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暴君群体中，汉武帝的个人形象最为高大。两汉遗存的文献匮乏，成功助其摆脱了被挖出海量黑记录的厄运。几场军事冒险的成功，又把他的穷兵黩武，直接洗白成为雄才大略。至于刘彻晚年的幡然悔悟、变更国策与民休息传说，更成了展现一代雄主政治胸襟、伟大人格与爱民之心的集中体现。

很多人为此感动到五体投地，却不曾想到这一流传甚广的神话，实际与史实相差万里之远。

以暴治民的皇室

刘邦自己就在暴虐方面胜过项羽

在探究汉武帝的政治心态前，不妨先看看汉初帝王是如何对待臣民的。若那些号称清静无为的贤君，都以百姓为刍狗。那么折腾毕生的刘彻会对劳苦大众心存多少悲悯？有点脑子的人都可想而知。

出身匹夫的刘邦，理应最知道体恤民间疾苦的西汉帝王。在秦末的各路义军阵营中，沛公就素有宽厚长者的美名。等到直接消灭项羽，诸侯王们纷纷劝进，也反复强调刘邦的德泽惠及四海。哪怕到了1000多年后的清朝，食不厌精的大才子袁枚，更是冒着因言获罪的风险声称：夏商周三代以降，只有吊民伐罪的汉高祖配得上正统！

在百姓看来 刘邦其实更加可怕

但号称长者的汉高祖，也只是对统治集团内的自己人够意思。仅在屠杀百姓方面，其表现就远比项羽暴虐。《史记》所录的项羽屠城暴行仅有3例，而关于刘邦屠城的记载却不胜枚举。西汉皇朝的开国元勋们，在溜须拍马自吹自擂之余，也对本班人马的斑斑劣迹心知肚明。当刘邦考虑定都洛阳时，娄敬直言：天下苍生已被陛下折磨得死去活来，人心不稳之际，还是定都易守难攻的关中为好。

继刘邦执政的吕后，对刘氏宗亲尚且频下狠手，对待臣民自然不会心慈手软。从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来看，该时期的汉帝国司法体系全面承袭秦制，且在判案时存有明显的疑罪从重倾向。普罗大众根本无望获得法律正义，仍要战战兢兢地躲避大量制度陷阱。

刘邦的宽容 主要是针对统治阶层内部

最有美名的文景二帝，无疑比前任和后继者都更体恤大众，但这种怜悯也是有限度的。如两任皇帝虽将土地税率减至1/30，但汉代人民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根本不是田租，而是人头税性质的“算赋”。生活在西汉晚期的贾捐之声称，汉文帝曾将算赋从每人120钱减至40钱。可这一足够彻底影响财政收支的德政，在《史记》与《汉书-文帝纪》中都毫无踪影，根本就是出自臆想。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了占地面积达8万平米的刑徒墓地。经过测算，里面大概歪七扭八地埋葬着上万具尸体！许多墓主遭腰斩或肢体分离，也有至死都戴着重达数斤的刑具。作为汉景帝营建陵墓地宫的牺牲品，他们的悲惨遭遇，正是给统治者爱民之心的响亮耳光。

文景之治的成果也被后人大大夸张

最后，就连作为汉初最高意识形态的黄老思想，其真实内涵也和爱民如子、慎用民力等后世印象不同。貌似和善的黄老之学，与张牙舞爪的法家理论实有相通之处。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不仅在《解老》、《喻老》两篇中大谈道家之术，还在《大体》篇中勾勒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其特点竟是黄老色彩的“因道全法”、“澹然闲静”！

故司马迁钦点韩非“归本于黄老”。理解黄老的本质也就不难明白，汉初统治者的爱民之心，不过是个聊胜于无的精神安慰。

汉景帝阳陵附近的刑徒乱葬坑

迷雾重重的凭证

汉武帝的悔改证据 基本来自汉书里的只言片语

既然汉初诸帝的爱民表现不过尔尔，那么关于残暴的汉武帝的悔改传说，又是从何而来？其实，这则神话最原始凭证，源自《汉书-西域传》中的轮台诏。

根据班固记载，桑弘羊等人在公元前89年上奏朝廷，建议在位于西域腹地的轮台进行屯田。但刘彻已经“既悔远征伐”，便“深陈既往之悔”。于是下诏书否决提议，并在文末结尾宣布，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和毋乏武备而已”。随后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昭示自己与民休息的决心。

今日的西域轮台风景

这段文字本身存在有诸多疑点。首先，班固对诏书正文的铺垫文字是刘彻“既悔远征伐”与“深陈既往之悔”，让人感觉他要对自己数十年的统治做一个全方位检讨。可在诏书正文里，刘彻反思的只是1年前的汉军三路出击。其中，李广利与开陵侯的两路人马表现不佳，但绝不能和自己的毕生执着划等号。

更何况，刘彻曾对国家政务作过多次技术性调整，却从未改变自己开边的初衷。如在公元前128年，主父偃建议皇帝以暴秦为戒停止用兵。刘彻闻言大喜，可次年他便派卫青进攻河套。两年后，汉武帝曾拍板暂停向西南夷扩张。但数年后又以霍去病出征河西为标志，又掀起了新的战争狂潮。到公元前120年，刘彻将上郡、北地、陇西三地的戍卒减少一半，以便做到节省民力。结果在次年就令72万内地居民背井离乡、迁居边郡。凡此种种表现，不能不让人怀疑，轮台诏究竟是刘彻悔改的自白，还是新一轮阶段性调整的开始？

汉武帝始终在向边境大量派遣人力

其次，以类似笔法阐述汉武帝心生悔意、决心禁止苛暴与民休息的文字，在西汉晚期刘向所著的《新序》中便已出现。该书有诸多史实错误，可信度堪忧，遭到唐朝著名史家刘知几的大加批判。但考虑到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尚且大段参考了刘向、刘歆父子所作的《七略》，则《新序》中的可疑文字，极可能又成为班固的借鉴模板。

当然，作为《汉书》的最重要作者，班固自己都对汉武帝的晚年幡然悔悟是将信将疑。他虽在《西域传》里借轮台诏一事，委婉声称刘彻有悔改之心。但《西域传》顾名思义，只涉及和西域地方相关的事宜，且在体例完备、篇幅达100卷的《汉书》中位居倒数。这一事关朝廷全局方针的大新闻，也在《汉书-武帝纪》里竟只字全无。当班固效法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给刘彻写评语时，对他知错能改、壮士断腕的高尚品德都不着一字！但上述文本方面的疑点，并不足以得出确凿结论。要判断刘彻是否有所醒悟，还需对其治国路线做一番细致考察。

汉武帝始终不改自己的穷兵黩武之心

死不悔改的独夫

汉武帝从未想过做根本性的政策调整

在漫长的统治期内，刘彻虽实施过纷繁复杂的为政举措，但治国理民的总体路线却是清晰可辨的。该路线最重要的基点，便是对外用兵。

平心而论，武帝朝的军事行动，本具有抗击匈奴欺侮、保卫边疆安全的正义属性。然而在公元前119年后，当匈奴因不堪汉军一再扫荡而远遁大漠，已出现漠南无王廷的局面。也就是说，匈奴集团对中原帝国的边患便已基本解除。但欲壑难填的刘彻，硬是让战火又烧了数十年。

汉武帝中后期的军事行动 已属于贪兵恋战

为支撑变味的黩武行径，刘彻重用聚敛之臣，对不堪重负的百姓频下狠手。由此引出他治国路线的另一基本点--搜刮敛财。其结果便是国内中产阶层在算缗和告缗之法打击下破产，普通农民则因盐铁官营的弊政，而用不上好农具、吃不起高价盐。有的无辜惨死，余下的大量被迫逃亡，最终使得汉朝治下的户口减半。部分人被迫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以求活路。对此，刘彻又大量任用酷吏、颁布苛法和厉行镇压。也由于其治国道路彻底成型，给统治集团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

若汉武帝在晚年真的幡然醒悟，便应以实际行动革除对外用兵、敛财搜刮和酷吏虐民这三大民生负担。然而，在颁布轮台诏后，刘彻只是停止了用兵，从未废黜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弊政。至于其所标榜的养民富民更是一纸笑谈。他确实通过命赵过推广“代田法”提高了粮食亩产，但农民要交的皇粮也随之水涨船高。由此可见，所谓“力本农”的目的，仅是搜刮更多民脂民膏而已。

后世出土的各类汉朝官营铁器

当“富民侯”车千秋联合朝中政要，建议皇帝调整司法政策、不再滥杀无辜时。刘彻竟一口回绝，并告诫他们不要再提此事。哪怕死到临头，汉武帝还因身边人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而派遣专员将下狱之人不论罪过轻重一律杀头。两大弊政皆纹丝不动地继续执行，这又反过来说明，停止军事行动只是权宜之计而已。但死神早已看够了汉朝百姓尸横遍野的惨状，遂彻底终结了刘彻的野心与性命。

当然，改弦更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事情。在轮台诏颁布以后，汉武帝毕竟只又活了2年左右。若上天多给他些时光，历史是否会大变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非常简单，汉武帝并非政治白痴，在预感时日无多之际，他便选定好左右心腹去辅弼幼子。托孤重臣之一，便是推行聚敛弊政的代表人物桑弘羊！

汉武帝制定的政策 让接班人也必然路径依赖

桑弘羊虽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倒了台，但在权力游戏中获胜的霍光，却是被刘彻赐予周公辅成王之图的另一心腹。作为名不正言不顺的皇权代理人，霍光不敢如旧主般作威作福，在役使百姓时也有所收敛。

但三大弊政就总体而言，仍延续了下来。如在公元前72年，他兴师16万，兵分5路大举进攻匈奴。但战绩却让人瞠目结舌，五路人马皆表现一般，其中一路只斩获了19个首级。霍光死后，亲政的汉宣帝才开始改革司法系统、清理冤狱。而罢免盐铁官、恢复和亲政策，已是汉宣帝之子汉元帝继位后的事了。此时距刘彻死亡，已过去了近40年！

汉武帝之后 政策依然被延续了很长时间

由上可见，汉武帝终其一生都未表现出几分爱民之心。绝对的权力令其自我膨胀，以至于死到临头也未对自己的暴政有所反省。不过，以“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等谚语自诩的两汉百姓，本不会对官府抱有多大希望。顶多会在九泉之下，为不少后世子孙被暴君感动得一塌糊涂而感到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