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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香高洁图》探幽
文 / 杨洋
《晚香高洁图》轴,纸本。画面长126.3厘米,宽75.2厘米。画面主题是修竹和湖石,点缀—枝野菊,暗喻“晚香”之意。右侧落款“五云阁吏为正臣作”,并铃有“柯氏敬仲”“敬仲画印”“缊真堂”“训忠之家”和“缊真之斋,图书之府,吾存其中,游戏古今,松窗棐几,万钟为轻,聊寓意于物,适有涯之生”三十四字朱文印;左下铃有“高昌正臣图画”“永存珍秘”等印;右下有“四益之斋,图书之府,不出户庭,尚友千古”印;右上有“乾隆御览之宝”印以及虞集题款和虞集印章两枚;左上有唐寅题跋,并有印章诸枚。
作者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号丹丘生,五云阁吏。浙江台州仙居人。元代著名画家、鉴藏家。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逝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历五十四载。
柯九思所处的年代正是元代早期,蒙古入主中原,并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南人被列为最下等,政治权利极低。且元初废科举,“南人”欲要进入仕途,只能从小吏做起,或是有高官举荐,即“擢茂异以待非常之人”,但是这只是声望极高的少数人。如:元初大收藏家王芝,在大德四年(1300)被征入京,杭州文人交相庆贺,谓之“古今难逢之会”。而一般的士人难求出仕。“四方士游京师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候于五公之门……夫争艺以自进,宜有不择焉者!”可见当时文人以文辞技艺游历京师,攀附权贵以求仕进在元初是一种风气。到柯九思所处的时代,已是忽必烈改元之后,他们这一代文人“出生”“行节”意识已渐淡薄,加之元朝政策的变化,他们大多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柯九思便是其中的一个。
柯九思一生热衷功名,早年为谋取仕途,一直游历于官宦贵胄之间,从而招来非议,以致明清的文人画家对其嗤之以鼻。但柯九思结交官宦名流并非阿谀奉承、拉帮结党,而更多的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柯九思一生可谓仕途坎坷。其第一次出仕机会在25岁时,“以父荫补华亭尉,不就。”这似乎与其“热衷功名”论不相符。一般认为:“因武职未就。”但这与柯九思的处事原则也不无关系。他的第二次出仕机会在延祐六年(1319),“与朱润德同游京师,以说书事英宗潜邸。”后英宗继位,朱润德出仕元朝廷,而柯九思由于父丧而未出仕。但三年丧期完后,英宗皇帝遇弑,柯九思仕途落空,不久与朱润德同时南还。但是,柯九思并没有因此而失望,而是更加努力,踌躇满志,又于泰定二年(1325)受知于怀王潜邸。此次出仕便是他人生的转折点。1328年怀王以次子身份继位,即文宗。由于文宗喜好,对柯九思恩宠有加,“及即位,擢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阁,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赠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谦善教,赐碑名忠训,敕侍读博士虞集为文以旌之。”可正是由于太受宠爱,引起了蒙古贵族官僚的嫉妒。文宗欲要庇护,但“中书竟格诏不行”这是汉族文人的悲哀,柯九思终被罢官。晚年,大致在至正初,出于对仕途的彻底绝望开始皈依道教。其暴病而亡也应该与其服食丹药有关。柯九思创作《晚香高洁图》时正是其任鉴书博士之时。
柯九思工诗文、好翰墨、识金石,可谓集诗人、词家、金石鉴赏家于一身。然而,柯九思最擅长的还是书和画,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绝少,行楷是其所长,字体早期秀逸,晚年沉郁。柯九思绘画成就最高,影响极大。尤善画墨竹,发展了墨竹画鼻祖文同的画法,别开生面将中国古代的书法融于画法之中,“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即颜真卿)撇笔法”。柯九思笔下的墨竹“各具姿态,曲尽生意”,新竹拔地而起,枝茂叶盛,欣欣向荣;老竹稍稍攲斜,枝叶扶疏,劲节健骨;幼竹奋发向上,稚叶初长,充满朝气。正如元朝国子祭酒刘铉所赞叹的“晴雨风雪,横出悬垂;荣枯稚老,各极其妙”。此外,明朝刘伯温、清朝乾隆皇帝对柯九思的墨竹都有题咏之作。柯九思的画见于后代著录者颇少,但因其名声大,伪作也不少。如今尚存比较可靠的精品是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清閟阁墨竹图》和上海博物馆的《双竹图》。
赠与人高昌正臣
从乾隆朝所编《石渠宝笈》中我们可以看到柯九思于至顺二年辛未(1331)“为高昌正臣作《晚香高洁图》于缊真斋,落款五云阁吏,钤有‘缊真之斋,图书之府,吾存其中,游戏古今,松窗棐几,万钟为轻,聊寓意于物,适有涯之生’三十四字朱文印。”其描述与此图相符。从其他史料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柯九思多次为高昌正臣作画题字:至顺元年庚午(1330)“八月,为高昌正臣题苏轼《墨竹图》于芳云轩”;至顺二年辛未(1331)“四月十五日,为高昌正臣做《石屏图》。
而高昌正臣是何许人呢?高昌正臣即庆童。查《元史•庆童传》可知:庆童(?—1368),自明德,号正臣,康里氏。以功臣子孙受知于仁宗,给事内廷,遂长宿卫授太宗正府掌制,三迁上都留守,又累迁江西、河南二省平章政事,入太府卿,复为上都留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年平章行省江浙,累迁中书左丞相,卒于难。可见庆童可算是元朝高官了,但虽然如此,柯九思为其作画绝非是为了攀附权贵。我们可从四个方面证明之,其一,《晚香高洁图》所绘为修竹、怪石、荆枝、野菊等,所表现的是一种清逸脱俗的趣味,尤其是图中所铃“缊真之斋……”三十四字朱文印,更是表明了柯氏寄情美景、游戏人生的志趣。其二,柯九思虽积极谋求仕途,游历于官宦贵胄之间,结交社会名流。但其所交往的为官者多是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的学者官僚,如虞集(曾为儒学教授、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奎章阁侍书学士等职)、泰不华(十八岁状元及第,授集贤院修撰、奎章阁典签)、甘立(曾任奎章阁掾史)等。其三,早在天历元年(1328)文宗继位时,柯九思因曾参与文宗帝位之争而获文宗赏识。为庆童作《晚香高洁图》时已经被文宗任命为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秩正五品。其四,庆童在柯九思生前没有身居要职,只是出任上都留守,这只是一个品位相对较低的官职,权力也是相当有限的。直到柯九思死后,才迁中书左丞相,显赫一时。
从现有的材料看,庆童虽出生蒙古族,但对汉族文化敬羡不已,时人称其:“博雅好古。”他建芳云轩,收藏古书名画,与书画名家相往来。而且艺术欣赏品味不低,收藏过苏轼《墨竹图》《枯木疏竹图》,这在蒙古贵族官僚中绝对是少数。而柯九思与庆童交往基本上处于艺术品鉴赏之事。由此可知,柯九思为庆童作《晚香高洁图》更多的是文人之间互通感情以及在文化上追求共同性。
墨竹题材
竹是《晚香高洁图》所表现的主要题材。柯九思擅竹在多个史料中都有记载。
竹画从六朝开始流行,而墨竹画始于唐。其发展到元代可谓史无前例。元代以古木竹石为主题的,不仅有专家李衎、柯九思、顾安等人,还有山水画家兼而能者,如:高克恭、赵孟頫、管道昇、郭畀、吴镇、倪瓒等。加上其他擅竹者,有近三分之一。
有关柯九思墨竹风格的最早记载见元代夏文彦的《图绘宝鉴》,说其“师法文同”,以后的各类画史都据此说。但是这只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元代竹石枯木画是在宋金画家文同、苏轼、王廷筠等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文人墨竹祖述文同则是由历史造成的。由于宋元时代思潮的嬗变,元人将许多自己的理想附加于文同身上,将现实的文同理想化,塑造成一个理想的文同。仅从风格史来讲,柯九思的墨竹画风也当从文同中来,但毕竟又不同于文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从有关资料来看,柯九思墨竹艺术当是师承赵孟頫与李衎。柯九思是否直接向赵、李二人学过画,现已无从考证,但是其受他们的影响却是无疑的。对于赵孟頫,柯九思称其“书出于晋,诗及乎唐,固一代之能也”;评其画“翰墨风流满世间”,对赵氏十分敬重。从现存画迹来看,两人的直接关系并不密切,但也能领略到某些相似性。在艺术理论上,柯九思以书入画的理论当是直承于赵孟頫的。至于李衎,柯九思受其影响就更明显了。
观李衎《四清图卷》,此卷竹法基本沿袭文同,浓淡相间;石的画法用董巨笔意,渲、染、皴,具有厚重感。此画法当是李衎擅长的技法。我们再看柯九思的墨竹,就会体会到两者在技法上的相似性:竹干、竹节、石以及一些竹叶的表现在技法上是一致的,但是整体风格却大为不同。这是柯九思的个人创造,也正是其特点。
柯九思之所以为柯九思,在于他经过自己的不断实践,逐渐脱离了赵、李,直追文同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柯九思学于文同,又有别于文同,且发展文同。文同的墨竹画在绢上,其笔法细腻,一丝不苟;在技法上,文同讲究渲染,不留笔痕;在构图上,文同以折枝为主。而柯九思画竹,大都采用半生不熟的纸张,以适合其特长的发挥。在笔法上,虽取自文同,但更注意笔墨的挥洒,以书入画。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在结构上柯九思有时取法文同,多是在其临摹文同之作上,一般而言,则多采用全景式构图,在景物配置方面与石、荆、草之类结合,构成统一的画面,这是柯九思发展文同的地方。
至于石法,柯九思又与李衎等人不同。宗典先生认为其师法苏轼,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意”也是柯九思墨竹画的一大特点。古意是赵子昂绘画改革的一大口号,他痛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可见“用笔浑厚,简率天真”,是古意的要素之一。柯九思用笔浑厚,这是世人公认的。王冕在题柯画竹时云:“长缣大褚纵挥扫,高堂六月惊秋色。”此句正是赞叹柯九思墨竹的内在力量。同时柯九思对质朴也有极大的热情。其墨竹不事修饰,但意趣横生。
明确了柯九思墨竹基本特点后,我们不妨将柯九思的墨竹与同时代其他画家顾安、吴镇、倪瓒的墨竹略作比较,以获得一个总体印像,从而了解柯九思艺术创作在元代绘画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在墨竹画派中的地位。
吴镇墨竹“运笔虽熟而野气”,其画竹一般用笔锋利,笔意草草,一气呵成,姿态潇洒而挺拔。吴镇用水、用墨技法都较柯九思娴熟,而且他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找到了适合竹石的表现方法,并能使画面达到总体的和谐,这也较柯九思更胜一筹。与柯九思不同,吴镇画竹皆题长诗并钤印章,使诗、书、画、墨竹图谱、印充分结合在一起。且空间布置十分精巧,留白周到。这种态度,倒是与柯九思有许多相似之处。
……
疑点
《晚香高洁图》的题跋、印章除文前所列之外,还钤有其它印章多枚,多为历代收藏时所钤。但此画中题款和印章和文献中记载有不少出入,比如:《石渠宝笈》中有载“下边幅有‘棠村’‘□定焦林’二印”,而在此幅中似乎并无所见;此幅左上有唐寅题款,唐寅为明代画家,而在清代的《石渠宝笈》中却未见记载。这些是此画的一个很大的疑点。
(本文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节选自《艺术品》2017-05 总第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