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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学斌
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
——《泰晤士报》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一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1.多才多能
1910年，满人金梁曾撰诗一首，赠予郑孝胥，曰：“久闻诸葛大名垂，笔法乃同兵法奇。偶见卧龙一鳞爪，苏龛墨宝海藏诗。”不难看出金对郑之才艺能力极为推服。
不妨先说说郑的才艺。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1902 年，郑孝胥《海藏楼诗》首刊于武汉，“同光体”代表诗人陈衍为之作序。陈氏曾颁布当代诗人榜，第一名位置空缺，郑孝胥赫然排名第二，评云：“恨无长篇，否则可为第一”。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不得不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看来其诗作造诣之高不是盖的。并且郑孝胥的文章在当时也堪称一绝，清流派翘楚黄体芳对郑孝胥之文评价甚高：“此调成《广陵散》矣，场屋中未必无知音者，不宜降格，然亦不可愈唱愈高耳。”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时人曾评价“其书初学柳诚悬，后参以黄山谷，瘦硬飞舞，有不可一世之概。”据说辛亥后，郑隐居海藏楼，以鬻字为生，每字值白银十两。而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工资也不过二三百两。郑随意挥毫两笔，就赶上教授们半个月工资了。民国有一位郑氏书法的狂热粉丝，名叫张谦，他身家颇丰，于是痴迷地收集其书法作品，集成《海藏书法抉微》一书，序言道：“私淑海藏凡十有五载，泼墨挥毫，无日不临摹，久乃得其神髓，所作可乱楮叶，且搜罗海藏手迹，不遗余力。先后所得，记五百余帧，晴窗多暇，辄出展玩，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同时，郑的处事能力与胆识也丝毫不逊于其才艺。1900 年，总办湖北营务处的郑孝胥，被张之洞委以武建军监操官。武建军“初成时”，郑“督教练、造营房”，“皆与其事”，“与此军颇浃洽”。他讲求西操，督操甚严，“操方半而雨至”，他“立雨中，不持盖，久之，雨益大，乃令暂息。小顷复操，至四点半乃罢”，精勤可感。1903年，广西“匪乱蜂起”，岑春煊奏请以四品京官调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郑深谙“不战屈人之兵”之妙，经过缜密考察，采取要隘设伏、抚慰民众的策略，“自是枭目拥众跳窜边内外者略尽”。
郑孝胥曾言：“办大事者以善用财为第一要着。”1896年，张謇与人合办纱厂。至于如何签订合同，才能避免合资当中出现麻烦纠纷，张拿不定主意，一筹莫展。后来他还是向郑孝胥咨询，郑不仅替他拟稿，还搭上一条妙计，张謇闻之连连点头“称善”。
1900 年“东南互保”定约之后，英人意犹未尽，企图推动刘坤一、张之洞“独立”，英国领事托人致意郑孝胥，“如南省张（指张之洞）、刘（刘坤一）二公能正拳匪之罪，则保两宫、全中国、改传教章程皆可办到”，有意求其“为之言于南皮”，郑孝胥遂于“风雨大至”中，“即复渡江”，“袍为雨湿，不可着，乃烘半干”，对张“极谈不可失机之状，至五鼓”，直至张“终畏葸不决而罢”。这等气魄与胆量，恐怕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士人所具备的。
当然，作为变世英雄，郑孝胥难免得意忘形，自树招展，偶尔也有侃侃高论、炎炎大言之举。1905 年，郑孝胥在广西龙州，宴客演戏，“座客华洋百余人，益以观者千余人。军民欢呼，鼓吹殷地，烟火涨天，西人皆称乃龙州第一次盛会”，郑孝胥语以孟森：“我固有呼风唤雨之手段，翻江倒海之神通者也”。其实此事亦情有可原。郑孝胥曾先后辅佐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岑春煊、端方、锡良等多位封疆大吏。长期游宦，充当幕宾，自熏染苏秦、张仪纵横之术，范增、张良权谋之策，好使险弄奇，能言善辩，乃至好大喜功等表现，皆与此有关。
诗书双绝，能带兵，懂理财，如此全面之素质，孟森曾叹服郑孝胥：“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也难怪郑孝胥睥睨群伦、顾盼自雄了。
2.待价而沽
郑孝胥曾对人讲：“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为。”其抱负的确不小。然而造化弄人，郑屡屡同平步青云擦身而过。
1895年，身为张香帅幕僚的郑孝胥初出茅庐，进京拜谒帝党领袖翁同龢，为言“今日之务四，曰：明赏罚，收利权，劝公商，务战守”，得翁评价：“能见其大，亦为透彻”。孰料回到南京，因谒翁氏，令张之洞甚为不爽，一度将郑逐出幕府。
三年后，“妄怀当世意”的郑孝胥，望着纷扰热闹的变法大潮，自是按耐不住，再度入京。这一次，与 1895 年挟策自售不同，郑孝胥是以皇帝召见进京。他踌躇满志，“此去谒吾主，惊人须一鸣”。9 月，郑孝胥见到光绪皇帝，“奏对约二刻，并呈说帖”，皇帝“谦挹异常，呈说帖尚未及案”，“引手受之”。四天后，郑孝胥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若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政治素养再高超一点，若是光绪跟慈禧的关系再融洽一点，若是徐桐、刚毅等顽固大臣再忍让一点，或许戊戌维新尚可持续，那么凭藉卓越才干，郑孝胥三五年内跻身三品京官自当很有把握。怎奈天意弄人，康梁逃跑了、光绪被囚了、慈禧归政了，作为变法附议者，郑孝胥只得匆匆离京避祸。
又过了三年，时间步入了20世纪。1901 年，清末新政刚刚拉开序幕，张之洞即言：“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壁、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孝胥）、黄（仲弢）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张氏看来，郑“见得透，说得出，做得到”，“子之才笼罩一切，无施不可”。然而，这位能给朝廷带来“小贞观”的福建英才，却迟迟得不到像样的官爵，依旧过着游幕四方、筹谋划策的日子。
志未达但心不灰，郑孝胥自称“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五年后，机会又来了。晚清素有“官屠”之称的岑春煊启用郑孝胥，允诺若是助他扳倒庆王奕劻、袁世凯集团，则上奏朝廷，授予要害肥缺。
面对这样的良机，郑孝胥却首鼠两端，耍起了滑头。他一面帮岑春煊积极奔走，暗地疏通各类关系，一面又频频出现于端方府中。要知道端方与袁世凯乃儿女亲家，属于同一政治阵营，为了探听岑春煊、瞿鸿禨等人之计划，端连连向郑示好，许诺一旦郑提供有力情报，将来自当报奏朝廷，令其出任要职。一边是岑春煊的厚望，一边是端方的拉拢。郑孝胥于是玩起了脚踏两只船的危险游戏，对岑信誓旦旦，对端半推半就。1907年5月28日,岑春煊外放两广，被排挤出政治中枢，一度势焰薰天的岑“势大衰,无能为矣”。6月17日,被遣出京的岑春煊来到上海,希望郑孝胥随他赴粤处理政务，并许以广东按察使之职位。谁料郑便衣迎谒,淡淡一句“旧幕府郑苏龛,非以广东臬司来见也”,个中意味不言而喻。而岑春煊外放那天,郑孝胥与端方共饭,席间得到电传上谕,郑孝胥对端方说道:“云帅宜谢病投闲数年,此好机会,不可失也”。其文人无行之秉性暴露无遗。
郑朝秦暮楚的行径，自然也没给袁世凯留下好的印象。袁随即致密函给端方，道：“大谋(即岑春煊)既去,位置苏公（郑孝胥）,必将又松一步。为苏计,大可趁此北来,在部浮沈数月,明此心迹,为将来大用地步”。可见袁对郑尚疑心重重，极不信任。最终，袁、端决定让郑出任外省，这显然与其进军中枢的意图背道而驰。郑自然推辞不就，其迈向政治舞台的脚步,又一次戛然而止。
官场失意，郑孝胥并不消沉，而是投身于地方立宪运动。1906年底，上海一帮名流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组织若要运转得当，则必须由一名能力出众、众望所归的人来担当会长。大家一致认为郑孝胥最靠谱，于是公推他为龙头。出任此职，对郑而言，可谓一箭双雕，一可以积聚人气，养望以待；二也能以在野的身份督促清廷通过政治改革来固本培元。何乐而不为呢？在其主持下，“预备立宪公会”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立宪政治团体，其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当时立宪公会由郑孝胥、张謇与汤寿潜三人执掌，堪称亲密无间的“三驾马车”。三人在其中之角色与面貌，时人有如是有趣印象：“郑、张、汤三君在今日号能任事者。设为挽车人：郑所御马车，轻驶自喜，且以余闲调笑；张则拉车，飞奔喘息；汤推独轮车，竭蹶委顿之状晬于面、盎于背矣。”可知，无论从事什么，郑孝胥都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潇洒哥”做派。
然而，郑之志向岂在组织大家搞立宪？这只是他以退为进、观望时局的权宜之计。到了辛亥年，机会终于来了。1911年，清廷任命郑为湖南按察使。说实话，这职务对郑而言，本无太大吸引力。不过经端方和盛宣怀的运作，朝廷给郑孝胥打包票，只要他走马上任，湖南巡抚一职也会尽快给他落实。
面对如此诱惑，一意仕进的郑孝胥，自然选择了接受。
3.高开低走
上任伊始，郑孝胥颇踌躇满志，两条腿也是格外的勤快。从6月下旬到7月中旬，他几乎跑遍了在京所有满汉大员要人的宅邸，兜售其救国之策。6月21日，郑更是借入朝谢恩之机，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或许是觉得郑的建议很给力，“摄政王屡颔，甚悦”。不久，《泰晤士报》也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直省大员中，其办一事或建一言之可称为优美明达而卓然具有政治家之态度者，盖久已寂寂无闻矣。今何幸而得某大员，抵掌而谈，发挥所见，聆其议论，洵不愧为优美、为明达、为政治家也。此某大员即新任湘藩郑苏戡。”可谓极尽溢美之词。一时间，郑俨然已是扭转颓势的那一棵救命稻草。
赴湘途中，郑更是将新官上任之喜悦付诸笔墨：“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并立下壮志：“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观其效！”其个人感觉实在好的不得了。
刚刚到任，郑就被湖广总督瑞澂又派回京师参与厘定省制行政，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此时的局势已是暗流涌动。赴川路上的端方频频鸿雁传书，希望郑孝胥看在往日情分上，入川助其平靖乱事。郑显然不愿“摸鱼不成沾得一身腥”，于是多加推诿，并违心地规劝端方“蜀本无乱，帅节既临，风潮自息。胥家累重，实难远行。且外官制关系全局，窃愿竭力终始其事”。甚至后来其对端的几份来电，索性置之不译。
然而，天下大局终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十月，武昌首义，局势急转直下。在朝廷一再催促下，10月25日下午4点，郑坐上赴津火车，晚上登上赴沪轮船。船在海上航行，郑的心绪也随之起伏。此刻的他，已全无四个月前的那股子豪情，“官，吾毒也；不受官，定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对于当初出山做官的决定，他已满心悔意。还是其至友陈宝琛的评价最为一针见血：“太夷（郑孝胥）功名之士，仪衍之流，一生为英气所误”。
29日，途经上海。郑闻长沙已失，道路不通，便只好滞留沪上，躲进海藏楼做寓公。即使宅在家里，郑孝胥也难得消停，仍频受革命党恫吓。如郑孝胥言：“寄寓上海者大半附和革党，惟余默然若无闻见，宜彼曹之忌我愈甚也。”革命党人以郑孝胥“必将以刀笔破坏革命”，屡屡投书威吓，甚至挑衅：“三日内必杀汝，今日晚间可至门外试之”。惶惶不安之心情终日与其相伴。
显然，若无辛亥革命，郑孝胥仕途将一马平川、飞黄腾达，直至总督开府也并非没有可能。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之际，却被革命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断送一片星光坦途，多情总被无情恼，你说郑孝胥能不窝火吗？然而毕竟已是无位无权，他只得在日记里面发泄一下个人的郁闷：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干名犯义，丧心昧良，此乃豺狼狗彘之种族耳，何足以列于世界之人类乎？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今日之谓也。……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杨钧在《草堂之灵》中，有这么一段话，点评逊清遗老之生存情状：“中兴之时，国家统一，立身有所，勋业有名，大成小成，均能获益。国变之后，局势全非，‘忠节’二字，完全无着，出力不知为谁，舍生尤为白死，加以事势瞬息变迁，朝杀敌人，夕就斧钺，晨享富贵，晚作穷民，即欲认真，无真可认。”就这样，郑孝胥裹着空洞不实的遗老外壳，亮出鄙视当下的孤傲姿态，迎来数个春秋更替，送走几度寒暑轮回。
他看着袁世凯由大总统到洪宪皇帝，再终至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率领辫子军在紫禁城里上演的复辟丑剧。别瞧他一副“大隐隐于市”的姿态，但暗地里却广通八方声气，静观天下之变，时刻不忘复辟满清小朝廷。1914年，郑孝胥与康有为在沪交往频繁，9月18日，“过康有为小谈，余询之曰：北去乎？康曰：恐无北去之理。余曰：北方皆乱臣，南方皆贼子，子将奚从！”不久，“康有为来言：日本舆论已全国一致，欲乘此时取中国，兼并南洋各岛”。二人过从甚密，无非商议所谓“拥戴溥仪复辟登基”罢了。
1917年底，郑孝胥更是拉下老脸，与昔日部下陆荣廷通信，为其出谋划策。次年1月，郑同另一遗老胡嗣瑷商谈，今后应力劝张勋与陆荣廷联手，方能复辟有望。
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便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