口，特松缓耳。而其左右自唐氏明赞共和外，如梁如赵如杨皙子及其余，皆均持共和（见所措置），均向共和一边进行。” 懊悔一直以来着了老袁的道。二则当事人一度故布迷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国民会议的一波三折掩饰清帝退位的暗箱操作，令当时人也信以为真。三则张国淦以亲历者身份提供错误信息，误导来者。三者相辅相成，迷局几乎成了信史。
不过，再好的魔术戏法，说到底只能掩人耳目，一旦揭开谜底，也就索然无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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