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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在介绍新的中委人员构成和组织原则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给他一个代表名义他还不要，有许多同志要求不要当选中央委员，这种态度是好的。孔夫子讲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要说什么革命没有胜利就是因为我没有当中央委员，这样说是不好的。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慎重地就职，这样才是好的态度。”面对备受瞩目的“中央委员”的重要职位和崇高名誉，作为共产党员，究竟应抱持怎样的态度和思想，毛泽东引用了古语“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并以“这种态度是好的”、“这样才是好的态度”予以充分肯定和赞赏。联系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统御人才的实践，“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实际上也是毛泽东识才用人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和领导智慧。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语出《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认为，那种空手与虎搏斗，徒步跋涉急流，纵然身死也无悔意的勇猛之人，我不赞成。我赞赏的人，应当是遇事谨慎冷静，考虑周详，而后以善谋良策解决问题或成就事业之人。“好谋而成”意思清楚明确，不存疑义，关键是“临事而惧”如何理解？1938年7月26日，张闻天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讲演中，讲到对于民族、社会和群众事业，我们应当“负有极大的责任”，“要努力避免错误”时也说，“要如古代哲人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并对“临事而惧”专门作了解释，“所谓‘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敬谨的意思”。何为“敬谨”？就是只有心存敬畏，方能慎重考量、周全谋虑，由此才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或纰漏，才可能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准确判断和深远谋略。
观察毛泽东的识才用人之道，大凡能做到“临事而惧”之人，比较能够得到他的重用和赏识。在中共八大上顺利晋升并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和陈云，便是这方面的典范。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八大中委的选举问题，在毛泽东谈到准备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邓小平诚恳地表示：“对总书记这个问题，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但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并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深思熟虑的毛泽东公开宣称：“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面对“总书记”的重要岗位与使命，久经考验的邓小平坦陈自己“诚惶诚恐”，认为“一不行，二不顺”，表现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虚怀若谷的谦逊品格。作为多年的革命同志和战友，毛泽东认为他 “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比较顾全大局”，“对自己很严格”，“能办事”、“会办事”，这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行事风格的具体说明和充分肯定，当然也是毛泽东比较看重和欣赏他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邓小平由此在八大顺利当选总书记。邓小平后来在新时期引领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也许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期，但邓小平能在毛泽东的大力举荐下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无疑为他后来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奠定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基础，也由此说明毛泽东识才用人的政治智慧和领导眼光。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八届中央委员会准备设主席、副主席问题时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七届七中全会提名的一位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其实就是1945年6月中共七大上当选的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由于任弼时于1950年10月病故，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便接替任弼时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并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因此，在酝酿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人选时，陈云被毛泽东提名推荐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事。陈云对此却深感不安。他在会上开诚布公地表示：“这四个副主席中间有我一个，我考虑过，我现在当书记处书记是补了弼时同志，我觉得我这个料子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陈云用“补缺”和“不适当”表达了他“临事而惧”的真实心态，而毛泽东看重的恰恰是他的这种处事风格。在肯定了邓小平后，毛泽东也对陈云的推辞进行了变相的回驳：“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几句中肯贴切、质朴无华的评价，不仅抓住了陈云“稳当”、“平和”且“临事而惧”的一贯作风，也充分肯定了陈云“看问题有眼光”、“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这种“好谋而成”的领导智慧。陈云由此不仅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领导的建设和改革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实践证明，举荐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是毛泽东做出的明智之举，也体现出他识才用人的领导匠心。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表面看来是谨慎小心，虑事周全，实质上反映出的还是对待工作和事业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深重的忧患意识。面对新的任务或形势，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不骄矜，不自满，不自负，宁可把困难、问题或危机估计得大一些，多一些，足一些，这样才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迎接挑战，经受考验，才能真正做到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由此才能不断向预定的目标和任务迈进。正是基于此，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尽管这次大会被定位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毛泽东在1945年5月31日作大会结论报告时，却意外地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并一口气讲了17条可能要面对的困难，最后一条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由此向全党发出了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的响亮号召。新中国成立后，在短短几年里我们党便领导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在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起航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在1956年9月15日大会开幕词中依然气定神闲地指出：“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赫赫战功，面对骄人成绩，面对历史转折带来的新变化、新形势、新挑战，毛泽东总是倡导全党要一以贯之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既是毛泽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能够不断取得新胜利和新成就的重要思想基础。
由此看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精神品格，一种高蹈风范，可以说是欲成大事者必备的一种智慧、韬略、精神与修养。因此，毛泽东不仅把它作为识才用人的一条准绳，同时也成为他肯定和褒奖领导干部的一种赞赏性用语。
1958年7月，周世钊在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省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受任新职，周思绪万千，感到重担难挑，于是致信毛泽东陈述心事，希望能辞脱这一职务。毛泽东复信第一句话就是“赐书收到”，“读了高兴”，接着对周进行了高度肯定：“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如此“贤能”而又“临事而惧”的领导人才，自然让毛泽东颇感欣喜，由此也更增加了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任和赏识。
1954年秋，从上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听说要分配自己协助周恩来分管外事工作时，很快找到周恩来坦陈心迹，说自己“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担心在外交上“砸锅”，恳请“中央重新考虑”。周恩来说，“你的意见我同主席谈过，主席认为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所以外交工作非你莫属”。以豪爽、耿直、率真著称的元帅，陈毅确也属文武兼备，多谋善断之人。1949年5月10日，陈毅在华东军区干部大会上谈到如何接管城市时就提出，进入城市除了“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革命信心”以外，还“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他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的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由此看来，毛泽东说“临事而惧”正是陈毅的优点当是名副其实的。
跟随毛泽东大半生的周恩来，之所以能始终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信赖，与他“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处事风格密切相关。周恩来处理问题的谨慎、稳妥、周全以及待人接物的平和、谦虚、细致可谓有口皆碑也是让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他不仅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还提出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具备“临事而惧”的精神。1962年5月1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扭转“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形势面临的任务还很繁重时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正因此，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心中“国家总理”的不二人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的人员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明确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可作为“整风文件看待”致信郭沫若时写下的话，可以说逼真地展现出毛泽东“临事而惧”的思想状态和处事作风。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毛泽东时曾这样评价：“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指毛泽东）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实际上体现的就是一种真正的责任态度、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作为创造和书写了20世纪中华民族不朽篇章的一代英杰志士，毛泽东和他的同仁们，尽管各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与情怀志趣，但这种“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态度和精神却是他们共有的品格风范，由此也成为毛泽东察人、识才、用人和赏才的领导艺术中值得品鉴和体味的重要一页。
（作者：王香平；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