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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水泊梁山是一个企业集团，那么作为这个集团的后任董事长宋江，为什么在前任晁盖去世后，将“聚义厅”执意改为“忠义堂”，又为何对108位“部门经理”排座次，我们不妨企业管理和战略性发展的角度，去做深层次破解，不难看出它企业管理和战略发展的现实意义和顶层设计有意图。就浅层次理解，宋江“董事长”比他的前任更具有企业家的前瞻性。因为他看到了“聚义”和“忠义”在企业忠诚度意义上的本质区别，从而搭建了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平台。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话，叫“好聚好散”，可见“聚”是暂时的，“义”也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利益关系的改变，而产生变化。
与“聚义”不同，“忠”乃忠心，忠心服务于一大义，即宗旨。“聚义”之“义”和“忠义”之“义”也有不同的解读。“聚义”之“义”可以理解为“聚气”。可谓“聚”则时时长分分长秒秒长长长长散；“气”则年年长月月长日日长长长长消；“忠义”之“义”可以理解为“宗”，即“宗旨”，服务和忠诚于一个宗旨。所以，一部《水浒传》，实际是现代企业管理中，忠诚度和执行力的最好教材，宋江的一字之变，则是最好的教材。
在水泊梁山集团创业初期，因“义”而聚，聚天下豪士。晁盖死后，集团不仅面临董事长异人，也面对进一步战略发展的课题。新任董事长宋江，经过深思孰滤后，意识到“聚义”已不再适合集团的战略性愿景规划，而要达到整体包装上市，必须锻造企业的“忠诚度”和“执行力”，取“忠”变聚则是最好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从文学或叙事的角度看，聚义厅该为忠义堂不是大事。但用今天的话讲，从政治和管理学的思维和角度，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不仅是大事，而且带有根本转折，且事关水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其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孔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宋江是儒学的承前启后者，他在质的层面上发展了孔子的理论，至少，他在质的层面上发展了孔子“义以为上”，必要“忠”字当先。把“义”字解释为“正确”，宋江当是第一人。
“忠义堂”这名可不是随便瞎起的，有讲究且讲究大了：义不义，就看忠不忠，而忠不忠，说白了就看办不办。也就是说：正确不正确，“义”说了不算，“忠”是标准。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看，就是“对企业的忠诚度”的问题，
用现代的理念，解读当年宋江的一字之变，则是企业的重大变革。第一，改变了企业经营的目标，与水泊梁山集团性质相同的企业，如方腊集团等，其所为是从自我的经济利益出发，而忽视企业的中长期规划和战略发展。而宋江提出并实践了兼顾社会效益的转型理念；第二，改变了企业的行为，从不则手段的原始积累，到遵循着国家利益和市场交易准则，从而使梁山进入良性运作阶段，最终整体上市；第三，改变了企业的性质，把一家处于温饱型的企业，拓展为属于国家中坚力量的“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