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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方彦寿著
在福建寻访期间，林怡老师约了多位朋友一起聚会谈书，其中一位中年男士像老朋友一样过来与我打招呼，我看着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何时何地见过，而后他赠送我三部大作，我看到书名作者项写着“方彦寿”三个字，才顿时想起，这是多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2004年是中法文化交流年，蒙韩琦先生之邀，我参加了在国图主办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听闻到多位中国和法国专家阐述各自的观点。在该会的前一天，韩琦曾带着几十位法国人前往我的书库参观，这些专家们看到那么多中国典籍，兴奋异常，分别翻看着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转天的研讨会上，我又看到了这些熟悉的身影，但有一位中国专家却第一次见到，韩琦向我介绍说，此人名方彦寿，专门研究建本古籍，而他讲座的内容也是阐述这方面的见解。
在讲座完毕后，韩先生介绍我与方先生相识，当时的方先生外形削瘦，说话拘谨，但言语颇为坦诚。他告诉我说，古代福建刻书虽然十分发达，但整个福建省的公共图书馆却没有一部宋代建本书，而在建阳当地，甚至连明代的建本书都未备。恰好我在这方面有不少的藏品，于是邀请方先生得暇时前来观书。
此后我与方先生再未谋面，但却看到他大作频出，也陆续买得他所写的《建阳刻书史》等多部专著，其研究之深度令我刮目，未成想林怡老师能邀其来与我见面。因为我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十五年前，故与之相见时未能认出，为此我慎重向他表示了歉意。方先生却并不以此为意，他与我的话题依然是关于当地的藏书与刻书，这份专注令我感佩。
方彦寿的这部专著分为三辑，第一辑谈论的是朱熹学派刻书的传承与发展，第二辑为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第三辑为闽学著名学者著作版本考略，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在近年的寻访过程中，书院刻书是我的主要专题之一，方先生有这样一组专题文章，给我提供了更多的资讯。相比较而言，第一辑中的所言有不少是我此前未了解到的。
谈到建阳刻本，当然会论述相关的起源，方先生首先从人口迁移角度来进行论述：
建阳县的刻书业为什么会在两宋兴盛，以至历宋、元、明三代而不衰？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然与我国历史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经济重心由北向南逐渐转移，到南宋靖康之难后，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而最后完成有关。
而关于建阳为什么能够刻书风行天下，其在文中继续写道：
从具体原因看，则由于建阳地处闽北山区，丰富的森林资源源源不断地为麻沙、书坊两坊提供刻书所需的木版。同时，建阳多出竹纸，“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崇化坊用特有的椒纸印书，纸质坚韧且可防蛀，利用积墨池的天然井水和墨印书具有色泽鲜艳、字迹清晰等优点。
前些年，我曾前往建阳地区寻找朱熹的讲学处考亭书院旧址，然方彦寿在文中提及，朱熹还创办过一所同文书院。我对“同文”二字一向有偏爱，但读了方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这所同文书院乃是朱熹创造的书坊，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后来熊禾在重修同文书院时，在上梁文中写道：“儿郎伟 ，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看来该院的藏书，或者说建阳当地的刻书在那时已经流通海外，这正印证了建本走天下的俗语。
朱子是宋代理学中流砥柱式的人物，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后世方有“闽学”一说，而建阳的闽学人物跟当地的书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同样是我以往未曾留意的细节，方先生在文中写道：
建阳的闽学人物，除朱熹外，声名较著者还有刘、蔡、叶、黄、魏、熊诸姓中人。而以刻书为业者，除余姓外，也以这几姓为著。这并非巧合。据史料看，上述这几姓的刻书世家与这几姓的闽学世家本为同族，且多为闽学者的后代。
接下来方先生分别论述了其中的四大姓与书坊间的关系，比如谈到建阳刘氏时，称：
建阳《刘氏族谱》附有二册《建州三族刘氏忠贤传》，其中所列颇值一提者多达数十人，名知者如刘子翚、刘炳、刘勉之均为朱熹的老师；刘懋与朱熹同受业于刘子翚和胡宪；刘爚、刘炳、刘崇之均为朱熹高弟。同时，从谱系记载，参阅各家书目可知，刘氏三族均有刻书。五夫和马伏以书院刻和家刻为主；麻沙则以坊刻为主，其中以崇化书林刘君佐一支刻书最多。
而具体到朱熹与刘氏的关系，其在文中又写道：
朱熹娶的是刘逸之的长女；朱熹的妹妹则嫁给刘子翚的族弟刘子翔，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他的学生黄榦和刘子翚之孙刘学古。又如，叶味道娶的是游酢的孙女，其长子叶采是黄榦的女婿，四子叶蕡娶蔡沈之女。熊禾的母族是麻沙叶氏。朱熹门人詹体仁既是真德秀的老师，又是他的表叔等等。
原来理学家跟建阳刻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而我由此展延开去，觉得建本的发达应该跟理学的昌盛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建阳本既有精品也有粗制滥造的拼凑，故后世大多认为建本质量低下，比如《四库提要》在著录宋建刻类书《源流至论》时批评说：“其中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这种说法颇有以偏概全之嫌，而方先生乃是研究建阳刻书最著名的专家，他对此反驳说：
殊不知，建刻类书并非都“出自乡塾陋儒”，也有很多出自闽学者之手，如祝穆的《事文类聚》、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刘应李的《翰墨全书》。他们对建刻类书的影响是相当直接而明显的，如建刻《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群书会元截江网》《古今源流至论》《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事文类聚启札青钱》等均或多或少受他们的影响而产生。
然而，方先生却并不回护当地刻书质量上的问题：“为了盈利，建阳书肆也编刻了一些质量相当差的书。因此，对建阳书坊编刻的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因人而异，因书而异”。这种说法颇具客观性。他同时也指出了当地有些书坊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来改头换面，比如讲到余象斗就曾刻印了托名李廷机编的《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等书。
方彦寿对于建本的考察可谓细致入微，他甚至能用和刻翻刻本来印证一些业界说法，比如瞿冕良所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在谈到袖珍本的起源时，称“当时清帝弘历因见制版所剩小块木头，为恐浪费，不令遗弃，乃仿古人巾箱之意，刻武英殿袖珍版书，即后来所称的《古香斋十种》。正式题名为‘袖珍’的，当始于此。”而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现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刻本《袖珍四书》，是影刻明正德六年（1511）刘弘毅慎独斋刻本。”
虽然此本乃是日本翻刻的明正德本，然而此翻刻本将卷前刘弘毅所撰《题袖珍四书前引》也一并刻入，该引中有这样的话：
或者厌其简牍高大，难以随身诵读，其中扦格可胜言哉！因命友生邓子英謄而小之，名曰《袖珍四书》，敬寿诸梓，用广其传，乐与同志者共，岂不韪欤。时皇明正德岁在戊辰孟夏吉旦木石山人书于慎独斋。
以此可证早在明正德六年，就已经有了“袖珍”本这种说法，而方先生研究版本的细心，还在本书多篇文章中有所体现。
《增广许瀚年谱》，曹汉华编著
经齐鲁书社安排，我于4月28日在日照书城举办了一场讲座，经该社副总编刘玉林先生介绍，得以认识多位朋友，其中就有该书作者曹汉华先生。因为来去勿勿，未能细谈，分别时曹先生以此书相赠，回来后翻阅之，不禁令我感慨其对许瀚研究之深。
本书前有台北东吴大学丁原基先生所写序言，该序从丁惟汾负笈日本求学讲起。丁惟汾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章太炎等人，丁向章太炎出示了其先人竹筠先生所撰《毛诗正韵》五卷，请太炎先生作序，为此太炎先生专函邓实，信中夸赞《毛诗正韵》一书写得“条理极精远”。丁原基先生在序中讲到了“竹筠先生治小学得自乡先辈许瀚”，而许瀚则曾问业于高邮二王，由此可见学脉之递传，又谈到了许瀚在各方面的造诣：“在金石学、小学、目录学、校勘学、方志学方面皆造诣卓绝，较之乾嘉名贤，不遑多让。”
关于许瀚在学术史上的成就，此序引用了多家评语，其中有傅斯年在写给李济信中的所言：“此君地位，与孙仲容伯仲之间，乃最早之金文大师”，傅斯年将许瀚与孙怡让并提，可见许氏学问功底之深厚，而谢国桢在论《攀古小庐杂著》时，亦称清道咸间北方学者首推许印林之学。
如此重要的一位大学者，后世却研究不多。丁原基提及他1997年曾于东吴大学撰写过研究许瀚的论文，那时参考资料较少，其中有袁行云先生所著《许瀚年谱》等，而曹汉华的这部书，正是在该年谱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丁原基夸赞曹先生增广该谱，不仅仅是汇集资料，同时也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
日照市岚山区的文史专家曹汉华先生，是关心乡邦文献与乡贤许瀚生平资料的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依循许瀚足迹，从事田野调查。2005年7月寻访到许瀚残碑一方。亦不辞辛劳，前往山东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抄撮文献；每闻私家有收藏，虽词组只字亦不错失。曹汉华先生费时六年，在袁谱的基础上增扩新资料及研究成果，终而完成《增广〈许瀚年谱〉》，征引详洽，叙述详明。许瀚地下有知，当含笑无憾矣！
该书凡例之后，有曹汉华所撰《不羡剖符擅“雕虫”――记清代著名学者许瀚》，该文应当是本书的代序，首先介绍了许瀚坎坷的一生，先从入泮食饩讲起，而后提及传主拔贡成钧，五历乡试，五试春官，在那个时代，博取功名是何等之不易。许瀚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曹汉华一一作出了总结，首先提到的就是许瀚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成就，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首先是一个藏书家”。对于许瀚的买书经历，文中称：
许瀚虽然乏于资料，但平时节衣缩食，所至辄满载而归。在京十余年，藏书乃不下万签，时与学者相议论，证成著述。及至杭州校书、沂州任教，亦无不如此。从其所著《涉江采珍录》《燕台买书记》可知，许瀚一生仅宋明珍本图书就收有不下万卷。可见其购书之勤。
许瀚第二方面的成就为朴学，曹汉华认为他的治学方法秉承扬州学派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声韵训诂求义理，由古文字以求本义及其通假，在清代号称小学家的百余人中，是少有的兼通古文字和声韵两门学问的学者。而许瀚第三方面的成就则为金石学，曹汉华提及传主曾经帮助阮元编辑《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帮助吴荣光编辑《筠清馆金石录》，帮助吴式芬编纂《攈古录》等等，而幸运的是，《攈古录》稿本的一部分现藏寒斋，从字迹上辨认，上面有不少许瀚的批语。
许瀚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则为校勘学，《清史列传·许瀚传》称：“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如此高的评价，足见许瀚在校勘学方面被后世何等看重，而“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也是极为看重许瀚，王筠之子王彦侗在《行述》中记载了父亲去世前的最后所言：
十二月九日，（王筠）自起，披衣坐。问遗书何者当刻，曰：“《句读》《补正》。”再问曰：“《系传校录》《蛾术编》。”问当乞文何人？曰：“与吾交者，皆相去甚远。”问印林先生，曰：“甚佳，但不知其所。”自此舌渐强。
这段对话形象的表达出了王筠对许瀚的信任。而对于许瀚在方志学的成就，曹汉华讲到了其曾任过《济宁直隶州志》的总纂，还参与纂修过《济州金石志》，晚年又参与了《日照县志》的编修。曹汉华还列出了许瀚在地理学和书法方面的成就，足见此人是何等之多才多艺。遗憾的是，许瀚本人的著作在刊刻过程中却命途多舛，其晚年在江苏淮安清江浦作幕僚，1860年该城被焚时，许瀚的《攀古小庐文》书版全部被毁，再后来：
1861年8月，捻军李成部长途奔袭登莱，穿过山东境内，越日照县境。许瀚被迫由邻居抬着到邻近的磴山寨避难。仓皇间，校对达五年之久的吴式芬遗书《攈古录》及《金石分目汇编》底本散弃山崖深谷中，一年多才访求齐。9月，许瀚在姻亲苏翰亭的邀请下，到新修的安东卫城避难，殊料是年10月，李成部再度到日照，许瀚藏于今虎山大河坞村满满三间房屋的藏书及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雕版一并毁于战火。
想来，我所得到的《攈古录》原草稿，有可能就是那个时段散失的。彼时的许瀚已经身患偏痹之症，为了生活，仍然在努力的校书，这种状况令人感喟。而曹汉华为什么要下如此大的气力来研究许瀚，他在文中有如下解释：
许瀚是我的乡贤。2004年，笔者调入岚山区文体局工作之后，这位先贤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有关这位学者的交游逸事、学术专著、珍贵手迹以及有关其本人的研究成果，在经过了几年的广泛搜求之后，我手头上已经拥有了数以百万字的许瀚尺牍、诗文、金石跋、书跋、书序、镜铭以及相关研究文章，许瀚本人于我不啻于一座文化富矿。
《海岱丹青：孙敬明教授金石书画展》
4月22日至28日，我在山东半岛寻访历史遗迹，本程得到了齐鲁书社副总编刘玉林先生的大力帮助。为了能够让我看到更多的历史遗迹，刘先生动用了他的很多关系。在潍坊时，他首先带我前往拜访孙敬明先生，在路上刘先生向我讲述了孙敬明先生在考古界的声誉，由此而让我了解到孙先生在这方面有着颇高的成就。
初次见面的孙先生让我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恂恂长者，他向我谈论起潍坊当地的风土人情，其语句之缜密，声调之铿锵，再加上独特的当地普通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他赠我的这本画册，则让我进一步了解到孙先生岂止是多才多艺。孙先生的这本画册上有如下一段简介：
孙敬明，字鑑泉，号辰生，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山东大学、烟台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四十余年，已出版学术著作八部，发表论文三百余篇。考古之余，偶涉丹青，以金石书画为之特色。现正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F052）“陈介祺研究”。
简介之下列出了他的一些研究专著，而本画册中排在最前面的，则是他的金文书法作品，其所写大篆最为雄健有力。画册的第二部则为博古图，有些画法借鉴了古人的八破图，孙先生则称这是锦灰堆画法。其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一函或数函线装书，这最令我所喜。画册中还有一些全形拓，孙先生在拓片之上绘了一些图案，使得庄严肃穆的大鼎瞬间变得活泼了起来，他甚至在瓦当拓片和刀币拓片上也有大段长题，文人之趣扑面而来。
《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郭味蕖编
本次的潍坊之行，其中一个寻访目标是郭味蕖美术馆和郭先生的旧居，而孙敬明教授于此相熟，他特意带我前往此馆。我们在这里见到了郭味蕖先生的哲孙郭远航先生，而他正是郭味蕖美术馆的馆长。
郭馆长身材魁梧，长发披肩，谈吐文雅，是典型的艺术家气质。他带我们参观美术馆时，一一讲解着每幅画作背后的故事，其言语克制，沉重的往事虽然并不如烟，但他却能以云淡风轻的语调予以描述。经过他的讲述，使得郭味蕖先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立体了起来。
而后，郭远航又带我等参观了修复后的郭味蕖旧居，我看到其居室之逼仄，画室之狭小，可以想见当年郭味蕖回到故乡后生活之艰辛。我不知郭老当时的心境，但其旺盛的创作力以及日渐老辣的画风，再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观之后，郭远航馆长赠我此书，本书以朱墨套印的方式印出了郭味蕖先生在书中的校改，如此论起来，该书底本应属作者自校本。
该书前有黄宾虹所写序言：
古人读书皆有记录，等身著作，无非日积月累而成。王伯厚《困学纪闻》，顾宁人《日知录》，莫不朝斯夕斯，丹黄涂乙，取精用宏，卓然成家。知人论世，尤为读书之要。味蕖学兄，博览群书，旁搜艺事，出其平昔所辑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见示，纲举目张，皆能有条不紊。足徵劬学嗜古，巨细不遗。荀卿有言：“其为人也多暇，其出人也无远”。抗心贤哲，度越寻常，余于是编有厚望焉。
此序虽然不长，却高度概括了本书价值所在，亦可见郭味蕖先生为编纂此书所下的工夫。黄宾虹此序的落款为“甲申之夏”，故知此序作于1944年，那个时代没有电子检索，要编出如此谨严的年表，可以想见作者要花费多大的工夫。
对于本书的编纂，郭味蕖在自序中写道：
自从一九三七年，编者在前北京古物陈列所主办的国画研究室任研究员时，便开始蒐集我国书画家的传记碑志这一类的资料，并且经常到黄宾虹先生处，学习中国美术史和书画鉴别。当时黄先生就谈到，现在关于研究书画的工具书很少，历代出版的书画家传记和著录诸书，又多是略而不详；书画家的生卒年和重要作品的创作年代，也不容易稽考。他就希望我采用编年体例，编一部综合性的书画家年表，藉便检查历代各家的继承关系和风格的沿变，并指示了我一些整编方法。我从这时，便着手编写这一部年表。
看来，正是在黄宾虹先生的鼓励下，郭味蕖方编出此书，而编完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1958年才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而出版完毕后，郭味蕖又对该书进行了通校，此影印本就是用当时的校稿印成。翻阅该书，可见其不但有校字，还有增添，同时也修改了一些人的生卒年，而其具体的编纂体例则是首列公元，次写干支，而后则为年号年数，接下来是画家本人的事略，最后为备考。这种编纂方式直观的列出了所收画家方方面面的相关事迹，而近几年我正在撰写相关寻访之文，于此意外得到相赠，又让我有了一部实用的工具书。
《陈振孙之经学及其直斋书录解题经录考证》，何广棪著
前一段时间芜湖的汪华先生在微信中告诉我，何广棪先生托他转赠一部书给我。有些事情还真是巧，因为近期我想去芜湖一带寻访，正准备与汪华先生商议，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并且赠我一部如此专业的学术著作，这让我预感到接下来的芜湖之行的所获定然超过预期。
何广棪先生的这部专著是标准的学术研究。陈振孙乃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业界研究他的专著可谓多如牛毛，但何先生能够突破现有的研究视野，专门探讨陈振孙的经学著作以及其所作《解题》一书中对于经学的著录观念，可谓极窄且深。
从该书的自序中得知，此专著乃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深挖。何广棪先生当年博士论文的题目为《陈振孙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又撰写了这部专著，其自称该书乃是他博士论文的姊妹篇或者续篇。
作者在自序中回顾了民国以来研究陈振孙的著名学者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而后点出这些著作的开创性和相应不足，对于本书的研究方式，作者在自序中有如下阐述：
本人考证《解题》经录之部，所用研究方法，乃参考清人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而微有变化，盖本书对《解题》每条均一无漏略而作全面而具针对性之考证，与姚书仅铺排相关资料后而略作案语，其间之深浅艰易有所不同。故《解题》经录之部，振孙所撰凡三百七十余条，本书以纲目体所作之考证亦共三百七十余篇。庶几对《解题》书中立论之根据，大致考出其来源出处；至《解题》书中所具独创性之议论与见地，本人亦刻意详作疏证并加阐发，以期能揭示振孙之用心及其议论价值之所在。
可见这是标准的学术论文撰写方式，同时作者也点明本书的撰写方式参考了余嘉锡先生所撰《四库提要辨正》的方法，及对《解题》经录中的阙失皆设法搜集资料予以辨正。
作者在《绪论》中阐述了目录学的重要性，其首先引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记集解分八十卷》条中那句著名的话：“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又引用了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所强调的读书要懂得门径之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而后作者讲到了自己在目录学方面的专研，以及自己的治学经历，他对目录之学的专精令我敬佩。
本书的第二章题目为《陈振孙研治经学之主张》，此章起首即称：
陈振孙虽以目录学蜚声于时，然其一生亦勤治经学，著作颇富，贡献殊宏。惜其所著经学之书均已散佚，今仅于宋、元人之记述中可略考其书踪迹。
此语可谓本书研究之源起。确如作者所言，学界谈到陈振孙，几乎所有人都仅将其视为目录学家，而作为经学家的陈振孙却少有人留意，而正是他的经学著作均已散佚，故难怪孤陋如我等不了解陈振孙在这方面的成就。然何先生爬梳史料，从各种历史记载中寻找出陈振孙研究经学的记载，比如他首先引用了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中的所言：“直斋所著书，有言《书解》一册，《易解》《系辞录》《史钞》。”以此可证，陈振孙对《尚书》和《易经》都有专著，但周密的记载是否真实，正是本书研究的要点之一。
作者谈及他的《陈振孙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一书，引用了元人袁桷在《序·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中的所言，以及《刘隐君墓志铭》中的所载，均可证陈振孙曾有经学著述传世。然而作者亦称，这些著作从元代开始就渐渐散失，故《宋史·艺文志》中亦乏载。到了清初，朱彝尊在撰写《经义考》时，则明确地写道“陈氏振孙《尚书说》，佚”。何先生认为，《经义考》上所称的《尚书说》，有可能就是周密在《治雅堂杂钞》中记载的《书解》。
既然陈振孙的经学著作均已失传，那么何先生想要研究陈振孙的经学主张，着眼点只能落在《直斋书录解题》一书，因为作者认为：“该书经录之部，实乃振孙就其个人收藏，对经学群经一一予以著录并作解题者。”因此，详细研究该书的经学解题，就能从中萃取出陈振孙的经学主张，而何先生的这个思路，正是他探赜索隐撰写该书的主要方式。而他通过间接的朋友转赐该专著给我，令我拜读之后，获惠实多。
《石墨捃华：名家题跋金石碑帖展》
秦宝斋、陕西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颐通文化合编
该书乃是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委员会副主任李欣宇先生所赠。此前一段时间，李先生告诉我，当地要举办这样一个展览，而我恰好在此时段另有安排，无法前往，如今看到这本图录，方知道自己错过的这场规模不大的精品展是何等之精彩。而书前列出了十余位参展者的大名及参展单位，我所熟识者有孟宪钧、梁章凯、刘禹、王德、陆三强、陈根远等先生，同时李欣宇也赫然在列。
本书前有陈灿峰所撰《在文字中触摸永恒》代序，文中首先解读了他对“永恒”一词的理解，而后提及：
文人和拓本的互动关系丰富多样，书法的临习，资料的运用，闲时的赏玩，而拓本上的题跋正是这种关系的忠实记录。如同拓本上的文字，这些题跋是可供研读的文本，也是可供欣赏的艺术，文人们考证的学问、趣味的品评、递藏的关系都能在其中找到蛛丝马迹，有时候甚至还是某个人在某个时代社会关系的综合展示。
看来文人的碑帖收藏以及在碑帖上的题跋，使得冰冷的拓片变得更有收藏和研究价值。陈先生提到最早将拓片纳入学术探讨范围者乃是宋人，以及欧阳修和赵明诚是金石学研究的开拓者，之后讲到了拓片收藏价值判断的一个小窍门：“从题跋和钤印的数量便能很容易判断这件拓本的份量”。而从这些年的市场情况看，基本符合这句话中的所言，题跋越多者，越能卖出高价。
作者对拓本的价值看得很高，其称：“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书法史，正是建立在拓本之上。一部拓本犹如一部经书，影响了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艺术、学术大家，以及普通的爱好者。”作者也分析了常见题跋的一些方式和内容，可见他于此做了细心的梳理。而本书的第二篇序言为李欣宇所撰《追求知识的行旅》，该文从陕西悠久的历史讲起，提到陕西省收藏家协会成立二十年以来所做出的成绩，由此让人得知，他们举办了多次与碑帖有关的专题展。
对于本次展览，李欣宇有三点总结，第一点是本次展览的金石拓片以有名家题跋者为主导，第二点称这些作品“皆为金石重器、名碑佳刻”，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书法史”，第三点则谈及了办展单位及办展思路：
本次展览由省收藏协会与秦宝斋联办，得到诸多海内外藏家和陕西本地藏家的支持，故展览内容得以形成“纵”“横”两个部分：纵向以历史年代为排序，先秦青铜器、金文、铭文在前，历代碑石诸刻随后，通史性展出。横向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题跋为一侧，彰显名家题跋和流传有序的文化脉络，体现当代金石拓本的收藏水平。
翻阅本图录，可以欣赏到参展的名碑珍拓，而图录在编排上既有整体效果，又有细部放大，能够从多个角度来欣赏名碑之美，尤其是孟宪钧先生所藏的隋《董美人墓志》，其字形之优美，令我艳羡。本书在编辑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除了将参展之物一一亮出外，还有一些附录，其中附录一乃是参展品中所钤印章及相应释文，附录二则为递藏者的生平简介。《后记》则以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的名义对本次展览提供帮助者予以了鸣谢。
《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方彦寿著
此书为方彦寿先生所赠，前有朱子后人朱杰人先生所撰序言，朱先生在序中讲到他对朱子画像的考略非常关注，这缘于他特殊的经历：
1993年，世界朱氏联合会在韩国成立，这是一个以朱子后裔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民间组织。它具有宗亲与学术的双重性格。我被推举为首任常务副秘书长。由于工作关系，我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国的朱氏宗亲组织。令我十分震惊的是，这些宗亲组织虽然都以朱子作为自己的始祖，但他们供奉的朱子像却大多是赝品，有的甚至莫名其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朱杰人对此作出了如下分析：
早期的朱氏移民，大多是为生活所迫，由于路途遥远而艰辛，他们只能携带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很难从国内带出可供供奉的塑像、画像之类的“奢侈品”。由于早期移民一般文化程度都不高，也不可能有鉴别画像的能力。定居下来以后要盖宗庙、建祠堂，没有祖宗的像，就只能找一幅画像来代替，或请人按照想像画一幅。供奉的时间长了（据我见过的国外朱子祠堂，一般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假的也就成了真的。此外，由于朱子是圣人，历代流传下来的画像很多，也造成了人们无从选择的困惑。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朱先生觉得对先祖画像的乱用是一种不敬，他决定正本清源，为此说服世界朱氏联合会，作出决议，由该会公布出三个朱子标准像，同时由他起草了一份《关于颁布朱子标准像的公告》，再以世界朱氏联合会的名义，于2000年3月对外发布，该公告中提到了三个标准像的来由和使用方式：
1999年12月世界朱氏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一致决议：以朱子自画像一幅、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朱子半身像一幅、《晚笑堂画传》朱子全身像一幅，为朱子标准像，供祭祀、供奉、陈列、纪念及各种文化、商业之用。
为什么要用《晚笑堂画传》上的画像来作标准像之一呢？朱杰人的解释是：“除了因为它的作者上官周是清代著名的画家，他的历史人物画被公认是最成功和最传神的作品外，还因为这是此前所能见到唯一的一幅朱子单人的全身像。”但是这样的行政公告显然难以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以致于朱杰人在文中感慨标准像公布之后，并没有结束朱子像的乱象，海外的宗亲们对这个公告不以为然，仍然供奉着他们原有的画像。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使得朱先生对方彦寿的这部大作夸赞有加，认为方先生的大著厘清了朱子画像的层层历史迷雾，并希望方先生能够将这个课题继续考证下去，以便得出更大的成果。
方彦寿的这部大作可分为两部分，卷上为朱熹画像考略，卷下为朱熹伪帖揭秘。而卷上部分又分为十二考，可见方先生对朱熹画像考证之深。他在第一考中首先提到了陈荣捷先生所撰《朱子画像》一文，文中谈到有两位为朱子画像之人，一位是朱熹44岁时，来自于福建福清名叫“元”的画家，另一位则是南城吴氏。方彦寿还考证出在这两者之间，也就是淳熙元年，有位福州人郭拱辰也为朱熹作过画像，并举出朱熹所撰《送郭拱辰序》为证。
此序首先夸赞了郭乃是画像良工：“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接着朱子评价郭为自己所绘的画像：“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从篇序言可知，朱子对郭所画之像颇为满意。
方彦寿考证朱子像的方式正如以上的引文，他能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出原始史料，而后作出排比。本书内摘引了上百幅不同出处的朱子画像，而方先生又能一一疏理出这些画像的所本，所下工夫之大，研究之深，足令人赞叹再三。除此之外，他还将视野扩展到书画市场的拍卖，比如他提到2010年某拍卖公司以900多万元的高价，成交了一幅明郭诩创作的“文公先生像”。 方彦寿认为该拍卖公司的图录上对于画像的介绍文字比较符合拍品实情，而后他引用了朱谋垔在《画史会要》中对作者郭诩的介绍之文，以此证明郭也是那个时代著名的画家。
然而郭诩毕竟是明代人，他当然没有见过朱熹，那如何证明郭诩的画像与朱熹的容貌相符合呢？显然这是难以印证之事，而这幅画能够拍出如此高价，更多的原因是此画原藏于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上面钤盖着“嘉庆御览之宝”等御玺，皇家递藏之物才是能够拍出高价的主要原因。而方彦寿则注意到“甚或可以说，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像有脱胎于郭诩画的痕迹”，但是台北故宫所藏画像与郭诩所画在容貌上有着较大区别，又如何解释这种区别呢？方彦寿认为：“郭诩画中的朱熹较为年轻，可视为中年，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则明显已进入老年了”。
《闽中画派艺术研究》《李在画集》《吴彬画集》《曾鲸画集》，俞宗建著
上月的福建之行，其中一个重点是在莆田地区寻访多处历史遗迹，福建省委学校的林怡教授为我作出了妥善安排，事先通过陈一舟老师联系了莆田当地的一些爱书人。陈老师原本要带我一同寻访，后因事未能成行，但他将联系人的联系方式转告给了林怡老师。某天，我与林怡、林星两位老师一同乘车前往莆田，在那里见到了多位爱书人，其中之一就是闽中画派研究专家俞宗建先生。
俞先生现任莆田市闽中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写过多部专著，而他赠给我的这几部均是根据我的寻访名单。在寻访过程中，俞先生和他的朋友前行带路，因为此前他都做过相应的田野调查，故每到一地均能找到熟悉情况之人，同时向我讲解着那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当地的传闻。
为何莆田地区能够诞生出这么多在绘画史上如此有影响力的大画家呢，俞宗建在《传承有绪的闽中画派》中首先讲述了福建的地理环境，而后提及莆田的历史，接下来又统计出莆田地区有功名者的数量：
自唐代以来1200多年间，莆田先后涌现出2400多位进士、21名状元、18名宰相，98人在《二十四史》中有人物立传，有99部莆田人的著作被收进《四库全书》，出现过“一家九剌史”“一户六进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占双标”“六部尚书占五部”“一门五学士”“兄弟两宰相”和“父子兄弟同朝为官”的美丽佳话。
这个数量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而俞先生又在文中列举出了与莆田有关的历史名人：
所以闽中莆田享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誉。如宋代史学家郑樵、诗人刘克庄、书法家蔡襄，闻名海内外的海上和平女神妈祖，明代“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20世纪中国伟大的布道家宋尚节等，皆诞生于此。故闽中莆田不但是文化和艺术重要的发源地，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的诞生地。
而莆田的画家当然是俞先生论述的重点，其总结道：
明代，闽中莆田画坛更是名家辈出，先后涌现出李在、吴彬、曾鲸、宋珏四位大画家。他们开宗立派，绽放着熠熠光辉，在中国绘画史中意义深远。
关于画派，俞宗建注意到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地域画派是明代的浙派，而后他谈到了画派能够成立的三个基本条件，并且统计出聂崇正在《明代宫廷何以闽浙籍画家居多》一文中列举出的21位闽籍画家，其中莆田人占了三分之一，以此足见该地画家之实力。经过这番论证，俞宗建提出了闽中画派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此派名称是否为俞先生所创，但能够感受到他对该派的研究的确下了很大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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