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

日本尊经阁文库，乃江户时代加贺藩主前田纲纪及其后裔所营建，明治后转由东京“前田育德会”管理。该文库藏有宋本《重广会史》一百卷、《冲虚至德真经》八卷、《宾退录》十卷、《世说新语》三卷以及日本古写本《玉烛宝典》十一卷等数量可观的中文古籍善本[1]，其中尤以宋刻本《世说新语》最为世人所重。早在民国时期，中国著名藏书家、古籍版本专家董康和傅增湘，均曾慕名往观，颇多俊赏[2]。昭和四年（1929），日本东京前田育德财团将此书列入“尊经阁丛刊”影印出版，宋刻本《世说新语》之庐山真面目，始为海内外学者所尽知。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复将“尊经阁丛刊”本缩小影印，回传中土，嘉惠学术良多[3]。

尊经阁文库藏本（简称“尊本”）刊印精美，保存良好，又是目前惟一已经影印出版的宋刻本《世说新语》[4]，故其学术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半个多世纪来，以尊本为资料基础而产生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然关于尊本的版本考察，却仍留有不少疑而未决的问题。本文拟就尊本“睢阳王氏”藏印、尊本刻印地区及时间、汪藻《叙录》刊行过程等问题，略加探考，乞正于博雅方家。

一、尊本“睢阳王氏”藏印考

尊本各册之首末页，钤有“金泽文库”（阳文长方印）、“金泽学校”（阳文长方印）、“石川县劝业博物馆图书室印”（阳文长方印）、“尊经阁章”（阳文方印）、“睢阳王氏”（阳文方印）等五枚藏印，其中前四枚均为日本收藏印，清晰地显示了尊本在日本境内的递藏过程。值得关注者乃“睢阳王氏”印（见书影[1]），它钤盖于每册首页栏内右下角以及末页末行，据古籍藏印钤盖位置的惯例判断，“睢阳王氏”应为尊本的最初收藏者；从印文风格及文字来看，该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那么，“睢阳王氏”究竟是何朝何人之印？目验过尊本的董康与傅增湘，曾推测“睢阳王氏”藏印“殆宋元间印”、“元以前人印”，可惜限于资料，他们均未就“王氏”身份作出更多考察。

书影[1] 尊本《世说新语》卷下首页“睢阳王氏”印

实际上，“睢阳”即河南商丘之古称。检索文献，明顾起元《说略》[5]卷十二“典述上”载：“又古《易》五家，吕大防、晁说之、睢阳王氏、东莱吕氏、周燔，见《续书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易类”著录《古易》十二卷，解题云：“出翰林学士睢阳王洙原叔家。”[6]其后连续著录吕大防《周易古经》十二卷、晁说之《古周易》八卷、吕祖谦《古易》十二卷等书，据此可知：顾起元《说略》所称“睢阳王氏”即为“睢阳王洙原叔”[7]。

王洙，字原叔，应天府宋城（即河南商丘,又名睢阳）人，《宋史》卷二九四有小传，活跃于北宋仁宗时期，历衔国子监说书、史馆检讨、天章阁侍讲、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等职，“汎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预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著《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其子王钦臣，字仲至，赐进士及第，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讎正，世称善本。”[8]王氏父子均被收入今人所编《中国藏书家考略》[9]，尤其是王仲至，藏书多达四万三千余卷，名噪一时，宋徐度《却扫编》[10]卷下载：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踰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睢阳王氏世代藏书，从王洙开始计算，第四代王问生活于南宋高宗建炎、绍兴时期，若至第五代、第六代，则恰当尊本《世说新语》刷印的孝宗朝（详参下文）。令人注目的是，王洙、王钦臣父子与《世说新语》关系密切，宋汪藻《叙录》著录的《世说新语》诸版本中，就有“王原叔”家藏十卷本，汪藻甚至还引用了一段王仲至《世说新语》手跋文字；而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校刻《世说新语》的董弅，也在跋语中声称“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因此，综合上述资料推测：尊本所钤“睢阳王氏”，盖即商丘王洙后裔之藏书印，其中第五代（王问之子）或第六代（王问之孙）的可能性最大。

至于“睢阳王氏”旧藏本何时由中土传入日本，亦大致可考。尊本第二位收藏者为“金泽文库”,故其藏印紧靠“睢阳王氏”印，或在其上，或在其侧。金泽文库由日本北条氏政权始建于十三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上杉宪实（1409-1466）任关东总管，一度更名为“金泽学校”[11]。据此，“睢阳王氏”藏本传入日本的时间，大概在“金泽文库”创建后，即中国元代或明初。需要指出的是，今人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1976）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馆臣所见《世说新语》即为尊本，并进而推断：“此书所附《叙录》，残缺当在元明之世。然自四库之后，国内即无见此本，故王先谦校刊《世说新语》时，未见此书，则书之流入异邦，当在四库之后也。”实误。《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世说新语》三卷，止标“内府藏本”，提要云：“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其每卷析为上下，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盖即旧本。至振孙所云《叙》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很显然，馆臣所见三卷本《世说新语》，不仅未附汪藻《叙录》，其是否为宋本亦大可怀疑[12]，与尊本自然更无关系。

此外，尊本前四册首末页均钤“睢阳王氏”及“金泽文库”印，以示起讫，则第五册亦不应例外，但今存尊本第五册末页却无两家藏印，此情况表明：尊本第五册末尾盖有藏印的书叶，已经遗失，换言之，“睢阳王氏”、“金泽文库”旧藏本《世说新语》，要比目前见到的尊本更为完整，尊本所附汪藻《叙录》卷下之残缺[13]，盖发生在此本从“金泽文库”流出后，而金泽文库衰败、旧藏散出的时间，约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即中国明末清初时期。严绍璗《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云：“原来在江户时代初期当德川幕府大将军家从金泽文库中运出一部分典籍的时候，作为大诸侯的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也插手‘金泽文库本’而把若干珍本移于本藩，如《春秋左氏音义》、《孔子家语》、《列子》、《世说新语》等，明治后则藏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可备一说。

二、尊本刻印地区及时间考

尊本历被视为“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14]，究其原因，或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关，其卷十一“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解题云：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叙录》者，近世学士新安汪藻彦章所为也，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按：《唐志》作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自余诸家所藏，卷第多不同，《叙录》详之。此本董令升[15]刻之严州，以为晏元献公手自校定，删去重复者。

尊本既是宋刻本，又有汪藻《叙录》，再加上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附有“绍兴八年”董弅旧跋，合此数端，颇易得出结论：尊本即为陈氏所著录的南宋绍兴八年董弅严州刻本。

不过，检阅尊本全书，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与南宋绍兴八年董弅严州刻本有关的直接证据，这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质疑。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1976）云：“今前田氏藏本，则非董弅原刻，殆汪藻后人据董本翻雕者，然为宋刻则无疑也（余另专文述之）。”惜迄今未见杨氏专文，难知所据；近来，日本学者尾崎康又据尊本避“慎”字、不避“敦”字，推断其刊刻于南宋孝宗时期（1163-1189之间）[16]。那么，尊本究竟刊印于何时何地？

由于尊本无内封牌记，也没有序跋、题识文字，无法直接判断其刊刻的具体时间。在此情况下，参照古籍版本鉴定的一般经验，不妨借助考察书籍避讳及刻工情况，稍作间接之推断。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尊本《世说新语》与所附之汪藻《叙录》，其书版初刻的时间不同（详见下文），故此处先考察《世说新语》的避讳及刻工情况，《叙录》之情形则留待下文另考。

1、尊本《世说新语》之避讳情况。

尊本《世说新语》避讳甚为严格，缺笔避“玄”、“恒”、“桓”、“弘”、“讓”、“徵”、“敬”、“驚”、“殷”、“竟”、“镜”、“貞”、“禎”、“楨”、“構”等字，殊为明确。惟关于是否避南宋孝宗讳字“慎”，则尚可一辨。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十四日，傅增湘曾亲临尊经阁文库观书，或因时间匆促，未及细审，称该本“避宋讳至‘構’字止，‘慎’字不避”，并据此定尊本为“绍兴间严州官本” [17]。然经仔细查阅，尊本至少有19处缺笔避“慎”字，分别位于：卷上第1叶B面注文第6行右第17字、第5叶B面注文第5行左第14字、第7行右第1字、第7行左第8字、第8行左第8字、第9行左第12字、第9叶B面注文第2行左第8字、第10叶A面正文第8行第10字、第47叶A面注文第4行右第14字、第59叶A面正文第6行第16字、B面正文第10行第1字、第73叶A面正文第8行第12字；卷中第88叶A面正文第10行第10字、第95叶A面正文第8行第5字；卷下第19叶B面正文第8行第11字、第36叶B面正文第6行第1字、第68叶A面正文第5行第12字、第76叶B面正文第5行第3字、第84叶A面正文第4行第7字。

尾崎康注意到了尊本避宋孝宗讳字“慎”，而不避宋光宗讳字“敦”，据此推定尊本乃刊刻于南宋孝宗时期，然此说尚可商榷。其一，从理论上来说，存在旧版重刷时铲去“慎”字末笔避讳的可能性，尊本避“慎”字，只能证明其印刷于南宋孝宗时期，却无法断定其书版刊刻于孝宗时期。其二，尊本虽有多处避“慎”字，但至少仍有7处不避“慎”字，分别位于：卷上第5叶B面正文第2行第9字、注文第7行右第12字、第59叶A面注文第8行右第1字、B面正文第10行第3字、卷下第68叶A面注文第7行右第17字、第8行右第2字、左第4字。不仅如此，七例之中有两例不避“慎”字，殊为刺目：譬如第1例《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之“晋文公称阮嗣公至慎”条，位于卷上第5叶，乃全书正文首次出现“慎”字，且是大字，竟未避讳，傅增湘当年匆忙之间，可能翻检到此例，遂误以为尊本不避“慎”字；再如第4例“文学第四”之“服虔既善《春秋》”条，叙崔烈呼服虔之字“子慎！子慎！”连续两个“慎”字，亦大字正文，但尊本却避前字、不避后字（见书影[2]），令人费解。

总而言之，尊本“慎”字的避讳情况，与其它讳字迥然不同，这不免让人疑窦顿生：倘若真如尾崎康所云，尊本书版乃刊刻于孝宗朝的话，宋人避讳甚严，“慎”字又是今上之讳，焉能疏忽至此？

书影[2] 尊本《世说新语》卷上第59叶B面讳字“慎”

2、尊本《世说新语》之刻工情况。

笔者逐叶统计了尊本《世说新语》的刻工，名单如下：三卷共计书叶295叶，除去16叶因版心空白或漫漶无法释读刻工之外，刊有刻工姓名的书叶凡279叶，涉及刻工13名，按其刊刻数量多寡依次为：杨思59叶、江泉54叶、方通53叶、杨明46叶、方逵40叶、宋道9叶、刘宝8叶、王子正3叶、何文2叶、小杨（杨明或杨思）、戴全、李恂、苏忠、李正各1叶。其中杨思、江泉、方通、杨明、方逵、宋道、刘宝7人刊刻的书叶，多达270叶，约占刊有刻工姓名书叶总数的97%，复经核查，上述7人所刊书叶均为原刻，因此，若能确定他们的刻书活动年代，就可据此推定尊本《世说新语》书版的刊刻年代。

据周叔弢《宋刻工姓名录》、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日]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表》诸书[18]所载，与尊本刻工重复最多者，乃南宋刻本《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两书。先看南宋刻本《刘宾客文集》，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故学者周一良便发现该书与尊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汪藻书久佚，日本前田侯尊经阁藏宋本有之，近景印行世。其书刻工姓名，与董弅刻于严州之《刘宾客文集》全同，盖亦董刻严州本也。” [19]寥寥数语，洞幽察微，惜有讹误。此宋本《刘宾客文集》甚有来历[20]，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行世有民国徐鸿宝（字森玉，1881-1971）影印本[21]及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年影印本。书以桑皮纸印，凡十二册，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末有跋文（见书影[3]）[22]，题“绍兴八年秋九月壬寅广川董弅题”。笔者统计了《刘宾客文集》的刻工情况，全书共计书叶354叶，除去版心空白及缺叶等43叶外，实际刊有刻工姓名的书叶凡311叶，涉及刻工18名，包括杨思（55叶）、方通（46叶）、杨明（30叶）[23]、江泉（23叶）、方逵（4叶），刘宝（42叶）、江孙（12叶）、方迁（10叶）、骆昇（11叶）、骆元（6叶）、卓宥（11叶）、王文（13叶）、李棠（8叶）、张明（6叶）、徐立（2叶）、徐宗（1叶）、严定（1叶）、叶明（1叶）。其中前6名刻工与尊本《世说新语》相同，他们共刊刻书叶200叶，约占总数64%，经核查，此200叶均系原刻叶[24]。

书影[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本《刘宾客文集》书末董弅跋

再来看南宋刻本《国语解》，今藏国家图书馆，行世有《中华再造善本》（2006）影印本。《中国版刻图录》（1960）定其为宋刻宋元递修本，并将刻工分为三期，“南宋初叶杭州地区良工张昇、卓宥、张明、方通、骆昇、王介、严忠等为第一期。南宋中叶杭州补版工人马松、何泽、陈彬、陈寿、詹世荣等为第二期。元时杭州补版工人何建、缪珍、熊道琼、茅文龙、蒋佛老、何庆、李德瑛等为第三期” [25]。参照此份分期名单，笔者核查了该书全部书叶，发现诸如杨思（12叶）、杨明（13叶）、方通（13叶）、方迁（17叶）、江泉（14叶）、江孙（12叶）、刘宝（15叶）等人，仍是《国语解》的主要原刻刻工。换言之，《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乃主要由同一个刻书小集团刊刻而成，因此，三部书籍的刊刻地区和刊刻时间应大致相近。

关于《国语解》的刊刻地区，《中国版刻图录》据刻工情况，推定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本”，学界对此并无异议。而《刘宾客文集》的刊刻地区，则颇多考辨。较早看到此书的傅增湘、李盛铎、周一良等人，均据书末跋语，定为董弅严州刻本。1969年，昌彼得发表《跋宋刻本〈刘宾客文集〉》（简称“昌文”），认为此本“不可能为绍兴八年董弅氏所原刻”，理由是该书所载刻工，有数名又见于光宗（1190-1194）刊本，“自高宗绍兴八年下至光宗绍熙元年，凡五十三年。如以十八岁始习其业，年逾七十高龄犹未退休，一工匠似不可能从业如此之久。由此推之，则此本殆为绍兴末年浙中从董本翻刻，或距事实不远也。”然昌氏未区分书叶之原刻补刻，其推论难称严密。2008年，刘卫林发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刘宾客文集〉版本考略》（简称“刘文”）[26]，认为：《刘宾客文集》刻工多为杭州良工，且有孝宗至光宗时期的补版刻工（如卓宥、李棠、张明等），则书版迟至光宗朝尚存于世，而明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所附陆游淳熙十五年（1188）跋文云：“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毁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由此证知：此本非严州郡中旧版（即董弅刻本），亦非严州地区翻刻本，否则，放翁何须费时费力再加重刻？此外，《刘宾客文集》的刻工名单，与陆游淳熙十四年（1187）严州刻本《新刊剑南诗稿》所见，大相径庭，则此本也不是陆游淳熙翻刻本。合此数端，刘文推断其为“杭州据严州旧本翻刻之刊本”，颇足信服。

既然，上述三部书中的两部——《国语解》、《刘宾客文集》均为杭州刻本，那么，第三部——尊本《世说新语》自亦应刊刻于杭州。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亲见此本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便称赏该书“字仿欧体，方整古雅，是杭本风范” [27]，可谓目光如炬，精辟至极。

再来讨论尊本《世说新语》的刊刻及刷印时间。《刘宾客文集》避宋讳至高宗“構”字止，不避孝宗“慎”字，诸如文集卷三《崔公神道碑》之“慎选寮属”、卷五《华它论》之“亦可慎诸”、卷十《上杜司徒书》之“谓慎独防微为近隘”、卷二十《口兵戒》之“以慎为键”、《犹子蔚适越戒》之“慎微以为椟”、卷二十八《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之“慎简由宸扆”、外集卷八《历阳书事七十韵》之“不慎在骑衡”等7处，“慎”字均不缺笔，其刊刻时间当在绍兴八年至绍兴末（1138-1162）的二十余年间。据此并考虑到《世说新语》避“慎”字，刘文推测尊本《世说新语》的刊刻时间，乃在“孝宗即位之初”。然而，尊本至少还有7处不避“慎”字，且往往避与不避，共存于同一刻工所刻同一书叶，若尊本果真刊刻于孝宗朝，“慎”字乃今上讳，刻工习惯成自然，似不应有此明显疏忽，因此，笔者认为尊本《世说新语》宜刊刻于绍兴朝后期，与《刘宾客文集》庶几同时。值得注意者，同一名刻工“方通”，在《世说新语》中刊刻的书叶（卷上第9叶B面注文第2行左第8字）避“慎”字，但在汪藻《叙录》（此书刊刻于尊本《世说新语》之前，“方通”乃《叙录》的补刻刻工，详见下文）中刊刻的书叶（卷上第22叶A面正文第8行第11字、第23叶正文第7行第9字），却又不避“慎”字，据此推知：尊本《世说新语》中的“慎”字缺笔，当是孝宗朝补版重刷时为避今上讳而铲去末笔所致，手民铲削时偶有遗漏，遂导致尊本出现19处避、7处不避的矛盾情形。事实上，这种补版重刷时铲削旧版以避今上讳字的情况，在宋刻本中并不少见，《中国版刻图录》所收宋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其“宋讳缺笔至構字，慎字间有剜去末划痕迹，知是孝宗朝或稍后印本。” [28]便是一例。

综上所述，大约在南宋绍兴朝后期，尊本《世说新语》翻雕于杭州，此原刻初印不避“慎”字本，今未见存世。至孝宗时期，书版经过补修[29]，并铲削“慎”字末笔以避今上讳后，重刷印行，是为日本尊经阁所藏本。至于尊本《世说新语》的翻刻底本，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也有依据抄本或其它刊本的可能性，但其据绍兴八年董弅严州本刊刻的可能性最大，理由如下：其一、按照目前文献所知，尊本初刻之际，行世之刻本《世说新语》，仅有绍兴八年（1138）董弅严州刊本；其二、与《世说新语》同时同地刊刻的《刘宾客文集》，乃据董弅严州本翻刻；其三、尊本之书名、卷数、篇数以及具体文字，均与源自董弅严州本的明嘉靖袁褧重刻本，基本一致。惟今存尊本首尾均无董弅跋语，是当年翻刻时所删，还是尊本在流传过程中所失，已难确考。

兹犹有说者，杭州与严州在地理上相距不远，翻刻《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两书，在时间上也与董弅刻本相隔不远，那么，其翻刻的动机和意义又在何处？其实，此举背后乃隐含着一桩中国印刷史上的重要事件。著名古籍版本专家赵万里所撰《中国版刻图录序》，对此叙述颇详：

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国子监于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子书版片入监外，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同时，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许多重要书版。宋亡后，这些版片，转送西湖书院存储。元时，余谦、叶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一三七五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转存南京国子监。这些残缺断烂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因为遭受火灾，才荡然无存。

有意思的是，与《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属于同一批杭州刻工所刊刻的《国语解》，便见录于《西湖书院重整书目》，它因此被推定为“南宋监本”，据此而论，《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或也是“南宋监本”，亦未可知[30]。此外，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二十一年”五月载：“秦桧欲令国子监复刻五经三史，上曰：‘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雕板，虽重有所费，亦不惜也。’” [31]南宋初杭州大量翻刻书籍，盖始于此，故《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的开雕时间，或可进一步限定在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末（1151-1162）的十年间。

三、汪藻《叙录》刊行过程考

尊本《世说新语》附宋汪藻《叙录》[32]上下两卷，乃此书存世惟一版本，保留了诸多极为珍贵的与《世说新语》相关的文献资料，备受推崇，就连尊本《世说新语》本身也因此增色[33]。不过，关于《叙录》的刊行过程，尚需考辨。

仔细检阅《叙录》两卷，可以发现：其部分书叶版框完整，字画清晰，迹近齐整之欧体，与尊本《世说新语》极为相近；而部分书叶则版框残损，字画漫漶，字体拙钝，与尊本《世说新语》不同。此现象表明：《叙录》乃补版重印本，前者为补版叶，后者为原刻叶（见书影[4]）。尾崎康曾云“从绍兴后半期开始，官刻本的字体出现了变化” [34]，《叙录》原刻叶与补刻叶字体的差异，或亦体现了这一变化。查《叙录》（包括原刻补刻）避宋讳至高宗“構”字止，不避孝宗“慎”字，如卷上第22叶A面正文第8行第11字（此叶为补刻），第23叶A面正文第7行第9字（此叶为补刻），卷下第49叶A面正文末行第5字（此叶为原刻），“慎”字均不缺笔，可证《叙录》的原刻补刻时间，俱在孝宗朝之前。进而考察该书刻工，补刻书叶版心所署刻工有杨思（9叶）、方迁（4叶）、方通（2叶）、方（方迁或方通，凡24叶）等人，正是前文所揭刊刻《世说新语》、《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的刻工集团成员。据此，《叙录》的补刻时间，乃在尊本《世说新语》开雕之高宗绍兴后期，而其原刻时间，自然更在此之前。

书影[4] 尊本《叙录》之原刻叶（右）、补刻叶（左）

让人好奇的是，绍兴后期补刻于杭州的这套《叙录》旧版，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人所刻？首先，它会不会是绍兴八年董弅严州刻本？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其一、从现有文献来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严州本《世说新语》，似并未附加汪藻《叙录》。宋人郑瑶等纂《景定严州续志》[35]卷四“书籍”载录80种严州本，其中有《世说》，但无《叙录》（或《世说叙录》）；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据董弅严州本重刻《世说新语》，明嘉靖时袁褧又据陆游本翻雕，但袁褧刻本并无汪藻《叙录》；此外，熟悉汪藻并藏有汪氏文集多种的宋人赵希弁，其《读书附志》卷上“杂说类”，亦仅著录《世说新语》三卷，未提及《叙录》。其二、即使退一步说，绍兴八年董弅刊刻《世说新语》之际，确曾刊刻了汪藻《叙录》两卷，但是，既然如前所述，杭州方面没有获得《世说新语》之董弅严州旧版，乃另倩良工翻刻，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叙录》之严州旧版。

因此，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即汪藻《叙录》有过单刻本，杭州方面就是利用此套单刻本书版，于绍兴后期补刻重刷，并与其新翻雕的《世说新语》合而行世。那么，单刻本《叙录》又由何人刊刻于何时何地？再查《叙录》原刻书叶，版心残损、漫漶较为严重，尚可辨认的刻工姓名，有葛珍、徐宗、汪夫、陈荣、王荣、陈盛、严定、叶明、邓英、郑敏、叶巳等人，据前文所揭诸种宋代刻工名录所载，他们多活跃于南宋初期的浙江地区，其中葛珍、徐宗、陈荣、陈盛、王荣、叶明、郑敏等7人，又见录于绍兴间浙中刻本《艺文类聚》[36]，故《叙录》的初刻地点，应在浙江地区无疑。

再来考察《叙录》作者汪藻在两宋之交的行踪[37]：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十一月，为校书郎，参与编修《秘书总目》。

八年（1118）十月，因不肯依附权贵，罢符宝郎，出通判宣州。

宣和元年（1119），上书请宫祠[38]，得提点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太平观，寓家晋陵（今江苏常州），凡八年，期间从贺铸游，观其藏书万卷，多所未见者。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四年（1127-1130），累迁太常少卿、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讲等职，颇显一时，惜南宋政权建立伊始，风雨飘摇，汪藻侍从高宗，亦多仓皇。

高宗绍兴元年（1131）九月，充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二年（1132）十一月，乞修《日历》，历时六年，先后编就《元符庚辰以来诏旨》二百卷、《建炎中兴诏旨》三十七册、《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六百六十五卷；期间曾搜访湖州地区故家士大夫所藏文献史料。

五年（1135）初，移知抚州（今江西抚州市）；三月，罢官，再次提举江州太平观。

九年（1139）十月，出知徽州。

十一年（1141）七月，移知泉州。

十三年（1143）春，移知宣州，旋又改知镇江府，十二月，罢知镇江。

十四年（1144），落职永州居住。

二十四年（1154），卒于永州。

从上述三十余年的行踪来看，汪藻稳定寓居浙江的时间，主要在高宗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1127-1134），《叙录》之撰写和刊刻，盖即在此段时间内。不过，若考虑到《叙录》论及《世说新语》之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王仲至跋本、刘本、赵氏本、南朝宋陈扶本、梁激东卿本及邵本等十余种，知见如此众多的珍稀版本，恐非一般宋代文人所能，而汪藻参编《秘书总目》，得窥北宋内府秘藏，复又尽观贺铸藏书，再加上自家所藏，以及搜访湖州故家士大夫所得，方得蔚为大观；此外，寓居浙江之八年，前四年高宗政权建立伊始，时局多艰，汪藻侍从左右，殊少宁日，后四年出知湖州，则颇多暇日，因此，《叙录》的编撰与刊刻，最有可能就在汪氏出知湖州的绍兴元年至四年（1131-1134）间。

至于《叙录》单刻本书版，又如何流入杭州？亦不无可考。如上引《中国版刻图录序》所云，南宋政权偏安杭州之后，书籍匮乏，遂向附近州县征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载：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尚书兵部侍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言：‘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到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官给纸墨工价之值。’从之。”[39]绍兴十三年（1143），国子监重建，又取临安、湖州、衢州、台州、泉州、四川等地书板，入监备刷[40]。作为朝廷命官又颇重视文献史料的汪藻，盖即在此背景下，将《叙录》书板移送杭州。

最后，不妨再就汪藻与董弅的关系，稍加探考，之前的《世说新语》研究者，对此素乏关注。笔者从汪藻《浮溪集》[41]检得两条资料，一是汪藻曾为董弅母亲撰写挽诗，题《广川夫人挽诗二首董弅待制母》，收入《浮溪集》卷三十一；二是汪藻曾应董弅之请题撰《严州高风堂记》，收入《浮溪集》卷十八，文末云：

绍兴七年，予友董弅令升为是州，期年政成，乃为堂于州治之左，日从宾客觞咏其上，而名之曰“高风”，以景慕子陵之贤，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为记。令升可谓能尚友千古矣。令升清介有守，观其所慕，足以知其为人，故余述子陵出处大概，以告令升而使并刻之。绍兴九年六月记。

据此两事，可知董弅与汪藻关系颇笃。耐人寻味的是，董弅出知严州的时间在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42]，其时，汪藻已被罢官，正以提举江州太平观的身份，闲游在江西抚州、浙江湖州一带，绍兴八年（1138）春，他还与友人同游长兴（今属浙江湖州）悬臼岭，并勒石题记，故不能排除汪、董两人聚谭严州的可能性。不管当年的细节如何，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即在绍兴八年校刻《世说新语》之前，董弅应已读过《叙录》，或许，正是汪藻对于《世说新语》的研究，才引发了董氏据家藏本校刻是书的意愿。

汪藻《叙录》尝考校诸本，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即书名“定以《世说新语》为正”，卷数“定以九卷为正”，篇数“定以三十六篇为正”。再来看董弅校刻本，书名作《世说新语》，篇数为三十六篇，惟卷数却为三卷，与汪藻不同。据董弅跋文，其家藏《世说新语》版本，一为王原叔家藏本，一为晏元献校定本，《叙录》将此两本均列为十卷本，并称其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董跋亦云：“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43]，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言语之间，可见清晰的承继关系。但问题在于，董弅为何既不采纳《叙录》定论，也不沿用自家藏本体例，却选择以三卷为正？笔者推测：此或出于各卷内容及篇幅平衡之考虑。《世说新语》三十六篇各篇文字多寡悬殊，以尊本为例，全书凡295叶，前四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共计87叶，约占总数30%，据此推算，如欲将《世说新语》分为九卷，并保持各卷篇幅大致平衡的话，势必要将前四篇拆分为数卷[44]；而前四篇在内容上，又存在所谓效仿“孔门四科”之说，故董弅大概为了保持“四科”同列一卷的完整性，以彰显对孔教儒学的尊重，最终选择了三分之法。

至于董氏以三卷为正的文献依据，盖亦源自汪藻《叙录》，该书著录的三卷本有晁氏（文元）本及李氏本两种，其中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董弅刻本的分卷情形与之完全相同，再次显示了汪藻《叙录》对于董弅校刻《世说新语》的重要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在汪藻《叙录》提及的十数个《世说新语》版本中，十卷本数量最多，三卷本只有两种而已；然自董弅刻本以三卷为正之后，三卷本遂成为后世《世说新语》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以至元代刘应登校刊本《世说新语》重分八卷，企图恢复《隋书经籍志》所载“《世说》八卷”原貌，结果却遭到清人“淆乱卷帙”[45]的严厉批评。

四、小结

综上所述，尊本《世说新语》三卷及其所附汪藻《叙录》二卷，均属于古籍史上常见的补版重刷本，然两书原刻、补刻之时间，皆不同步。其中，《世说新语》三卷，刊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后期之杭州，所据底本为绍兴八年董弅严州刻本，同时刊刻的尚有《刘宾客文集》及《国语解》等书，此杭州初刻且全书不避“慎”字本《世说新语》，今未见传世；《叙录》二卷，则由汪藻刊刻于绍兴初期之湖州，此初刻单行本，今亦未见传世；之后，《叙录》书版移送杭州，绍兴后期杭州翻雕《世说新语》时，乃利用《叙录》旧版，补刻重刷，并与《世说新语》合而行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子部·小说家类”所录“《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盖即此本；至孝宗时期，《世说新语》书版复经少量补刻，并铲削“慎”字末笔以避今上讳之后，重刷印行[46]，此即尊本《世说新语》。也就是说，原系南宋“睢阳王氏”（即河南商丘王洙后裔）旧藏、今藏日本尊经阁文库的宋椠《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实际上乃一套配本书，即孝宗间补版重刷本《世说新语》，配高宗绍兴后期补版重刷本《叙录》。

参考文献：

[1]参阅严绍璗《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收入其《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400页。

[2]董康《书舶庸谭》卷三载：1927年3月15日，“午后二时，偕田中访前田侯邸之永山，出宋椠数种。内《世说新语》与图书寮藏为一版，刻工姓名俱同。书印在前，图书寮本漫漶处此均清晰，且无补版，盖绍兴时刊。内藤博士谓二刻，前田侯刻较后，误也。附录三卷，汪藻撰，仅见于《宋史•艺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他之目录不载，中土久佚矣”，“有‘金泽学校’篆书、‘金泽文库’楷书墨方长印，又‘睢阳王氏’朱文正方，殆宋元间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世说新语注三卷叙录一卷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记其曾于己巳年（1929）11月14日，至前田侯邸尊经阁鉴赏此书，详载版式行款、刻工讳字等情况，并云：“收藏有‘睢阳王氏’朱文大印，审其印式，当是元以前人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7页。

[3]令人遗憾的是，文学古籍刊行社及中华书局在影印时，均有多处修版描润，殊失原貌。故本文所引尊本《世说新语》，皆以日本影印本为准。

[4]今知存世宋刊《世说新语》有两部，除尊本外，另一部藏于日本宫内厅图书寮，闻全国高校古委会已有影印之计划。关于此本之详情，容日后另文探讨。

[5]笔者所据为明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6]《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易类”另著录《周易言象外传》十卷，解题云：“翰林学士睢阳王洙原叔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7]清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五“周易考序”亦云：“宋嘉祐间睢阳王氏洙，始以意为篇次，其后汲郡吕氏大防，嵩阳晁氏说之，东莱吕氏祖谦，九江周氏燔，斗南吴氏仁杰，沙随程氏洲，皆各有论著，然咸不免乖异。”清嘉庆间红梅阁藏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8]《宋史•王洙传》附王钦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册第9814-9817页。

[9]杨立诚、金步瀛合著《中国藏书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8页。

[10]笔者所据为明末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另《中国藏书家考略》所引《却扫编》多有阙漏。

[11]参阅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之七“在金泽文库访‘国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41页。

[12]清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宋版子部”，不载《世说新语》之名，嘉庆二年（1797）彭元瑞等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六“明版子部”，著录《世说新语》，然为明嘉靖袁褧嘉趣堂刻本。可见清宫似未曾入藏宋本《世说新语》。

[13]今检尊本残缺为：《人名谱》“无谱者二十六族”之最后两族“满、萧”及“又僧十九人”，《书名》一卷全部。

[14]譬如殷韵初《重印世说新语序》（1962，中华书局影印本卷首）、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凡例”（1983，中华书局）、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1992，江苏古籍出版社）等。

[15]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谓：“按明袁褧刻本前列董弅序，此‘令升’疑为‘弅’字之误。”王氏误。“令升”乃董弅字。

[16]2011年9月13日，尾崎康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发表题为《唐抄本与宋刻本——以〈世说新语〉为例》的学术演讲，曾简略提及上述观点。

[17]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世说新语注三卷叙录一卷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6-747页。

[18]周叔弢遗稿《宋刻工姓名录》，收入《周叔弢古书经眼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528页；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日]长泽规矩也《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研究”，汲古书院1983年版；[日]阿部隆一《宋元版刻工名表》，收入《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汲古书院1993年版。

[19]见周启锐整理《周一良〈世说新语〉批校》，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20]此宋本原为明人华夏（字中甫，号东沙子，无锡人）旧藏，钤有“玄赏”（朱文）、“华夏”（白文）两印；曾经文征明之子文嘉（1501-1588，字休承，长洲人）观赏，扉页有观款：“嘉靖乙巳四月观于中甫华君之东沙草堂，文嘉。”下钤“休”、“承”朱文连珠印；后归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仲兄项笃寿（1521-1586，字子长，嘉兴人）所有，钤“笃寿”（朱文）、“辽西郡图书印”（朱文）等印。清代曾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民国时热河行宫文物回迁北平，储存并展览于“北平古物陈列所”，一九三七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古物陈列所文物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起南迁，后划归“中央博物院”收藏，最终远徙台湾，庋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见昌彼得《跋宋刊本〈刘宾客文集〉》，初载《庆祝蒋复璁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年版，后收入昌氏《增订蟫庵群书题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6-277页。

[21]笔者所见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首册封面有李盛铎墨笔题识：“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六册，景印宋绍兴刊本。麐嘉馆藏。盛铎记。”扉页另有李氏题跋云：“小字本《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宋绍兴初刊，藏之天府，在热河避暑山庄，人间无由得见也。近年行宫宝物移入京师，陈列武英殿，纵人观览。徐子森玉商典守者，假归以西法影出付印，公诸同好，可为中山集发一异彩矣。癸亥四月朔装成，盛铎记。”

[22]书影采自李天鸣主编《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图书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年10月版，第219页。

[23]《刘宾客文集》有8叶刻工标为“牛明”，笔者均视为杨明所刻，这是考虑到：另一名刻工杨思常省刻为“羊思”，推测杨明乃仿效而戏题“牛明”。此外，由于刻工中尚有“张明”、“叶明”两人，故凡标单字“明”者（23叶），笔者采用保守统计法，不计入杨明名下。

[24]关于刻工“刘宝”，刘卫林定其为最后一期补刻刻工。但笔者仔细核查其所刻《刘宾客文集》书叶，多有断版、版框残损及字画漫漶之处，尤以文集卷十三第4叶、外集卷九第5叶为甚，其版面情况差不多属于全书最差，根据古籍原刻补刻特征判断，刘氏所刻书叶当属原刻叶，绝不可能是最晚补版者。刘文之所以将其定为宁宗时补版刻工，盖因宁宗庆元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刻工中有一“刘宝”。然“刘宝”乃民间常用单名，出现同名同姓的概率颇高，故孝宗绍兴时（1131-1162）在杭州刊刻《刘宾客文集》多达42叶的“刘宝”，与宁宗庆元时（1195-1200）在吉安仅刻了2叶《欧阳文忠公集》的“刘宝”，洵非一人。

[25]参见《中国版刻图录》之《国语解》解题，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册第13页。

[26]收入刘卫林著《宋刊刘禹锡文集版本研究》第四章，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77-114页。

[27]《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之《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6页。

[28]参见《中国版刻图录》之《资治通鉴》解题，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册第20页。

[29]尊本《世说新语》的补版叶似乎并不多，可以确认者有：卷上第7叶及第11叶，字体与全书差异甚大，镌刻殊为马虎，刻工名为“何文”，不见于尊本其它书叶及《刘宾客文集》，刻工名字的镌刻位置，也高出其它书叶约2至3个字，显系补刻。此外，如卷下第81叶（刻工为李恂）、第83叶（刻工为苏忠）等，其字体是更加齐整秀劲的欧体，笔画十分清晰锐利，应该也是补刻书叶。

[30]《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著录有《百将传》、《新序》等子部书，以及《韩昌黎文集》、《苏东坡集》、《林和靖诗》等唐宋别集。笔者所见为仁和吴氏双照楼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册第2638页。

[32]汪藻此书实际包括四个部分内容，首“世说叙录”，著录《世说新语》书名、版本、卷数及篇数情况；次“考异”一卷，次“人名谱”一卷（尾残），次“书名”一卷（已佚）。四个部分凡存书叶146叶，版心分题“叙录上”或“叙录下”，故本文以《叙录》而非《世说叙录》为该书四个部分之总名。

[33]傅增湘曾评价尊本云：“此本与日本帝室图书寮所藏相同，均绍兴间严州官本，第彼本断烂漫灭处甚多，不及此本之精湛，且《叙录》、《考异》、《人名谱》各卷为寮本所无，则尤足珍也。”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7页。

[34] [日]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35]见《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册第4382页。

[36]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今有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等。中华书局影印本“前言”称：此本刻工“与绍兴二年浙东茶盐司本《资治通鉴》同者二人，与绍兴九年临安府本《汉宫仪》同者二人，与严州本《仪礼》同者九人，据此，可考知这个本子应是绍兴间浙中所刊。”参阅孙麒《〈艺文类聚〉版本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37]参阅金建锋《汪藻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其史料来源为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汪藻《浮溪集》、清嘉庆刻本《长兴县志》等文献。

[38]关于“请宫祠”之义，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五“退闲•宫祠”有详解，其文云：“旧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闲之禄也。神庙置宫观之职以代之，取汉之祠官祝釐之义。虽曰‘提举主管某宫观’，实不往供职也。故奏请者多以家贫指众为辞，降旨必曰‘依所乞，差某处宫观任便居住’。惟在京宫观，不许外居。”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1页。汪藻于宣和元年（1119）、绍兴五年（1135）两次提举江州太平观，自然也是“不往供职”。

[39]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册第1420页。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误引为李心传《朝野杂记》，文字亦有脱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51页。

[40]参阅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51页。

[41]本文所据《浮溪集》三十二卷为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上海图书馆藏本。

[4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六载：绍兴七年（1137）癸亥：“集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董弅，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册第1869页。宋陈公亮续修《严州图经》卷一载知州题名云：“董弅，绍兴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知，绍兴九年八月初五日罢任。”《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渐西村舍汇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69册第6942页。

[43]《叙录》引刘本跋语：“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董弅藏本正得自王原叔家，故其所云“四十五篇”，当指第十卷所载四十五事，而非指《世说新语》全书分为四十五门。

[44]《叙录》载十卷本“自《容止》至《宠礼》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五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笔者以尊本为例统计，自《容止》至《宠礼》凡35叶，自《任诞》至《轻诋》凡40叶，自《假谲》至《仇隙》凡28叶，篇幅大体平衡。而有意思的是，十卷本之第七卷至第九卷，恰好等于尊本（三卷本）卷下。据此推算，十卷本的第四、五、六卷，相当于尊本卷中；十卷本的第一、二、三卷，相当于尊本卷上。换言之，前四篇“孔门四科”至少得分拆成三卷。

[45]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关于元刘应登刊本的详细情况，参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46]事实上，此杭州翻刻本《世说新语》在南宋刷印多次，譬如日本宫内厅藏本就比尊本刷印得要晚，补版书叶也多于尊本。关于宫内厅藏本，笔者另文详考，兹不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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