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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滁州醉翁亭景区宝宋斋内，有一处碑刻，两块四面，碑高239厘米，宽98厘米，正文402字，标题4字，跋95字，共501字。此碑刻为《醉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后人称为“欧文苏字，珠联璧合”，视为稀世珍品。明代冯若愚云：“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
那么，苏轼是在何时何地书写的《醉翁亭记》呢，据史料显示，这背后的故事，其实与一个叫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的地方有关。
热爱文学的人都知道，《醉翁亭记》是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担任滁州太守时所写。但《醉翁亭记》写出来后并没有马上刻碑，直到庆历八年(1048)三月，才由书法家陈知明首次刻碑，立于滁州。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王诏担任滁州知州，见陈知明所书《醉翁亭记》字迹浅褊而小，恐难久传，遂请欧阳修的门生、北宋大诗人兼大书法家、时任颍州知州的苏轼改书大字，并刻石立碑。
元佑六年（1091年）苏轼曾两书《醉翁亭记》，其一为大字楷书，即后世立于琅琊山间的“滁州碑”母本；其二是用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的长卷。
研究者发现，苏轼的这两款《醉翁亭记》的正文内容不尽相同，尾跋文字亦有异。草本跋为：“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佑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其中，草本跋“字画褊浅”，楷本跋作“字画浅褊”；楷本跋于“而开封刘君季孙”后多出“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十三字；书写日期草本跋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为“十一月乙巳”。虽是一字之别，却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时间判断，草本写在前，楷书本写在后，草书《醉翁亭记》写在楷书本十日之前。
那么,担任滁州知州的王诏又是请何人托付苏轼而写的呢。仔细研究过此碑文的发现，此人即是碑文跋语中所记的刘季孙。
刘季孙何许人也？缘何能得到苏轼垂青，在十日之间两书《醉翁亭记》，苏、刘二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苏轼当时书写《醉翁亭记》的时空背景到底怎样？下面将根据存世诗文、苏公的年谱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对上述疑问逐一考究。
刘季孙(1033-1092)北宋诗人，苏轼称其为"慷慨奇士"。字景文，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宋仁宗嘉佑年间，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摄州学事(《石林诗话》卷下)。哲宗元佑中以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因苏轼荐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七年，卒，年六十。博通史传，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禄赐尽於藏书之费。刘季孙交游广阔，与王安石、苏轼、米芾，张耒等文人雅士相知。
苏轼二十年间两度守杭，之前熙宁时曾任杭州通判六年。刘景文此前于嘉佑年间在饶州（今江西鄱阳）履职，此时，苏、刘二人是否相识不得而知，不过刘季孙的诗文涵养在当时曾得到过王安石的欣赏（《石林诗话》卷下有载）。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与旧党政见不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刘景文时任西京路分都监左藏库副使，在杭州与轼同僚，曾作《寄苏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佑五年三月八日，苏轼得见刘景文所藏欧公书，写有诗文《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等，可证此时苏、刘已经相识相知。此后二人诗文往来，相交甚密。
元佑六年三月，苏轼自杭州还朝。八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九月重阳后，苏轼到任颍州不久，获刘景文寄诗《奉寄苏内翰》，苏轼获景文诗后大喜，作《次韵刘景文见寄》。
十一月初，刘景文自杭州经高邮西赴汴京，中途折经滁州，受滁守王诏请托事宜。景文本欲拜会老友苏轼，故迂道访颍，与苏轼重逢。留颍期间，苏、刘相谈甚欢，苏轼特为刘景文撰诗六首。诗文之中，苏轼与挚友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尽在不言中。
刘景文来颍之际，正逢颍州久旱。苏轼主政素以勤政著称，其间多次主持祈告祷雨仪式，且撰文赋诗，有《祈雨迎张龙公祝文》《书颍州祷雨诗》《聚星堂雪（并叙）》《送张龙公祝文》等，并有《祷雨帖》传世。景文来颍后，苏轼所写诗文多与其相关，并涉诸求雨、祷雨之事，
刘景文此番来颍，更有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还受王诏请托，劳请苏公俊笔书丹以传远。由于苏、刘本是故友，恰在故地（欧阳修晚年致仕即在颍州归养，熙宁四年苏轼也曾专来拜谒），又是对先师敬表尊意，欧阳修的两位公子也刚巧此时居颍，整日朝夕相处，于是苏轼欣然应诺。
据苏公尾跋所题，草本《醉翁亭记》书于十一月十一乙未日，当为景文来颍次日苏公即兴书就。苏、刘此次相逢，颇多唱和，十日畅饮，难免陶然于醉。十日间，与刘景文有关的诗句多有言及饮醉之事，如“似知吾辈喜，故及醉中来”（《和刘景文雪》）；“万松岭上黄干叶，载酒年年踏松雪”（《用前韵作雪诗留景文》）；“留子非为十日饮”（《和刘景文见赠》）；“岂知入骨爱诗酒，醉倒正欲蛾眉扶”，“酒肴酸薄红粉暗，只有颍水清而姝”（《次前韵送刘景文》）。
苏轼曾自言“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题醉草》），又苏轼《跋草书后》谓“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可见苏轼作草书需要借助于酒，甚至云“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答李方叔》）。则此草书《亭记》殆苏公醉后笔耶？是以颠张醉素，满纸云烟，遂成天下奇书。苏轼对欧公名篇自是谙熟于心，
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书刻刚刚问世，苏轼参修编纂，并亲书《六一居士集叙》：“欧阳子殁十有余年……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苏公醉后方能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但是，毕竟欧文篇宏，又是苏轼酒后大醉，因而草书《醉翁亭记》璧中偶入微瑕。草本“若非夫日出而林霏开”，多写一“非”字；“杂然而前陈太守燕也”，少一“者”字。此外，“庐陵欧阳修也”虽出于敬尊，写成了“庐陵欧阳公也”，但毕竟与欧公原文不合；“起坐而？哗者”句中“灌晔”之语虽古意盎然，但亦不同于欧公原文之“喧哗”。
如是他人，苏轼书毕可能就此惊艳收工。可恰恰是刘景文，素喜欧公书帖，博闻强记的他品读后发现了个中瑕疵，并敢于他日向苏轼陈指。由于是挚友相知，苏轼对刘景文的意见很是尊重，于是在十一月廿一乙巳日，苏公用最为精擅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一遍，并适当修正了其中问题，于是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醉翁亭记》。
苏轼在“留子非为十日饮，要令安世诵亡书”（《和刘景文见赠》）诗句中引用汉臣张安世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刘景文以博记锐眼修正自己书文中不妥之处。而草书本《亭记》虽有微瑕，笔法却豪迈奔放、神韵飘逸，刘景文一定对此篇鸿文奇书非常喜爱，倘若苏公重写也未必能写出原有的气势和韵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刘景文的收藏。
刘景文离开颍州赴京，在苏轼的推荐下，不日即确知将升迁隰州太守。元佑七年（1092年）三月，苏轼离颍州，改知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