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以孝治天下，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始终而不渝

回溯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自始皇嬴政到宣统溥仪，握过玉玺坐过龙廷的大大小小皇帝数以百计，统治中国或其一隅两千多年。这其中赋诗填词炉火纯青的帝王有之，谋略计策登峰造极的帝王有之，华山论剑孤独求败的帝王有之，但时间之流洗尽铅华，曾经的喧嚣归于永久的沉寂，他们的功劳簿已成为传统的灰烬，唯有汉文帝的思想火焰穿越时空热情传递，温暖百代过客。

汉文帝刘恒因性情内敛，宽厚仁慈，口碑不错，在皇族集团和功臣集团戮力同心荡涤诸吕之后登上皇位。他在位23年，俭约节欲，谦逊克己，“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资治通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中凤毛麟角的开明皇帝。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是碑。虽然他一贯苛己揽责，设定自己为不德之人，但后世对汉文帝的治世功德赞誉不绝，甚至也得到了西汉末年赤眉军的尊崇，赤眉军攻占长安后，西汉皇陵均被破坏，唯有汉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护。

汉文帝坚持以农为本，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奠定了西汉王朝稳定发展的基石。

汉文帝即位后，就确立了“农为天下之本”的理念，采取多项措施，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以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富足。为体现朝廷对农业的重视，劝导农民务本，汉文帝重开籍田制度，恢复籍礼，每年岁首（汉文帝时代每年以“十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的太初元年即前104年才以正月为岁首），亲率三公九卿，扶犁执鞭，躬耕帝籍，感受稼穑之艰，劝率天下，从事农业生产。皇后也坚持亲桑礼仪制度，劝课农桑。汉文帝还下令表彰孝悌、力田、三老和廉吏，“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汉书·文帝纪》）

汉文帝曾于前元二年和前元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由十五而税一，减为三十而税一，到前元十三年，已“除田之租税”，即完全免除了农民的租税负担。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将成年人的人头税，由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成年男子的徭役，由每年一次，减为每三年一次。减轻了农民负担，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前元178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汉文帝后六年，文帝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开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汉文帝十二年三月，文帝下令废除过关用传制度，使游民商旅可以从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自由往来，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区域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了农业生产。汉文帝还采纳晁错的建议，移民实边，入粟拜爵，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巩固了边防，充实了边防军粮和郡县积粟。

为了与民休息，涵养民力国本，汉文帝实行睦邻政策，努力安定周边环境。汉文帝元年，“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宣布不以威武加于远方的国策。汉文帝后元四年，汉朝复与匈奴和亲。后元六年，匈奴复绝和亲，入侵上郡、云中，杀掠甚众。汉文帝派大军驻守边关，严阵以待，威视蠢蠢欲动的匈奴，使其闻讯远遁；德服南粤王，使其“改号不敢为帝”，“通使汉如故”。赢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促成了“文景之治”。

汉文帝定格自己为平凡之人，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省刑除苛，去绝时弊，施行德政。

汉文帝执政后，开始系统研究自夏朝以降的法典刑律，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到了秦代律令格式多如牛毛，其严酷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汉文帝认为虽然秦王朝迷信严刑峻法，但不仅没有管住百姓，反倒激起民愤，终至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秦朝及二世而亡。“法不能杀不孝者，也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 《淮南子·泰族训》）依靠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并不能使人心向善、社会和谐，相反会使国家招致败亡。

汉文帝执政元年就下诏废除连株法。他说：“法律是治国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的法律除了处罚违法本人，还使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受到株连，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我认为这样的法律是极其不合理不公正的，今后废除各种株连家属的律令。”又言：“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论罪量刑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乱，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 （《汉书·文帝纪》） 显示出汉文帝明德慎罚，注重法律公正和对人之生命的尊重。

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历史上著名的“缇萦救父”事件，又促使汉文帝下决心废除肉刑、改革刑制。西汉名医淳于意，山东临淄人，号仓公，善于诊病，救人无数，名满齐鲁。《史记》记载了他诊治二十余例病人的情况，是中国最早的病案。淳于意曾任齐国太仓县令，却看不惯官场的灰暗，不久便辞官行医。不幸的是，他给一位大商人的妻子治病，那女子吃药不见效，而且过不几天就死了。大商人告他庸医杀人，当地官吏判他肉刑之罪。因为淳于意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官差押着淳于意即将启程时，他的五个女儿跟在父亲后面哭泣。太仓公没有男孩，只有五个女孩。淳于意生气地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儿，全是女孩，有个急难事情，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句话给了小女儿缇萦极大的刺激，她毅然决然地跟随官差和父亲一行，从临淄一直走到长安。当她打听到，汉文帝曾下诏，告知百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她便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的父亲当太仓长，为官清廉，齐国人都称赞，可是现在犯法了，将要处以肉刑。我痛切地感到，人死了不能复生，受刑而断掉的肢体不能再复原。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了。我愿意被收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亲的刑罪，使他免于肉刑，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意的罪，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史记·孝文本纪》）汉代的肉刑主要有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汉文帝认为，虞氏时期，只是图画罪犯的衣帽，使与一般人不同，以此来羞辱罪犯，民众就不违反法令，是因为那时政治极端清明。反之，政治不清明，教化不显著，酷刑峻法也难减少犯罪，而且肉刑加身，使罪犯易于自暴自弃，产生对社会的仇恨情绪，不利于犯罪者改过向善。“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能恢复，是不道德的刑罚。犯罪是不道德的，肉刑也是不道德的，两者同样为人憎恶，法律规定肉刑，有悖立法者治理好国家的初衷。废除肉刑，反映了汉文帝对仁道化刑罚的认可与追求。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杜绝忠良之士议论朝政，针砭时弊，打击庶民百姓发泄不满情绪，都设有诽谤罪，其罪名弹性很大，有只言片语对朝政、对帝王有所不满，都可定为诽谤罪，甚至也可以对人们的言论蓄意曲解定性入罪，用刑律来钳制对统治者的非议和责难。尤其是秦国因为实行商鞅的连坐法，弄得人人自危，为了避免把自已株连进去，有异常情况就向官方报告，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相互攻讦、告密的现象，人与人之间彼此提防、算计，不信任，以致出现社会道德大滑坡。

汉文帝深知，言能听，道乃进，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于是，下诏说：古代的天子治理天下，特别重视臣民对治国理政的批评和建议，在朝堂之上设置能表扬那些建言献策者的旌旗，树立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就是鼓励臣民对朝廷政失进行批评，提出意见，现在法律上有“诽谤罪”“妖言罪”，这就使得天下的人不敢对朝政的得失表示自己的看法。当皇帝的就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远方的贤良又怎能吸引到朝廷中来，应当废除这些法律。百姓当中有的人诅咒皇帝，约定相互隐瞒，而后又相互欺蒙揭发，官吏就认为大逆不道，如果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以为是诽谤，这些都是小民的愚昧无知，以此定罪，我极不赞成。今后，有犯这种罪行的，不要审理和治罪。（《资治通鉴》）

汉文帝不仅深谙“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真理越辩越明”“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而且一以贯之地践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每上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见，文帝就必然会停下来专心听取。意见如果不可用，就先搁置；意见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时采纳。文帝的可敬之处就在于，无论意见可用与否，他都会说好，这不是好坏不分，而是在鼓励群臣畅所欲言，以使自己“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一次，汉文帝乘车经过冯唐任职的中郎署时，与冯唐交谈，提及廉颇、李牧等战国名将，这使正在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发感慨，认为自己若能得廉颇、李牧为将，就不用如此发愁。这时，冯唐直言说：“臣诚惶诚恐，我想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会任用他们。”汉文帝大怒，起身回宫。过了一段时间，才又召见冯唐，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当众侮辱我？难道就没有彼此可以直率谈话的僻静地方吗？”冯唐谢罪说：“我这个鄙陋之人，不懂得忌讳回避。” 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文帝倒想知道冯唐为何如此讲，于是冯唐就道出了其中缘由。云中太守魏尚在抗击匈奴入侵时，公正无私，厚爱士卒，勇猛杀敌，从而使匈奴闻风丧胆，不敢接近云中边塞，但就因为报功状上多报了六颗敌人首级，被撤职查办。冯唐认为陛下“法令太琐细，奖赏太微薄，惩罚太苛重”，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重用的。汉文帝从谏如流，以其宽厚仁慈的胸怀，谅解了魏尚之错，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赦免魏尚并官复原职，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及各郡国的车战部队。（《史记·冯唐列传》）由于汉文帝废除因言获罪的旧制，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一生不杀进言者，却采信良言，屡屡改过，即使偏激、不当言论也虚怀若谷地包容，所以，臣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结果礼义兴达，四海殷实。

汉文帝爱才惜才，广揽人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有自己独到的用人观，这是出现“文景之治”的重要原因。

汉文帝用人不拘一格，建立了人才脱颖而出的选贤任能机制。汉文帝即位后，曾两次下诏进行特科察举，不论门第、籍贯、贫富、学派，专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拓展了人才选拔范围，吸纳了大批智识之士。在察举选贤中，一大批才能杰出者，如贾谊、张释之、晁错等，脱颖而出，成为国之栋梁。汉文帝根据现实的忠诚表现和累功情况，重用贤良，使汉室江山掌控在自己和忠臣手中。汉文帝进入未央宫的当晚，就任命忠心耿耿的宋昌为卫将军，镇伏和安辑南北军。周勃和灌婴对于铲除吕氏集团和代王称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年十月二日，又命太尉周勃担任右丞相，大将军灌婴担任太尉。对其他忠臣也加封进爵。汉文帝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营。按照当时军法规定，军队中必须听将军命令，且军营中不能驱马快跑。于是，文帝在慰劳军队之时，不得不派使臣拿着符节下诏令给周亚夫，由周亚夫传话打开营门才得以进入军营，入营后，还不得不依法控制马缰绳慢行。对此，其他大臣觉得这是对文帝尊严的冒犯，但文帝却不以为然。他透过周亚夫严格按军法办事的举动，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对其盛赞不已。退却匈奴后，就将周亚夫升为中尉，掌管京城兵权。（《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他临终前还叮嘱景帝，关键时刻要重用周亚夫。周亚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后来平定了七国之乱。张苍精通算学和历法，且老成持重，被任为丞相，历十五年，为文景之治做出了重要贡献。申屠嘉曾任御史大夫、丞相，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坚定地维护朝纲和法制，太史公称他“刚毅守节”。张释之刚正不阿，敢于谏言，被任为廷尉。史载：“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大文豪苏轼认为，昔汉文帝悦张释之长者之言，则以德化民，辅成刑措之功。陆贾在高祖刘邦时期曾出使南越，劝服过赵佗归汉，所以文帝在解决南越问题时，依然委派他出使南越，使赵佗恢复了臣属地位，赢得了边疆安宁。

顺便提一笔我对汉文帝处理贾谊问题的一点看法。“洛阳少年”贾谊，是汉初一位才华横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十八岁时，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成为皇帝的外脑。贾谊虽在当时七十多位博士中最为年轻，但朝廷每议重要政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在博士群中脱颖而出。因而，受到汉文帝赏识，一年之中三次超迁，官至太中大夫，并欲任之为公卿。三公九卿，权重位高，汉朝立国至汉文帝之时只有开国元勋才能担任公卿。可见，汉文帝非常赏识贾谊的才华，对贾谊有知遇之恩。

汉文帝一度疏远贾谊，是因为贾谊主张改革政制，削弱诸侯的领地和权力，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绛侯周勃、颖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之流的利益，因而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合力排挤、攻讦他。贾谊还自恃才高，率性而为，与人同朝为官，却不善与人和谐相处，轻易树敌，难免为人牵绊。当时汉文帝宠爱邓通，“赏赐通以千万数，官至上大夫”。邓通虽无才能，只是善于取悦文帝，但他忠诚、敬业，尽心而不违，吮痈而无吝色，且个性温和、谨慎，不喜欢张扬，更不善于交际，与贾谊本无纠葛，但贾谊不认为把皇帝侍奉得称心如意是邓通胜任之彰显，却认为邓通是献媚取宠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自然也会利用自己与文帝的特殊关系说尽贾谊的坏话，这也是汉文帝逐渐疏远贾谊的原因之一。一个才华横溢的博士，却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道理，更不懂得团结越来越多的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服务的重要性，那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是不会太好的，他的政治愿望也很可能落空。

为了维护君臣的团结和国家安定的大局，汉文帝不得不疏远贾谊，以安抚重臣和诸侯王的不满情绪和恐惧心理。汉初，皇权的核心部分主要由宗室、功臣、外戚三种势力构成。汉文帝登基是宗室和功臣集团与外戚斗争的结果，因此，文帝即位之初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不得不对宗室和功臣集团施行某些妥协政策，以避免矛盾激化。不过，汉文帝对贾谊的官德、忠诚、才华丝毫没有怀疑，否则，他不会让贾谊做长沙王少傅，后又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这实际是在为贾谊跻身三公九卿做铺垫，可惜的是贾谊“才有余而识不足”，又招排挤，终因梁怀王坠马而死和自己不得志，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苏轼论贾谊：“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贾谊论》）可谓客观公正之言。政治斗争，是智慧的博弈、艺术的比拼、耐力的较量，不是说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一定会获得现实的胜利。青年是天然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天然的批判主义者，由于缺乏政治斗争历练和政治斗争艺术，常常犯激进和急躁的毛病，而政治是微妙复杂的，难容莽撞汉立足，不管你多么有才华。故《菜根谭》曰：“建功立业者，多虚圆之士，偾事失机者，必执拗之人。”有些政治主张，涉及到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利益的重大调整和再分配，既得利益者对此极度敏感、十分关注，当他们从这些政治主张中预感到自己的前途不妙或将遭受厄运时，便会像条件反射一样迅即结成死党，一致对外，以排除异己。对类似的政治主张，不仅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不能施行，而且施行之前也不可露出一点口风，否则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祸端，更不必说“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泄露天机。况且，汉文帝的处境很特殊，对某些正确的政治主张，也只能“条件不备不行动”。不谙世势，不摸清皇帝的思想脉搏，贸然主张“削藩”，实乃狷狂寡虑，而皇帝对其主张又不认可，贾谊无异于暴虎冯河，危乎殆哉！“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欲速则不达。故司马迁说：“根据君王的情况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灵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实行是曲折前进的。”（《史记》）

宋代诗人张耒诗云：贾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叹数奇。逐得洛阳少年去，白头绛灌亦何为！批评汉文帝不启用新秀而倚重老臣。其实，这是不懂政治的妄议。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作为古代帝王刚从祭祀典礼上回来，情浸虚无世界，遂与臣子探究鬼神的本源问题，有何不可？以个例而得出文帝不知用人、不理政事的结论，未免有点不厚道、不公允。其实，李商隐的真正意图是托古讽今，借前朝旧事寓现实感慨。对此最有见地的当属宋代宰相王安石，诗云：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谊尽管没能位高权重，但汉文帝还是很重视他的，他的治国理政主张逐步得到了施行，因此，不能说怀才不遇。自古以来，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的人，徒有虚名，君王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根本置之不理。一个人位列三公九卿有很多因素，诸如权力世袭、论资排辈、裙带关系、阿谀奉承、用人失察、政治平衡等，并不表明其才华出众，皇上倚重为治国济世之栋梁，相反一个人虽没有位列三公九卿，但其一系列政治主张被采纳、施行，才是真正受到重视、幸遇恩宠的表现。王安石无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看问题确有别于俗见。写下这段话，是想说明汉文帝并非不爱惜人才、不重视人才使用，相反可以看出汉文帝尊重人才及其成果，尽可能为人才创造施展才华舞台的不懈努力。

汉文帝宅心仁厚，光明磊落，处理问题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毁誉和荣辱，大责独揽，勇于担当，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怀。

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晁错上书，尖锐地揭露了农村中存在的问题。一个不贤明的皇帝很容易把这份奏议看作是对自己辉煌政绩的否定，而龙颜大怒，于是乎，上书者轻则进牢狱，重则下地狱，可汉文帝竟深以为然，并且下了一道诏书，坦承自己在位十年，耕地没有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多，略有灾变，就会出现饥荒现象。并言农民生活还很苦，官吏应该照顾农民，勉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汉文帝不讳言农村问题，不自吹自擂，不鼓励臣子报喜藏忧，为自己歌功颂德，体现了他对农民的真诚关怀和对农业的高度重视。西汉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比较低，虽然农民非常辛苦，但“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故“一夫不耕，或有之饥；一妇不织，或有之寒”。尽管如此，由于汉文景时代，轻徭薄赋，鼓励农耕，至武帝执政时基本实现了“富安天下”的战略预想和政治愿望。

古人非常敬畏和迷信天道，先秦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把分属阴阳五行的不同灾变与相关的社会变动、人事吉凶对应起来，认为人如果做了恶事，会招致天谴；行恶政，则天降灾祸，行仁政，则天降祥瑞。秦朝时，一旦有什么自然灾异，比如出现彗星、发生地震、爆发洪水等，皇帝就把责任推给臣子，说因为臣子工作中有过错、道德上有缺陷，得罪了上苍，上苍震怒，降灾惩罚。大臣因此做了冤魂的不在少数。而汉文帝却下诏书说：祸从怨恨起，福由德善来，这是上天的规律。百官的过错，都应该由朕负责。现在密视之官遇到灾异，就把责任推给下面，更加凸显朕缺乏德行，朕很不赞成，应该立即废除这种制度。（《资治通鉴》）古圣贤曰：“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详，是谓天下王。”汉文帝把百官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并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布“罪己诏”，称这些过错是朕缺乏德行所致，以抚民怨，其仁恕之心可昭日月。或许，汉文帝明白这样的道理：“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荀子·天论》)但他不愿点破，其理由如王安石指出的那样：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此，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王安石：《洪范传》）

汉文帝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上，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以和为贵，尽可能避免老百姓在兵荒马乱年代陷于生活困顿和生命危机之中，彰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湛的斗争艺术。

南越国的首领赵佗，汉初封为南越王。后来，妄自尊大，言行无忌，一切礼仪都与汉朝皇帝相仿，南越国俨然是从汉朝分裂出去的独立王国，并多次在汉朝边境用兵劫掠。汉文帝即位后没有立即发兵征讨，他认为“处人、处己、处事，都要有余，无余便无救性”，应该用“和”的思维来处理汉朝与南越的关系。汉文帝一改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的经济扼杀、军事打击的策略，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下令修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设置守护坟墓之邑，按年节时令祭祀。还给赵佗的兄弟封官赐物，处处表现优待。又派人出使南越，宣扬汉文帝的南越政策。汉文帝的做法，深深感动了赵佗，赵佗顿首谢罪。他在给汉文帝的回信中说：我夜里辗转反侧，白天食无甘味，目不视妙龄佳丽，耳不听钟鼓之音，之所以如此，就是痛惜我不能侍奉汉廷皇帝，现在有幸得到陛下哀怜，恢复我原来的封号，允许我派人出使朝廷，老夫即使死去，也心满意足了，我改号为王，再也不敢称帝了。直到景帝时，赵佗“称臣、遣使、入朝请”，形同诸侯。从信中也可以看出是吕后的许多偏激措施，才迫使赵佗独立称帝。吕后临朝的第四年，“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得到吕后批准。赵佗得知吕后改变对南越政策，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收回成命，但是吕后毫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官员。随后，吕后又下令掘了武王赵佗在燕赵之地的祖坟。这使得汉朝和南粤断绝了来往，战祸随起。这时的赵佗凭借着他的军队扬威于南越一带，并通过财物贿赂的方式，使得闽越、西瓯和骆越都纷纷归属南越，领地范围扩张至顶峰。赵佗也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与汉朝对立起来。约一年后，吕后死，双方即罢兵。历史上因为最高统治者意气用事、睚眦必报引起的战争并不鲜见，许多战争，如果统治集团做到仁至义尽，即使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也是能够避免的。宽与恭、信、敏、惠共同构成仁之为德的基本内容。宽则得众，夫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汉文帝责己厚，责人薄，坚持用“和”的思维处理问题，所以远怨咎，不战而屈人之兵。

后元二年，汉文帝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结难连兵”造成了中外双方都难以“自宁”，为使“四荒”之外和“封畿之内”的百姓安居乐业，最好的战略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汉文帝称自己“德薄而未达远”，不够德明，以此来宽恕匈奴的劫掠行为，并数次派使臣向匈奴单于表示和平相处的意愿，终于感化了单于，抛弃了历史积怨，与汉王朝“结兄弟之义”。

汉文帝孝悌仁爱，清廉高洁，引领社会风尚，为天下人所诚服，其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在封建帝王中绝无仅有。

汉文帝是有名的孝子，尽人子之礼，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自不必说，让其流芳百世的是《二十四孝》中“汤药亲尝”的动人典故。薄太后和汉文帝相依为命十几年，母子关系相当密切温馨。薄太后身体不好，重病瘫痪许多年。刘恒天天为母亲煎药，每次煎完，自己总先尝一尝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给母亲喝，有时还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每次看到母亲睡了，才趴在母亲床边睡一会儿。 薄太后心疼儿子，劝慰他用心朝政已经很疲乏了，侍药这类小事交给侍从去做就可以了，不必劳心费神。这位万乘之君当即跪下来说：“如果孩儿不能在您有生之年亲自做点事，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报答教导养育之恩呢？”汉文帝先于薄太后两年去世，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妻子窦皇后和大臣们说：“我深受母亲的哺育教养之恩，可是天不假年，我活着不能在母亲面前尽孝，死后你们一定把我的陵墓建在母亲脚下，头要朝向母亲的一方，使我在阴间也能竭尽子道。”即逝心不灰，依然念《凯风》，至孝也。后来的史学家评价汉文帝时用一首诗来赞誉他：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莫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诗》曰：“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可以影响和感化他的同类。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如果处于社会上层的君王诸侯都能够以深厚的感情对待自己的亲族，那么，求仁、行仁之风尚必然会在底层民众之中盛行。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 (《孝经·天子章》)汉文帝不仅孝顺自己的母亲，还推己及人，关爱全国的弱势群体。汉文帝忧虑春时“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决策“振贷之”，又特别强调“养老之意”，指示落实“布帛酒肉之赐”，并要求必须保证质量，不得以“陈粟”敷衍。“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疋，絮三斤。(《汉书·文帝纪》)著名历史学家林甘泉研究表明：秦代至西汉1石为27市斤粟，1斗为2000毫升，1斤相当于258.24克。90岁以上老人的慰问品必须由县丞或者县尉亲自送达。孔子在《孝经》中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意思是说：教人民相亲相爱，莫过于推行孝道了。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汉文帝的美好品德感化得当时的士庶官民纷纷仿效，一时间孝悌仁爱成为当时社会上普遍的道德风气，战争导致的匪盗横行局面无声化解，犯罪率急剧下降，汉文帝在位二十余年间仅处理数百起案件，“几致刑措”，为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安定有序的环境。以孝为核心建立的社会秩序是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精神支柱。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基础，在善人心、睦宗族、美风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施与极其深远影响，泽被千秋万代。

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矣，安敢妄用哉！”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殿堂，园林设施，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文帝欲修露台，召来工匠一算，值百金，文帝说，百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朕居住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他蒙受耻辱，还建露台干什么！文帝以“履不藉以视朝”。由于草鞋材料以草与麻为主，非常经济，在汉文帝时，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穿着草鞋上殿办公，引节俭之风。他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不曾长达地面，所用帷帐都不绣花纹，以提倡朴素作风，为天下人作表率。文帝宣布降低皇家生活等级，精简宫中近侍人员，以减轻社会负担。每逢灾荒之年，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又开放皇家专属的山林池泽，使百姓能够通过副业生产保障温饱，度过灾年，扭转经济危机。“事死如事生，礼也。”中华民族有厚葬的传统，汉朝“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晋书·索林传》)皇室修陵占贡赋三分之一，大量财富埋入地下，影响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发展。文帝深知厚葬之风对国计民生的严重不利影响，他要求本着节俭的原则，为自己预修陵墓，不追求“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不过分强调“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防狐狸之患，水泉之湿”，只是利用山体自然隆起建造陵墓；绝不以金银等贵金属装饰陵墓，使用的尽是陶制器物。后元七年文帝病逝，留下遗诏：凡有生者必有死，此乃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丝毫不值得哀伤。朕不德，未能妥善照顾人民，因而不欲死后为服丧事宜拖累人民。朕死后，人们仅行三日哭礼即可，礼毕应速卸去丧服，过后，结婚、祭祀及肉食饮酒之事悉听自便。文帝对生死的豁达，对事功的淡然，对百姓的眷顾，表露无遗。史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帝尧去世的时候，有爵位的贵族，为国君服斩衰，服制三年，平民在三年之中四海之内没人奏乐。为君服斩衰，礼也。在古代中国，作为帝王废“三年之丧”需要有唯物主义精神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巨大勇气。招致非议，也是可以预知的。司马光就曾谬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资治通鉴》）

一般的封建帝王即位伊始，尚能有所顾忌，循规蹈矩，时间一长就会犯帝王通病，贪得无厌，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大肆笑纳臣子贡献的奇珍异宝，沉湎于奢侈糜烂生活之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贪官污吏更是对百姓敲骨吸髓，残酷压榨，豪吃海喝民脂民膏，终至义军纷起，推翻腐朽政权。汉文帝不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清醒的帝王。汉文帝十四年春天，他听说在祭祀活动中，祠官都为他祈告幸福，他下诏说：“我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祷告中，舍天下百姓而都为我一人祝福，我对此很感惭愧。以朕之不德，独享神灵赐给的福，而百姓不能分享一点，这加重了我的不德。从今以后，祠官在祭祀的祈祷时，不要为再为我个人祈福。”（《资治通鉴》）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汉文帝能够慎独、慎微、慎好，严格自律，善始善终，是难能可贵的。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把“政”与“正”划等号，道出了为政之要。“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当权者向善，百姓自然也会向善。为官者的品德就好像风，老百姓好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会随着风而倒。孔子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层的风气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强烈导向作用。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绝非胡适所言：“一切坏的风气都始于下层人民，如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可见，汉文帝深谙为政之道。

汉文帝的执政实践透彻地诠释了庄子之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以天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 （《庄子杂篇·天下》）

“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始终而不渝。”是汉文帝一生的光辉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