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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郑伯克段于鄢"
文 与权
"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中著名的篇章，讲述了鲁隐公元年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相残的故事。春秋三传对此均有阐述，然《公羊传》和《谷梁传》于此处偏议论及义理的阐发，事迹不详，而《左传》对此则叙事较为详实，对事情的全貌予以了更好的呈现。笔者据《左传》对该事的记载，结合《史记》的相关内容，探讨郑国当时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
在"郑伯克段于鄢"中，主要人物分别为母亲武姜、兄郑庄公，弟共叔段。庄公之母武姜因其寤生而恶之，偏爱段叔。然而就是这一源于情感和心理上的偏向使得郑国宗室的力量出现了分化。在庄公之母的偏袒下，共叔段拥有了郑国的大邑京，封地范围和城墙的规制违背了礼制，并在其后多有僭行[footnoteRef:1] ，隐然有分庭抗力之势，严重的危险了庄公的统治。又武姜为申女，背后潜在的势力是由其所代表的以申侯为统治核心的申国，且申国在该春秋早期实力不容小觑，平王之所以东迁就是因为其父幽王为申侯与犬戎所杀，"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footnoteRef:2]。要言之，其时郑国在宗室和外戚的两大格局下分化为了暂居于郑国统治核心的庄公，以及依附于其的祭仲、公子吕等一众卿士和公族为代表的庄公集团，他们的政治利益是巩固并维系自己的核心统治地位，并应对潜在的威胁；以取代庄公核心统治地位为政治取向和利益追求的共叔段集团；源于情感和心理而偏袒、支持共叔段，并将在其后收获潜在的政治收益，以武姜为代表的申国集团[footnoteRef:3]。这三股势力共同作用于郑国的政局，构成了郑国此时的权利结构。 [1: 如"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二于己"、"太叔又收二以为己邑"等，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页。] [2: 司马迁：《史记》卷4《郑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5-149页。] [3: "初，郑武公娶于甚，曰武姜"，见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揭，第10页。]
而这种由这三方政治集团构成的权力结构并不稳定，其内在的张力在于三者至亲的血缘关系上。在春秋的宗法制下，血缘是维系贵族政治的重要纽带，而且血亲具有特殊的伦理意味，这种家庭伦理在家国同构的传统语境中，在当时上升为内在的政治逻辑。这也是庄公为何明知共叔段的不轨行径却一再隐忍共叔段和武姜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血缘的纽带，故而武姜其实是可以代表其身后的申国，对郑国的政局走向施加着可能的重要影响。观《春秋》全书，因母系势力而得废的国君不在少数[footnoteRef:4]，这也是春秋时期的一大值得关注的现象。顾于当时"亲亲"的政治伦理和潜在的申国力量，加之当时共叔段到底是隐而未发，因而庄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不顾臣子的劝诫，未先发制人。毕竟率先发难反而会背上得个不德的恶名，丧失舆论的支持[footnoteRef:5]及平乱的道德合法性，且存在触怒申国的可能。待共叔段集团羽翼渐丰，政治力量足以威胁庄公，意欲率先发难与武姜理应外和取代庄公的核心统治地位时，原有的相对平衡的政治结构就被打破了。庄公此时得以相对名正言顺的用暴力对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至亲共叔段作出了回应，"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公伐诸鄢"[footnoteRef:6]将其镇压，可谓后发制人。尽管仍不免为后世经学家所诟病，但其在当时三方政治集团的政治博弈中最大限度的顾全了当时的人伦和政治伦理。而其将母置于颖城，一方面是对于武姜的告诫与规劝，或带有泄恨的念头，而另一方面客观上是可以起到震慑和打压申国势力的作用，最起码也释放了一记政治信号。而其随后的悔改或碍于人伦的约束，或出于政治的考量，唯其母子二人"遂为母子如初"，考其母子之初，颇值得玩味，应当是又一番心照不宣罢。 [4: 入因蔡人得立的陈厉公，其后郑国内乱里面祭仲行权过程中的"出忽立突"等。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揭。] [5: "京叛太叔段"或可为此处一记微小的反面旁证。]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揭，第13页。]
综上，"郑伯克段于鄢"实乃郑国当时郑庄公、共叔段、武姜（申国）三方政治集团博弈的结果。三方出于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各自政治利益的考量，在春秋时期的势力格局和伦理道德作用下，其时郑国的权利结构一度[footnoteRef:7]保持在一种相对的稳定之中。当共叔段方力量渐长，意欲取代庄公的位置打破这种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时，庄公便得以相对正当的用暴力镇压共叔段，故而有郑伯克段于鄢。 [7: 据《史记·郑世家》自共叔段被封京城到其起兵欲反有二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