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词人周邦彦，他的八卦大概比其作品要出名得多。尤其被大家所喜闻乐道的是他和李师师、宋徽宗之间构成的一个超级大三角。但是，早在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中就已经考证：这些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没错，这是一篇讲到周邦彦却不挖八卦的文章。

（周邦彦在当时名气很大，属于公众人物，宋人笔记小说中多会给他加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不过咱们也应该明白：没有绯闻的名人不算名人。）

言归正传，周邦彦（1056-10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词坛上婉约派大家。提起婉约词，容易让人想起那些以女子为描写对象的艳情词（艳情词这个概念我在欧阳修篇讲过，算是一个中性词，详情见文末拓展阅读）。

的确，就取材而言，清真词有一部分内容与柳永词很相似，周邦彦早年以写男女艳情为主，后人往往把他和柳水并称，如南宋词人张炎就经常用“周情柳思“四字来代指艳情。

不过，周邦彦写得更好的，是表现飘零之感的一类词，包括咏物词和羁旅行役词，他在这两种词里寄寓了身世之感。

根据《宋史·周邦彦传》：28岁时（元丰六年即1083年），他写下《汴都赋》献给宋神宗，作品中铺陈汴京盛况，并且歌颂新政，因此得到徽宗赏识，由太学生擢为太学正，就开始做官了。但他任学官五年得不到升迁，心有耿介，因此醉心于辞章。

神宗死后，旧党执政（此时哲宗年幼，太皇太后掌权），被贴上新党标签（都是轰动一时的《汴都赋》闹的）的周邦彦被逐出京城。哲宗执政以后，重用新党，周邦彦被召回，担任国子主簿、校书郎等官。到宋徽宗时又被提举到大晟府（国家级音乐机关），不久又被排挤出府，再度远放，四年后去世。

其实，周邦彦仅凭一篇赋便得以跳出科举选拔的苦海，在他人看来是很幸运了。但他本人追求比较高，认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实现，他想要追求更好的，然而现实却一次又一次给他失望。

周邦彦词中多有“倦客”一词出现。词人十六岁便离家游学荆州，孤独无依的漂泊感他感受很深；再加上后来进入官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一次次辗转于各地，一次次经历别离，他对于孤独的认识与体验一次次加深。所以，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多有离别伤怀、倦客思归、仕途羁旅这样的感情流露。

说周邦彦表现“倦客”的词写得好，究竟好在哪里呢？

首先，以赋为词而章法曲折变化。

周邦彦发展了柳永以赋为词的铺叙手法，但是他却不是简单地铺排，往往倒叙、插叙灵活运用，将过去的事与现在的处境做时空交错的叙说。

如《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这首词名为咏柳，实则寄予身世之感，对柳的物态描写，紧扣着“京华倦客”的思绪来写：

彼时大运河是联系南北的交通要道，隋炀帝时沿河种的柳树早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离人在此正好折柳为别。京华（指首都汴京）之地永远云集着各路精英，熙来攘往、人来人往，外地人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作者自称“京华倦客”（其实他并不想离开，只是不得不走）。

他曾在汴京当过官，也曾被赶出去过，而且不止一两次，那么为给自己送别而折下的柳枝应当超过了千尺（应折柔条过千尺）！而送别的宴会，气氛尤其凄凉，在周邦彦的回忆中，这样的宴会他同样参加过多次。（回忆从前的折柳和从前的送别宴，这些就是插入的回忆。）而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在：词人要离开北方，乘船南下，为他送行的人（或许是他的心上人），则仍“在天北”。

词人写了四个片段：隋堤所见、登临遥望（京华）、折柳所感、离别宴会。四个片段叙过之后，第三阕集中起来抒情，而他抒情时候也是先回忆从前的送别场景“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从前，总是很美好的——“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过去的词人写词多半只有一个叙事片段，而周邦彦在这里写了四个片段，并且把铺叙的片段不动声色地拼接起来，并且多用倒叙、插叙手法；在章法上亦有复杂变化：不同空间的转换，不同时间中情事的转换，此事与彼事的转换，写景与叙事、抒情的转换。就像是电影的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的转换增加词作容量。再加上工巧细致的用语，因此词中铺叙并没有给人繁缛之感，这是周氏以赋为词的妙处。

你也许会认为慢词长调比较适合铺叙，其实周词中小令中也会使用这种手法。如，《少年游》：

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

而今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不似当时，小桥冲雨，幽恨两人知。

且看这首词中的回环往复：“而今”之前是回忆，“而今”之后是当前，而“不似当时”又把抒情重点倾斜到了过去。

其次，“倦”意不激烈与层层渲染。

周词中的感情是一贯不太激烈的（这也是被一些评论家诟病的地方，客观地说，这是不同的评判标准导致的，正如王国维欣赏不了除了辛词以外的南宋词，后续我将会专门讲这个问题~关注我，用专业知识带你了解宋词）。他的后半生，或奔走征途，或寄身孤馆，在异乡，周邦彦总是“客”，因而容易形成“倦”的感受。这种“倦”往往与思乡怀人、嗟老叹卑等感情交融在一起，但是这些愁思又都不具体。它是一种更丰富的心理状态，是疲惫、孤独、无聊、无奈等多种情绪综合而成的心理感受。

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时眠。

这是词人被逐出京城，任溧水令时所作，其中的羁旅之思、倦客之苦，历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俞平伯认为“在本集中固无第二首，求之两宋亦罕见其俦”。

词从夏季的江南写起，“午阴嘉树清圆”的美景最终却落到了“黄芦苦竹”（《琵琶行》：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让人想起与遭贬谪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这里显示的是仕途的不如意，倦客之苦尚含而未露。

“年年”二字说明正是经年不休的宦途奔波，才憔悴了原本有着青春热血的“江南倦客”。黄莺和梅子在这夏日里逐渐成熟，客居之人却逐渐憔悴。正如陈匪石评：“盖全篇之骨，为‘江南倦客’四字。”（《宋词举》） 到这里，漂泊仕宦的厌倦之情才展露无余。周邦彦是钱塘人，自元丰初年进京，至此已经十多年没回过故乡，而他如今正是贬谪于此，前途模糊，心志已趋于消沉，精通音律的周邦彦对于盛大酒席上的音乐居然会觉得不耐烦。异乡为客的倦意，缱绻的沧桑就此铺展开来。

清代论词家陈廷焯在评这首词时说：“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 在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我们大概的对长期的“在路上”的倦意无法感同身受。这种“倦”是低沉的、黯淡的，是在痛彻心扉的离别之后，在无尽征途或孤单客舍中慢慢沉积而成。

这种“倦”的生成在于：枯燥的旅途中百无聊赖，前路只是日日重复着舟车前行，愁肠百折、挥之不去。“倦”中既包含着舟车劳顿带来的身体疲惫，更有官场奔波的心理厌倦。

其三，善于化用前人诗句而浑然天成。

周邦彦作词喜欢化用前人诗句，尤其是唐诗，这一点早被人发现了。南宋学者陈振孙曾说：“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檃括入律，浑然天成。”（《直斋书录解题》）

化用前人诗句，在修辞上也可以叫做“用典”。周词中化用前人诗句且灵活变通，不着痕迹，这一点同样在其羁旅行译词中有所表现。

上一节中提到的；《满庭芳》中的“黄芦苦竹”就是典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

再如《蝶恋花·早行》：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辘轳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

周邦彦化用前人诗句的密度就非常之高，“月皎”出自《诗经·月出》：“月出皎兮”；“更漏”“辘轳”两句典出唐人张籍《楚妃怨》：“梧桐叶下黄金井，横架辘轳牵素绠”；

“执手霜风吹鬓影”化用的是李贺《咏怀二首》之一“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周邦彦在原句基础上加上了“执手”二字，又将“春”字改成“霜”字；“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这两句是借鉴了刘禹锡诗《和河南裴尹郎宿斋天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咿喔晨鸡鸣，阑干斗柄垂。”

典故具有故事性，就像一个密码，点击一下就能看到很多画面。这也是周词叙事性体现的一个方面：就用一首词的容量，展现多个分离时的心理与人物状态。那些化用的诗句无不是饱含着“伤离别”，每一句都指向题目——早行。虽然引用了多句，但词中表达的孤独之感却很流畅。

周邦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途中度过的，因此，羁旅行役不但是他词作的主要题材，而且贯穿于其绝大多数的词作之中。

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对奔波飘零的现状无可奈何。“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这三句出自《西平乐·稚柳苏晴》，被认为是周邦彦的绝笔词——垂垂老矣的词人，是想要落叶归根的，而造化弄人，“倦客”周邦彦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只能在思念中梦回故乡。

而通过他的羁旅行役词，我们能感知到一个为仕途所累的“倦客”形象，一个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异乡人形象，一个与“岁月静好”无缘的飘零者形象。

幸运的是，他还有词，可以通过写作稀释掉几分郁结，也让后世读者感知到彼时的凄凉。

拓展阅读：

正襟危坐的大儒欧阳修，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艳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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