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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行天下时，至平原津而病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于沙丘。当时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扈从。赵高“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一向得到胡亥的崇信，很希望胡亥继位，执掌天下，以使自己飞黄腾达，又怨恨蒙毅曾报请始皇“高法应死，除其宦籍”，因而有了谋逆和害人之心，就与丞相李斯、少子胡亥暗中谋划，拥立胡亥为太子。
赵高之流欲诈立胡亥为太子，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除掉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因为公子扶苏是始皇帝长子，按照世袭制长子扶苏是始皇帝的法定继承人，而且公子扶苏“刚毅勇武，信人而奋士，民所望也”；而蒙恬掌控三十万重兵屯居上郡，在秦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弟蒙毅又受始皇帝宠信，位至上卿。能否除掉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关乎赵高及其阴谋者的身家性命，必定要极其谨慎行事，不可有丝毫疏漏。然而，赵高之流篡改始皇赐公子扶苏的命书，却谬误百出，诬言谤语频现，令人难以置信。
赵高等更为书赐公子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蒙恬将师数十年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
此玺书的拙劣之处在于：
其一，秦始皇巡行天下，是他治国理政的风格，主要目的是建设国家、维护统一、巩固政权，而玺书却把秦始皇巡行天下的目的，说成是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秦始皇能下这样的玺书吗？
史记秦始皇巡游途中，在泰山“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由南郡到湘山祠，浮江而行，遭遇大风，险些败溺；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大索无果；从咸阳到碣石，城郭阻塞，水患漫漫；临浙江，“水波恶”，只得“西百二十里”渡水，上会稽山，祭祀大禹，等等。可见，秦始皇巡行天下虽车驾浩荡、阵容豪华、威风凛凛，但也是长途跋涉，曲折辗转，一路颠簸，险阻不断。难道秦始皇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五次巡行天下，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炫耀皇威，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吗？
其实，巡游天下是秦始皇的执政风格。从秦统一天下至秦始皇离世，大秦帝国的治国方略、经济建设、改革措施、开疆拓土、教化黔首、北击匈奴等，几乎都是在秦始皇巡行天下，也就是调查研究、集体会商、现场办公的基础上制定和展开的。如建立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建设全国道路交通网络，颁布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驱逐匈奴，修筑长城，移民实边，等等。即使祭祖告庙、拜神封禅，也不可一概斥之为搞封建迷信活动，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至于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寻找长生不老之仙药，只是秦始皇巡行天下的目的之一，不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
我们看秦始皇巡行天下时留下的石刻，主要内容是罪六国、颂秦德、明律令、正风俗，秦始皇希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救民于水火的形象，赢得人心归附。这体现了秦始皇很注意维护“大我”的形象。在玺书上言“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是自我矮化，体现了“小我”的形象，秦始皇不可能这么做。
秦始皇是一位意志坚定、勤于政事、勇于变革、追寻梦想的杰出帝王，倘若他看见诏书上“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之语，必会出离愤怒，大兴问罪。因此，秦始皇绝不会下这样的玺书。
其二，蒙恬北戍不足六年，扶苏监上郡才二年，何来的十有余年？
蒙氏是军旅世家。蒙恬的祖上本为齐人，祖父蒙骜入秦后任白起部将，父亲蒙武也做过王翦灭楚时的副将。蒙恬在灭国大战后期，与王贲彼此协同，共同逼迫齐国不战而降，因获此灭国战功而担任內史郡守。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巡游，视察了秦王朝北部边境，其目的是为讨伐匈奴做准备。战国以来，匈奴和东胡趁内地不断纷争之际，经常侵扰边境，秦的北方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对秦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秦始皇考察北方边境回来后，立即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了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从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兵伐匈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也不过六年。
始皇三十五年，以诸生为妖言乱黔首，阬犯禁者四百七十余人。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公子北监蒙恬军于上郡。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病死沙丘。就是说，公子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也就二年左右。
秦并天下至始皇病亡这段历史，赵高之流与扶苏、蒙恬都是亲历者，能看不出诏书在时间记述上的硬伤吗？
其三，蒙恬将师屯边多年，真的是不能进而前，无尺寸之功吗？
王遽常在《秦史》中指出：蒙恬略取河南地，驱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空。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而曰不能进而前，无尺寸之功，皆诬词也。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开启了北击匈奴之战。首役秦军大获全胜，一举重创匈奴，拓地七百里。不久之后，蒙恬再度领兵出击，夺取高阙塞、阳山北假一带，全数占领河南地。此后秦帝国在河南地设立九原郡、新泰中郡，并征发民众开发此地。蒙恬在戍边期间，主持修建了秦直道、长城两大工程，为日后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以及华夏民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蒙恬奋发蹈厉，功绩显赫，秦始皇很清楚，即使欲置蒙恬于死地，也不会以屯兵数年、无尺寸之功为借口。而且北击匈奴，修建秦直道和长城，是秦始皇的重大决策，否定蒙恬其实也就否定了秦始皇自己。秦始皇会赐公子扶苏、蒙恬这样的玺书吗？
至于指责公子扶苏不孝、蒙恬不忠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惜，公子扶苏见罢使者送来的玺书，不察真伪，哭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制止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其间使者多次催促。公子扶苏为人仁义，对蒙恬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当时，扶苏看罢玺书必定十分惊骇，心思完全纠结于父皇之绝情，他根本想不到秦始皇已经死去，也想不到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矫诏，更不会仔细推敲玺书之真伪。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公子扶苏别无选择。仁弱的扶苏笃信玺书的内容是秦始皇真实意思的表达，于是奉诏自杀。
蒙恬倒是看出了玺书有诈，但或者过于自信，或者心存侥幸，或者宁死不反，反正没有率三十万大军反叛，尽管他有这个能力。他没有选择自杀，疑而复请之，后被囚禁，争辩无效，被处死。
赵高之流行事如此仓促草率，篡改的玺书如此拙劣，让人难以理解。这里技术细节方面的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赵高之流相信，只要是秦始皇的玺书，就无人敢怀疑，无人敢抗命不遵，因为秦始皇有巨大的权威和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人们慑于秦法对抗旨不遵者的严酷刑罚。或许如此，赵高之流才更看重授玺书于扶苏、蒙恬的目的，而忽视了玺书内容的严谨性。
假如扶苏和蒙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能坐在一起冷静研判玺书真伪，找出玺书中的谬误与破绽，暂扣使者，想办法弄清真相，以扶苏之威信和蒙恬掌控重兵之实力，举兵平叛会易如反掌。如此，秦国历史会改写，不至于二世而亡。然而，史实铸成，假设没有意义，我们只能通过研读历史沉淀更多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