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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晋国早期历史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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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左右，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周武王终于在牧野打败了商纣王，从而建立了以周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取得天下之后，周武王将东方部族中的豪强集中迁徙到镐京，把他们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加以监视控制，同时也让那些部族的遗民群龙无首，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而对于他们的死对头，周武王则给予了极大的宽仁，他并未对商人赶尽杀绝，而是委任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接续商部族的统治。但是为了防止商人造反，他还是特意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安插在商人的周围，对其进行严密的监视。
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武王感到很满意，于是就把天下留给儿子驾鹤西去了，但就在他死后不久，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出现了。武王走的时候，成王的政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成王的叔父周公旦的摄政。而周公的摄政，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他不仅仅是辅政大臣，而是要行王命、成王事的——也即是说实际上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很可能就直接称王了。
这个习惯让如今的人们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对于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奇怪。比如《春秋》起始时所记载的那位鲁隐公，他真实的身份并非国君，而是和周公旦一样的摄政。他的父亲鲁惠公在世时，曾将他的弟弟允确立为太子，但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年纪太小，鲁隐公便只好以国君的身份暂行摄理国事。在他摄政期间，真正的国君则是在一边凉快着，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也不往心里搁，就等着有一天长大了，让哥哥把国君的位子还给自己了。
但事情坏也就坏在“摄政称公”这件事上，毕竟大权到手了，退不退位完全要看个人自觉，假如鲁隐公贪恋权位不肯让位，真正的国君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于是乎在他摄政十几年后，一个隐藏的猜疑链莫民奇妙地打破了鲁国的宁静，鲁隐公在大夫家中被暗杀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他的弟弟允——也即鲁桓公——便踩着哥哥的鲜血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对于执掌天下权柄的周公旦来说，摄政称王显然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于是天下间便有了传言，说周公旦想自己坐天下，不想还政给成王。一时间众议斐然，最气愤不过的自然就是周公那几个还在监视商人的兄弟了。当然他们气恼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护关心那个小侄儿，而是说王位若要在武王的兄弟当中传承的话，那也应该是按着长幼顺序轮流坐庄，你一个周老四凭什么就要越过兄长继承大统？而武庚也看中了这个时机，马上找人联络这三兄弟，举兵造反了。
流言起于何处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有人说是武庚趁机造谣，也有人说是因为三监嫉妒，所以才放出这些谣言。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反了，殷商旧部连同监视他们的三监，整个中原全都开始反叛了。中原发生叛乱也引发了连锁效应，东方原本与商王朝不对付的淮夷、徐、奄这些部族，趁着西周王室无力控制局面的时机，也都纷纷自立。晋南夏朝故地的封国也都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北方与商王朝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戎狄部族，也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摩拳擦掌，作壁上观。就连宗周国内也不安分，许多与三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也都蠢蠢欲动；西迁的东方豪强更是与武庚眉目传情，眼见整个天下都不保了。
越是到了危急关头，内部的团结就愈加重要，因为无论是对于成王还是周公，这都是决定生死的战斗，一旦失败了，他们两个谁都别想安逸地坐在这个位置上。于是在经过短期的动员活动后，周王室内部终于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周公也用他的诚心又或者是许诺打动了国人，在周公的带领下，周人开始了一次烈度不亚于克商战役的东征。
这次东征规模浩大，包括成王、周公、召公以及唐叔虞在内的周朝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战线也拉的足够的长，南到淮上，北至梁山，兵锋所指，几乎席卷了当时已经开发的整个中原。战争的持续时间也是足够漫长，相比于克商战役的一日功成，这次战乱历经三年的艰苦斗争，才终于彻底平灭了。最后的结果是武庚北逃，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处被贬为庶人，淮夷也被平灭，与中原战乱遥相呼应的夏朝后裔所建立的唐国，也在中原战事平息之后被周公所灭。
这次战争给周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也给周公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无法臆测周公本人是不是真的是至诚至信的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他有野心，经过这次战乱也让他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法了——此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稳定人心，彻底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为此周公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宪法，确立新王朝的根本制度，以制度约束人心，避免同族相残；第二件事是分割旧朝的土地和人民，彻底消灭他们复国的气焰。
所谓制定宪法，也就是制礼作乐。对于这件事情人们争论很多，但是总体上来看，殷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华夷秩序，商人也没有华夏观念，而周人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周礼确立了华夏意识，明确了华夷秩序，将周人治下的所有区域内的部族都统一到了华夏民族的大旗之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共同体，这对于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由于形成了中原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都是制礼作乐的后世影响，周公恐怕还想不了那么长远，他制礼作乐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乱象而采取的有针对性措施。周公对于引发这场叛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终于认识到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王位继承制度的不完善。
在周公之前，各国的继承制度差异很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拿周王室来说，文王的父亲季历历来就有兄长让贤的传说，但是若抛开道德的外衣，季历的即位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早期典型的幼子继承制的体现。而刚刚失去天命的商王朝，早年采取的是兄终弟及制与父死子替交错的制度，到商朝晚年，才开始出现了父死子替单一继承制的迹象。而正是因为继承制度的变化，导致商朝王族——如微子、比干、箕子等人——对于核心家族产生不满转而投效周人，恐怕也是商朝败亡的一个内在原因。
到周公主政时期，以往的各种继承制度——比如兄终弟及制、幼子继承制——的合理性还深入人心，反而是由于先民恶劣的生存环境，需要有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使得父死子继的单一制度不怎么招人待见。商周交替之际正是多元继承制度向单一继承制转变的节点，尽管周王室已经开始采用父死子替的制度，但旧制度的影响力犹在，这也是为什么成王虽然成年了，却依然需要有人辅政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周公摄政实际上是旧传统对于尚不完善的新制度的一个补充，其本意是为了保护新生的王朝不致倾覆，但由于观念的限制，反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旧制度的联想，终于诱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暴乱。
有鉴于此，周公认为有必要对继承制度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改革，在根本上确立父死子替制度的唯一合法性，打消原先制度中隐含的危机。因此在周公的制度设计中，处处都充满了确定性的意味：他为天下诸侯按照亲疏远近划定了不同的等级，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等级限定的框架内活动。上至天子列侯，下至黎民百姓，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政治经济活动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着明晰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或者刻意降低自身的规格，以便用严格的行为模式限制人们的思想，从而杜绝一切可能的反叛。
晋国史话·第一辑 晋文公霸业的基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