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景两朝达70年之久的休养生息，大汉朝经济繁荣、民富国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公元前140年，太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国力强盛的大汉王朝，给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汉武帝刘彻提供了成为一代雄主的客观条件。

在开创汉武伟业的过程中，汉武帝刘彻实施了三大战略：一是内强皇权。即对内实施中央集权，在制度层面推行推恩令分化瓦解诸侯王实力，思想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的纲常伦理成为加强皇权的舆论工具，将帝国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二是外服四夷，即对外发动战争开疆拓土，定四夷，逐匈奴，彻底解决了匈奴对大汉王朝的军事威胁，建不世之功；三是凿通西域，即外交上派张骞出使西域，让西域诸国臣服于大汉，大宛、乌孙、月氏等国纷纷遣使来朝，开创泽被后世的丝绸之路。对此，班固在《汉书》中给予高度评价：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当然离不开众多各类优秀人才的支撑。纵观武帝一朝，将星文臣，俊采星驰，可谓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这些人才的文韬武略，为武帝建立不世功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枚乘像

那么，汉武帝的人才库是怎样建立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聚拢人才的呢？

一、求贤若渴、尊贤重才，吸引人才主动来朝。

《汉书·枚乘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是说汉武帝做太子时就对汉赋大家枚乘的才华非常欣赏，当了皇帝后，更对枚乘心向往之，想把他接到京城来。但当时枚乘年龄很大了，不能长途跋涉，武帝就命人用柔软的蒲叶包裹车轮，以减轻路途颠簸，好把枚乘安然接到皇宫。但枚乘年龄实在太大了，在坐着“安车蒲轮”来长安的路上不幸去世了。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汉书·枚乘传》）

汉武帝虽然没有成功把枚乘接到皇宫，但“安车蒲轮”召枚乘在当时的舆论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向天下人才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当今天子是天下最好的伯乐，诚心诚意求贤若渴、尊重人才，这是有才之士建功立业的最好时代！

在汉武帝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伯乐形象的感召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通过自荐来到武帝身边。

二、接纳旧臣、委以重任，笼络先朝重臣为其所用。

汉景帝留给汉武帝的政治遗产，除了帝位和民富国强的盛世，还有一大批股肱之臣，比如窦婴、田蚡、李广、赵绾、王臧、汲黯等等。对于这些人才，汉武帝没有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潜规则将他们闲置，而是积极纳入他的人才库，委以重任，充分发挥其才干。

窦婴、田蚡先后任丞相，赵绾任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李广多次带兵出击匈奴。尤其对汲黯，汉武帝不仅重用他，还赞扬他为社稷之臣，对他礼遇有加。

据史书记载，汲黯在景帝时任太子洗马，在武帝朝位列九卿。他为人耿直，犯言直谏，多次冒犯武帝威严，但武帝不仅宽容汲黯，而且对汲黯非常尊敬。武帝对手握重兵、功劳极大卫青可以在厕所里召见；公孙弘贵为丞相、位高年长，但武帝可以不戴帽子见他。可是见汲黯时，武帝必须衣冠整齐，甚至不戴帽子就不敢见汲黯。一次汲黯进见奏事，武帝没有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就立即避入帐中，还派人传言，批准他所奏之事。可见，武帝对汲黯礼遇到了何种程度。

像汲黯一样，武帝初年重用元老忠臣和外戚势力，压制诸侯王，顺利完成了政权交接过度，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

汲黯与汉武帝

三、建立举贤良、举孝廉等人才推荐选拔制度，打通人才脱颖而出的上升通道。

聚拢天下人才为国所用，是明君的基本素质。想要干一番经天纬地伟业的汉武帝更是如此。在汉武帝初期，他虽然是皇帝，但受祖母窦太皇太后和母亲王太后压制，加之窦氏、王氏外戚势力和先朝元老重臣占据了朝堂多数席位，他积极进取的治国理念与文景以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冲突，不能得到很好推行，因此他非常渴望聚拢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英才为己所用，壮大自己的实力，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

武帝初年的这一执政困境，促成了他登基以来一系列人才选拔举荐制度的出台。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五月，诏贤良曰：“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本纪》）

这些记载可见，武帝登基不久，就与群臣召开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专门会议；后来还三番五次下昭，命地方官举荐人才，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饱学之士脱颖而出，为大汉人才库增加了新鲜血液。

武帝不仅一再下昭要求地方官和朝廷二千石高官兴廉举孝，“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而且让有司制定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对不进贤不举才的官员进行严厉惩戒。

“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

汉武帝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建立了一套人才选拔机制，打通了人才的上升通道，使全国各地饱学之士和青年才俊源源不断来到汉武帝面前。

四、武帝亲自挖掘发现身边人才并委以重任。

汉武帝还有一个聚拢人才的有效办法，就是从自己身边人和接触到的人中挖掘和发现有用之才，举贤不避亲。于是卫青、霍去病、金日磾、卜式等一大批人才被武帝发现并提拔重用，得以建功立业。

通过年复一年的不断努力发掘和举荐，汉武帝身边汇聚了天下各种各样的人才。大汉朝的人才库呈现出英才荟萃、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文臣武将、谋士使者、文章高手、学问大家、改革之士、法律专家等应有尽有，人才种类之全、数量之多、能力之强达到了汉朝顶峰。班固赞扬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后世莫及！”

聚拢人才，是为了更好地使用人才。只有得到合理任用，才能发挥人才的价值和作用。

那么，辛辛苦苦建立了强大人才库的汉武帝是怎样用人的呢？他的用人策略有什么特点呢？概括来说，就是既是伯乐，又是克星。

一、作为伯乐，汉武帝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一是知人善任、用人所长。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武帝看人才的眼光独到，看得很准，并能用人所长，给人才提供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和舞台。

对卫青和霍去病，武帝用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让他们统帅大汉军队，在出击匈奴的战场上建功立业；对董仲舒和公孙弘等儒家饱学之士，武帝充分发挥他们治国理政的才能，给了公孙弘丞相之位，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思想，让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武帝给予他们发挥写作才能的职位，《史记》横空出世，汉赋独步千秋。重用桑弘羊的经济管理才能，推行经济制度改革，为国聚财.重用张汤的法律天赋，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因为武帝知人善任、用人所长，所以出现了“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的良好用人局面。

二是不拘一格、选贤任能。

英雄不问出处，打破资历、家世、出身等用人方面的条条框框，破格提拔重用人才。

卫青曾是平阳公主的骑奴，霍去病率兵出击匈奴时年纪很轻且没有战争经验，武帝照样重用，且事实证明用人得当；金日磾是投降汉朝的匈奴贵族，武帝发现他时他只是一个养马人，但武帝却提拔重用他，甚至让他做了临终托孤的四大重臣之一。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卜式做过羊倌，公孙弘出身平民，但他们都得到了武帝的重用……

武帝用人方面的这一显著特点，形成了推动人才快速成长脱颖而出的机制，给予他们建非常之攻的舞台。

三是放心使用、用人不疑。

为了建立自己的宏图伟业，汉武帝对人才一直抱着“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的态度，只要你有某方面的突出才能，他就能放心使用，并且能用人不疑。

比如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经济改革，推行平准均输法、算缗令、盐铁专卖等改革措施。天大旱，武帝命官员求雨。时任御史大夫的卜式就建议武帝说：“烹弘羊，天乃雨。”但武帝却一如既往信任支持桑弘羊，并未因此对桑弘羊的改革产生怀疑。卫青、霍去病及后来的李广利，都曾统帅大汉最精锐的军队北击匈奴，动辄几十万军队，汉武帝放心交给他们。这都体现了武帝放心大胆用人干事的政治格局。

以上三个方面，体现了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积极用人策略。

二、作为人才克星，汉武帝对人才未尽其用、辄已杀之。

作为人才克星，汉武帝在用人方面有显著失误，一直被人诟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倡优蓄之，未能才尽其用。

汉武帝对待人才，有一种基于帝王优越性的玩弄游戏心态。这一点，班固说他对东方朔是“俳优蓄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汉武帝对自己是“倡优蓄之”。

司马迁

武帝对东方朔，看重的是他幽默诙谐的搞笑天赋，而不看重他直言进谏的治国之才。史书记载，有一次武帝给大臣分肉，可是等了很长时间等不到分肉的官员。东方朔不耐烦，就走上前拿剑割了块肉回家。第二天得到报告的汉武帝要东方朔检讨自己的过错。东方朔就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呀，你竟然不等皇帝的命令就擅自割了肉，你真是胆大妄为呀，但是你就割了那么一小块肉，你是多么廉洁呀；割了肉自己不吃却让给妻子吃，你又是多么疼老婆呀！”东方朔的滑稽表演惹得武帝哈哈大笑，不但没追究责任，还赏了东方朔一百斤肉。

可是武帝建上林苑，把好几个县的百姓迁出。东方朔就当面劝谏武帝说，你为了自己打猎享乐，让好几个县的百姓失去祖业，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这与历史上那些骄奢淫逸的帝王有什么区别呢？武帝对他的劝谏没有理会，上林苑照样营建。

发生在东方朔身上的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武帝只是拿东方朔当作一个解闷的开心果，而对他治国方面的才干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二是冷酷擅杀，不能惜才爱才。

《史记》记载，汉武帝初年，选拔上来一个叫庄助的青年才俊。当时汉武帝想征讨闽越，但是他的舅舅田蚡、皇叔淮南王都反对，朝中重臣汲黯也反对，只有庄助坚定地支持汉武帝。但庄助作为汉武帝最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却因受武帝派遣出使淮南国而被人诬陷与淮南王刘安有来往被杀。

《史记》中记载有许多一辈子忠心耿耿为汉武帝卖命，却最终被杀的人才。这些人的命运，体现了汉武帝的冷酷嗜杀、不爱惜人才的一面。

司马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提到了汉武帝冷酷无情、滥杀人才的错误。“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就是说，汉武帝执法严峻，即使犯一点小错误，也会被杀，一点也不讲情面。

接着司马光还记载了武帝与汲黯关于如何用人的一段对话，鲜明地揭示了汉武帝的人才观。

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资治通鉴》第十九卷）

面对汉武帝的“未尽其用，辄已杀之”的辣手摧才暴行，汲黯直言劝谏，长此以往，恐天下贤才将尽，谁给你治理天下呢？可是汉武帝却笑着说：“人才就是器具，有才而不肯尽为我用，与没有才干一样，不杀掉留着干什么呢！”

这段对话暴露了汉武帝人才就是器具，有用则留、无用则杀的人才观。也就是说，汉武帝从来没有把人才看成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来爱惜，汉武帝对人才，没有感情，只有利用。

因此，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说汉武帝“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可谓入木三分地指出了汉武帝对待人才的冷酷无情、暴虐擅杀的帝王心术。

总之，汉武帝作为一代雄才伟略的伟大帝王，他求贤如渴聚拢人才，也能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开创了大汉王朝的辉煌盛世，但其对人才以“倡优蓄之”的不敬态度，“未尽其用、辄已杀之”的摧残杀戮，给他留下了万世骂名。当为后世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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