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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对外关系史上,郭嵩焘是绝对绕不开的人物。如果说林则徐是晚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郭嵩焘就是真正思考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并力主“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第一人。
作为大清国的第一位驻外使节,这位来自湖南湘阴,熟读孔孟之道的士大夫,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国人来说,绝对是具有杀伤力的。
在英、法两国的外交官履职中,在对两国的政体、文化、科技、人口等各方面进行认真考察之后,郭嵩焘抛出了一个观点:中华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方也有自己的文明,主张废弃中国传统的夷狄论,从思想上平等地看待西方各国,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树立新的世界观,使大清国走上富国强民的新道路。
这就在国内揭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社会舆论都指向了他,指责、怒骂铺天盖地,那些坚守着“华夷之辨”的封建卫道者们,以及受到愚昧的百姓们,都试图将郭嵩焘打翻在地。
因为他推翻了中国流行千年的思想根本,这也导致了郭嵩焘回国之后的举步维艰,忍受着无数无知之辈的唾沫和白眼。
实际上,在清末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中,能清楚的看到大清国弊端的不止郭嵩焘一个,比如和他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对如何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有着自己的见解,但郭嵩焘却是看得最透彻的一个。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出山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充满了雄心壮志。因为朝廷支持地方官员进行洋务强国,并下旨筹议兴办洋务方略。
这对郭嵩焘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此前,因为他的性格耿直,不愿意和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在署理广东巡抚期间得罪了两广总督瑞麟,遭到同僚的挤压后,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愤然辞官,回乡讲学去了。
近十年的修心讲学,郭嵩焘对国家面临的困境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朝廷要广开言路,郭嵩焘自然是一气呵成,他将自己对洋务的见解和破局写进了奏折里,交给了大清国的权力中枢,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条陈海防事宜》。
正是这份奏折,埋下了郭嵩焘日后背负“汉奸”骂名的根源,因为奏折中有这么一句话: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什么意思?郭嵩焘认为,如果简单地把船坚炮利看成是洋人强大的根本,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西洋的强大在于他们的人才教育体系的优越,只有建立一个完善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至于商业、造船、机器等是建立在人才体系下的补充,只有通过实业才能对人才进行转化,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所以大清国要想强大,光是造船、造炮、造机器是远远不行的,要想真正实现强大,必须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学习西方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经济制度,发展大清国自己的民族工商业!
郭嵩焘的言论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此时的清朝正陷入“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中西之争,还有洋务派之间的“塞防论”、“海防论”、“塞海两防并重论”的国防之争。
说到底,大清国的士大夫们都是被日本人给气晕了。
同治十三年三月,公元1874年4月,日本以台湾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为借口,入侵台湾。这虽然是刚走上明治维新的日本对大清国的试探,但却让大清的总理衙门进行了反思。
一个尔搓小国,只因为效法西洋,就敢挑战大清的威严,而大清却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赔款了事,“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痛定思痛,清政府才会广开言路,针对洋务筹办事宜咨询大家的看法,可见洋务已经势在必行,必须成为国策!
郭嵩焘却因为这道奏折异军突起,成了朝堂下上瞩目的焦点,也给慈禧太后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即向英国派遣常驻使节,代表大清国皇帝,就“马嘉理事件”对英国女王进行一个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以及维系两国正常的邦交。
这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因为此时的大清朝,还停留在“万方来朝”、“藩属朝贡”、“外夷臣服”的宗藩理念,即使被日本敲诈了五十万两的白银,依然没有改变这些人的陈腐观念。所以英国人的要求让大清国的士大夫们尴尬不已,不接受担心洋人发动战争,接受的话又是奇耻大辱,所以让谁去坐这个火山口上的位置让慈禧太后茶饭不思,焦头烂额。
幸而郭嵩焘的出现让慈禧放下心来,因为在她眼里,恐怕没有一个能比郭嵩焘更合适的人了,出身于大清国科举的孔门弟子,对洋人又不排斥,这样的人出去既不会丢了国家的脸面,又能懂得变通,能够解决棘手的问题。
而郭嵩焘也没有让慈禧失望,他坚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认为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必须要有实践的支持,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找到制夷的策略,“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所以他义无反顾的接受了朝廷的任命!
但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他敢为天下先的做法让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些人中,有他的同乡、有他的好友,也有其他立场不一致的人。
如:署理两江总督、湘军出身的同乡刘坤一,指责他:“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而他的好友王恺运也无法理解郭嵩焘,并作出了决裂的姿态:“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不仅如此,聚集在长沙,准备参加乡试的士子们,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名刹上林寺,还要捣毁他在湘阴老家的住宅,并要求开除他的省籍。
然而郭嵩焘最难的还不在于这些,他的副使刘锡鸿是一个十足的顽固派,不仅处处和他作对,还给他打上了“汉奸”的标签,并罗列了所谓的“卖国罪”。
看看这个老顽固,列出的郭嵩焘三大罪状: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正常的外交礼节,东方的教养素质,在刘锡鸿“天朝上国”的观念里都成了卖国的行径,这种艰难的驻外使节的工作,让郭嵩焘如履薄冰。
尽管如此,郭嵩焘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不仅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换取了英、法两国的认可,并通过对英、法两国的详细考察之后,写出了那部著名的《使西纪程》寄给了大清国的总理衙门,为大清国的洋务运动提出了建议,也指明了方向。
只是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因为这本纪实,让他彻底陷入了“汉奸”的漩涡: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
让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摆正自己的心态,摒弃“天朝上国”的思想,放弃“华夷论”的宗藩观念,平等看待西方各国的呼声是很困难的。
“汉奸”之名就这样坐实了,“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一心为寻找富国强民道路的郭嵩焘,不得不乞求归国。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郭嵩焘和继任公使曾纪泽做完交接之后黯然回国,然而在他回乡的道路上也不平静,从长沙、嘉化,最后到湘阴,“勾结洋人”、“卖国贼”的谩骂标语贴了一路,上到巡抚,下至百姓,无一不对郭嵩焘进行了人格的侮辱,尽管此时的他并没有解去钦差大臣的官职。
但郭嵩焘并没有因此失去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只是对自己无力改变国家的困境、无力解决民族的屈辱而感到自责,同时对大清国糜烂保守的官场进行无声的抗议,并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的这一生仕途坎坷,脾气的耿直让他无法适应晚清的官场,继而也无法造福一方百姓。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的他,只能在自己有限的圈子里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
作为从封建士大夫群体里出来的人,他并没有曾、左、李、张等人那么大的名气,但在寻求国富民强的道路上,他并不弱于任何一个人,只不过要想以一己之力撼动浑浑噩噩的大清朝堂,无异于螳臂当车!
所以,郭嵩焘的强国梦被破碎,至死都还顶着“汉奸”的罪名而无法洗脱!
在今天看来,刘锡鸿给他打上的所有“罪名”,原本都是一个现代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文明素养;然而在当时,即使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前,却依旧不被这些封建大佬们所正视,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梦境中无法自拔!
一朝之腐朽可见一斑!
一个人,又怎么能抵得过一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也有少许的同行者!
郭嵩焘,注定只能用先行者的背影来赢得后来者的尊重和致敬,而能洗刷他“汉奸”罪名的也就只有后来者了!
历史会铭记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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