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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汉朝时候的著名政策。独尊儒术到今天，依旧是我们历史课上的重点。然而，独尊儒术的阴谋是什么？在独尊儒术的背后，又有谁从中作梗？还有一种观点，独尊儒术竟然是假的？！关于这些疑问，今天都会得到深刻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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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都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
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个历史笑话，是儒学反思过程中最美丽、最诱人、最神奇的充满玫瑰色彩的肥皂泡。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以此为基点，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怪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今，反思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呢！下面笔者就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史实不符
历史上一直反复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这一斗争的全过程是怎样呢？我们只要看一下当时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即可一目了然：
先看《汉书·武帝纪》：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七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徵鲁申公。”“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
对此，《史记》之《孝武本纪》明确记载道：武帝元年，“而上（指武帝——引者）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儒林列传》补充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韂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
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这里有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
《汉书·武帝纪》又说：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引者）崩。”《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汉书·儒林传》所载与《史记》大致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