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小史

吉尼斯世界纪录机构在今年4月12日宣布，《新华字典》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截至两项纪录统计时间（2015年7月28日），其全球发行量达5.67亿本。由此可见，《新华字典》已然成为全世界人民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得力工具。那么，这部备受各方读者关注的《新华字典》，其身世又是如何呢？

战火中酝酿编写新字典

1948年10月末，古都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围住，总攻战役一触即发。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城内一户魏姓人家的客厅里，几个人却在谈论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无关的一件事。

屋子的主人魏建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屋内散坐着他的几位好友：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而且都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谈论的内容似乎与城外决定民族命运的枪炮声无关，几位学者在探讨如何编写一部小汉语字典。魏建功正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这次关于字典编写的讨论也为日后《新华字典》的编写做了准备。

魏建功，1901年生于江苏海安，师从钱玄同，对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颇深。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国语运动”极为认同，并积极推广。27岁时，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七名常委之一。1945年，他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推行国语运动。1948年10月，他回到了北平，等待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魏建功眼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成果可喜，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非常普及，却一直没能出现一部广泛适用的语文工具书。一些中小学教员和学生只能抱着《康熙字典》《辞源》这些大部头辞书查找资料，非常不方便，也很不实用。在魏建功等人看来，当前迫切需要一部新颖、鲜活、简单实用的辞书作为他们日常学习的“无声老师”。

由此看来，当年魏家客厅的那次小型聚会，其意义与北平城外的炮火声同样重要。多年之后，当事人之一的金克木回忆道：“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魏建功目的是要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但由于时局动荡，他的这个计划还无法实施。

就在魏建功等人认真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一个人也在筹划此事。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

叶圣陶是从一位老出版家的角度来关注语文工具书的。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开明书局的时候，他就对该书店出版的《夏氏字典》不甚满意，“无多出色，且不便于初学”，因而无法赢得市场。作为一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和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的语文工具书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突破的“瓶颈”。正是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二人最终走向了合作之路。

辞去系主任，一心编好字典

新中国成立后，魏建功担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叶圣陶也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既要规范语言文字，又要扫除国内大量的文盲，所以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字典问世，正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鉴于这种情况，叶圣陶计划组织人员编纂一本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需要的新字典，他的这个想法与魏建功不谋而合。

1950年3月，叶圣陶找到魏建功，告诉他出版总署即将把当时设在北师大的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主要是为了推动字典的编写工作，问他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欣然答应，只是自己还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怕精力和时间不够。后来，叶圣陶给主持北大工作的汤用彤修书一封，请他免去魏建功的行政职务，只保留教学任务。就这样，在叶圣陶协调下，魏建功被借调到出版总署组建辞书机构。1950年8月1日，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魏建功出任社长，那本尚未问世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

新华辞书社于1950年8月开始工作，这个机构存在的时间很短，原来隶属于出版总署，后来又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辞书编辑室。当魏建功上任的时候，人员只有魏建功和萧家霖，后来又有人员进出，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人。虽然出版社人马匮乏，但魏建功早已胸有成竹。他拿出了几年来与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订拟定的《编辑字典计画》。“计画”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在魏建功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

新华辞书社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编写《新华字典》。按照原定计划，《新华字典》将于一年内完稿，但叶圣陶看过初稿后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于是魏建功等人又反复征求专家、读者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订。编纂后期，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陶把这意见转告了主编魏建功。最后，还是魏建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如（像）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做进一步修订了。

1953年12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57年后，《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几十年来历经十余次修订，数百次重印，发行量累计超过5.67亿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十余次修订，价位与猪肉相当

《新华字典》是第一部用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字典，自出版以来不断修订完善，几乎每5—7年就修订一次，这在辞书出版史上非常罕见。

《新华字典》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有1953年和1954年两个版本，1954年版没有大的更改，只是将1953年魏建功的封面题字改为拼集鲁迅先生字。

1957年后，《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1957年版。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57年版《新华字典》首次以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辞书界一般将这个版本作为《新华字典》的第一版，其实称之为“商务印书馆第一版”更合适。

1959年版。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这一版本突出了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的方式。

1962年版。这个版本与以往相比改动不多，只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略作修改。

1965年版（1966年印刷）。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此前的《新华字典》字头均是楷体，从这一版起采用了大号宋体字。另外，该版还删去了大部分插图。

1971年版。1971年修订重排本恰逢文革，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字典开篇还专设《毛主席语录》插页，释义和例句也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

1979年版。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这版《新华字典》还存在着一些政治套话和术语，与当时的形势不太协调。

1987年版。由商务印书馆负责重排之前的修订工作，这一版本变动不大，只是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释义和例句。

1990年版。在1987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

1992年版。根据《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对个别字头作了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新词语。

199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两年对《新华字典》进行了全面修订，该版本收录单字1万多个，词语3500多个。

2004年版。这一版进一步体现了规范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新增补100多个新词和少量字头，内容涉及科技、法律、经济等诸多方面，如光纤、互联网、木糖醇、克隆、基因等等，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11年版。这是目前最新版的《新华字典》，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推出。2011年版有两个特点，一是收录了一些网络热词；二是售价有比较大的提高。关于《新华字典》的定价，这里有个典故，周总理曾经提议降低字典成本，所以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绞尽脑汁，要好纸又要便宜，让农村的孩子能买得起。据说《新华字典》定价有一个“猪肉定律”，即一本字典的价格与同期500克猪肉的价格基本相当，如1957年版《新华字典》定价1元，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2.5元，2011年版双色本24.9元，几乎都与同期猪肉价格相当。

此外，《新华字典》还出版有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外文版。

汉语作为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象形文字，在拼音文字的合围下，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各地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汉字和汉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这个大背景下，《新华字典》在推广汉语学习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目前，《新华字典》第12次修订正在进行中。相信新版本的《新华字典》会继续给全世界的汉语学习者带来新的帮助。

责任编辑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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