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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立达学园旅欧师生在巴黎合影，出自1929年4月《教育杂志》21卷4号。前排左一为朱光潜，左二为奚今吾，1932年与朱光潜结婚。（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
将朱光潜用笔名撰写的短评与他名下的时论文章对观，可以看到他对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这不仅是形势变化所致，也反映了朱光潜的党派身份和个人见解的矛盾，和他素喜辨证、执中的思维习惯。
1921年7月，正在香港大学教育系读大二的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到1923年夏毕业时，他又陆续在上海的报刊发表多篇文章，除一篇署为朱孟实外，均署本名朱光潜。朱光潜为家中长子，故取孟实为表字。此后二十余年间，朱光潜的著述大都是朱光潜、光潜、朱孟实、孟实四个一望可知的署名，也有个别单署“潜”的，如1937年5、6月间为《北平晨报》撰写的社论《津大直沽浮尸案》和《从北平文化界的纷争谈到政论家的风度》。此二文未收入现有《朱光潜全集》，但朱光潜在1966年初起交代个人履历时，曾提及《津大直沽浮尸案》（称为《天津浮尸案》，见《我的简历》），无疑为朱光潜佚文。
1949年后，朱光潜未再使用笔名。1980年代初，朱光潜回复《中国作家笔名探源》一书编者时自述：“‘孟实’是常用的笔名。‘孟’指弟兄行辈中居长，‘实’就是‘老实’‘踏实’‘务实’，这多少表明我的人生理想。……‘孟实’之外我偶尔也用‘盟石’‘蒙石’，或仅用‘石’，都是同音字。我很喜爱‘石’的坚硬。”近年介绍朱光潜的书籍或文章，提及笔名时，通常举孟实、盟石为例。
然而，遍查《朱光潜全集》收录的数百篇文章，以及陆续发现的集外文，却无任何一篇署名“盟石”或“蒙石”，也没有用“石”的。这一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朱光潜误记笔名；二是他还有其他署名的文章尚待发掘。
朱光潜与政经研究会
考察这三个找不到出处的笔名，“盟石”应为“明石”之误。1925年6月，在立达学园任教时，朱光潜在《立达》季刊创刊号发表《梦底心理》，即署名明石。1925年10月，朱光潜到爱丁堡大学深造，后因官费拖欠不得不时常撰文，靠稿费完成学业。在英国留学期间，明石这一笔名从1926年到1928年又用过几次，此后再未用。
“蒙石”则应为“蒙”之误。在1966年的简历中，朱光潜自陈“参加过钱昌照、吴景超、周炳琳等人发起组织的政经研究会，这是标榜第三条路线的文团组织。我替它的机关刊物用‘蒙’或‘蒙石’的笔名写过一篇小品文，用鸵鸟埋头的故事讽刺蒋介石不承认失败。”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即《新路》周刊，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创刊，由吴景超和周炳琳主编。从1卷5期起，《新路》增设短评栏目，每期刊登两到四篇，署名均为身份难辨的单字笔名。朱光潜所指小品文即为1948年11月13日2卷1期刊出的《鸵鸟埋头的老故事》，署名蒙，已收入《朱光潜全集》。
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如朱光潜所言，是聚集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第三条路线”。三位常务理事钱昌照、吴景超、周炳琳均系曾在政府机构任职的国民党员，此时却已不再与官方同调。《新路》的文章多次尖锐抨击时局政策，1948年11月，甚至被北平市政府指为“言论反动”“煽惑人心”，予以“严重警告”。
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朱光潜在1948年用本名发表的十余篇时论中对当局也颇有非议，但始终本着善意进谏的立场。虽是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成员，朱光潜的名字仅在讨论潘光旦《论教育的更张》一文时在《新路》上出现过一次。讽刺当局不肯正视现实的《鸵鸟埋头的老故事》写在国军丢失东北之际，是用不为人知的化名刊出，并未公开决裂。一周后在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官办刊物《周论》实名发表的《谈恐惧心理》，调子便乐观得多，还在试图安抚人心。
拒绝随国府迁台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完成对北平城的合围。12月18日，《新路》出版第2卷6期，也是最后一期。自1卷5期到2卷6期，《新路》共刊出80篇短评。翻阅周炳琳外甥张友仁编纂的《周炳琳文集》可以发现，大部分短评都是周炳琳贡献的，用了敏、竞、木、振等18个不同署名，共计51篇。其余29篇短评，除朱光潜曾提及的《鸵鸟埋头的老故事》外，均无人认领，湮没至今。这些短评的作者包括明、实、希、彭、余、复、萤、旦、夫、中、吉、廉、云、石、棣等，其中恰有一篇署名“石”，与朱光潜列出的第四个笔名相同。
“石”的短评《经济危机已不是经济措施所能解除的了！》刊于2卷5期，在北平围城前的12月11日出版。作者从金圆券失败引发物价飞涨、民众恐慌谈起，直指政府信用破产，对其改革币制和解决经济危机的能力已全然不抱希望，呼吁“民穷财尽的今日实在不容许再将人民的膏脂耗费在内战与破坏上。要保留一点民族的元气，恐怕只有停战的一途。新局面在开展中，虽然对信奉自由民主的人这是一个很难的抉择，但是假定不忘以人民之饥溺为自己之饥溺，在举国生灵涂炭与丧失一部分的政治自由之间，吾人或许毋宁选择后者。就短期的结果来看，后者无疑的是两害之中其祸较轻的。即就长期的结果而论，现在国际风云诡谲，谁也不能作很远的透视。捷克的贝奈斯总统也选择了后者”。该文所谈话题和观点在此前朱光潜文中亦有呼应。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外币。不久朱光潜便写了一篇《常识看金圆》，怀疑发行新币达不到拯救经济的目的，不能平息民怨，反而留下祸根，警告政府“千万不能用作失信的事，来增加它自己来日推行其它办法的困难”。币制改革果然迅速崩溃，国共在战场上也面临决战。一个多月后，朱光潜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开篇即流露出对时局的焦虑：“现在已是民穷财尽，岌岌不可终日。人们在苦闷焦急之余，对未来的出路有作极悲观的预测者，以为由紊乱到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果连锁；也有存较乐观的希望者，以为只要有一方战胜——无论那是哪一方——局面就会澄清。”朱光潜以为目前的出路是兼取两方之长，将美国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苏联在经济上的共产主义相结合。然而局面急转直下，到了1948年12月，内战胜负已分，此时的朱光潜想必也无法再心存幻想。
二战期间，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与苏联结盟，同意与捷共合作，1945年组成联合政府。1948年“二月事件”后，贝奈斯被迫辞职，捷共掌权，带领国家全面迈向社会主义。面对这一现实，“石”认为贝奈斯下野是明智之举，眼下“信奉自由民主的人”也只好以大局为重，埋葬政治理想，迎接新时代的到来。1949年后，包括朱光潜在内的绝大部分《新路》同人选择留在大陆，与新政权合作。朱光潜拒绝随国府迁台的原因已有多人论及，他本人在奉命撰写的对台统战文章《新春寄语台湾的朋友们》（载1974年1月19日香港《大公报》）中的叙述应为可信：“北京解放前夕，北大同事陈雪屏临走时来我家力劝我走。我问他走到哪里？他说先到南京。我又问，看形势，南京也保不住了，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最后到台湾。我又问，大陆这一大片江山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孤岛能保得住吗？他说，台湾是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是绝不会放弃的。我对这一点没有他那么大的信心，也感觉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是个滋味。当时也有些进步的朋友向我讲共产党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我还可以照旧教书，劝我不走，于是我就留下来了。”若1948年12月11日刊出的这篇短评确为朱光潜所撰，便是他在去留抉择之际心态的另一幅写照。
遣词造句里的个人风格
“石”这篇文字有急就章意味，遣词造句没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尚无法断定作者就是朱光潜。检视《新路》上其他身份不明的短评，还有另一个笔名“实”恰好与“石”同音，也恰好是“孟实”末一字。从1948年7月3日到12月4日，“实”相继发表《两件没有下文底大罪案》（1卷8期）、《北平七五事件的责任》（1卷11期）、《自费留学处理的失当》（1卷20期）和《从英美撤侨说起》（2卷4期）。这四篇短评的文风与朱光潜极为相似，综合各种角度判断，应为朱光潜佚文。
《两件没有下文底大罪案》指1948年3月北平发生的灭门凶杀案和5月天津某商行参与金钞黑市交易一案，前者北平警方未能查明真凶，后者被天津金融管理局查封后未受处罚。两案备受社会关注，却不了了之，遂有人猜测是因为幕后涉及权贵，“道路喧传，这并非‘不能破’之案而是‘不可破’之案。”作者认为“在举世观瞻所系底北平城，人命竟如此没有保障，而北平警察又素以严密精干著名，社会人士的惶惑愤怒是理所当然底”，并感慨道：“这些并非小事，它们牵涉到法治的根本问题，也就牵涉到民主的根本问题。有权势者个人的力量，既然能超过国家法律的力量，则法治民主便都成了空文，有权势者就可以胡作非为，横行无忌。试问这样成为什样一个国家？”此种逻辑推演，层层递进的句式是朱光潜一贯喜用的。末句中的“什样”是朱光潜出于方言习惯常用的词，相当于“怎么”“怎样”。例如他在1922年的《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反问道：“我们自己的长处短处何在既不清楚，什样可以同人家的参观互较？”由于不合现代汉语规范，有些在《朱光潜全集》收录时被径改为“什么样”。朱光潜幼时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熟读古文经典，后来做白话文时，句法和用词常有文言痕迹。此篇用的“道路喧传”“举世观瞻所系”等词，在朱光潜文中都可找到相似语例。如他回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袭来，被迫抛弃旧式教育的遗产时，将自己比作“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市人都喧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在1948年8月发表的《为“戡建委会”进一言》中，朱光潜对汲汲于名利的那些社会名流劝诫道：“诸公在现在中国社会多少是领袖人物，全国观瞻所系，不惟有澄清政治的责任，而且有树立廉正风气的责任。”此外，文中将部分“的”字写作“底”，且用法不统一，未严格遵循早期白话文中用底字表示所属关系，用的字表修饰的惯例，这种情况在朱光潜1940年代的文章中屡屡可见，兹不赘述。
“实”这篇短评的内容也符合朱光潜的口味。抗战爆发前夕他为《北平晨报》写的第一篇社论《津大直沽浮尸案》同样选择了舆论关注而官方失察的要案为话题，要求彻查问责。《两件没有下文底大罪案》还有一个特别的细节：文中复述案情时，引用的是北平《华北日报》和《天津民国日报》的报道。两报均系国民党官办，当时更有影响力的平津报纸如《大公报》《益世报》《世界日报》等均为私办，作者并未援引，暴露了个人身份和阅读习惯。《华北日报》的文学周刊由陈纪滢和沈从文创办，委托北大国文系学生吴少若（吴小如）主编，成为京派文人的一块园地，也刊登过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天津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则是朱光潜本人主编，具体编务交予他在北大西语系的同事常风负责。“实”文恰好用了两家朱光潜熟悉的党报，应非巧合。
北平七五事件中的态度
“实”的第二篇短评《北平七五事件的责任》讨论学潮，也是朱光潜身为教师一向关心的话题。面对抗战复员后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朱光潜在1947年6月发表《学潮的事后检讨》，1948年2月又写出《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认为学潮“动机可能是纯正，不纯正，或是二者参半；方式可能凭理，或是任情感的冲动；结果可能有济于事，或是决裂偾事，在已经紊乱的社会上增加紊乱。”两文虽指出学潮源于青年不满现状，有其合理性，政府处置不力更导致矛盾激化，但将矛头主要指向学潮的发动者和参与者，批评有团体出于政治目的暗中煽动和利用学生，学生则躲在团体的掩护下尽情发泄，不敢站出来承担个人责任。文章刊出后即受到一些学生的抨击。1949年后，朱光潜屡次为反对学运做出检讨。
随着1948年国共在东北展开激战，东北大中学校陆续停课，学生成群结队流亡到关内，涌进北平。教育部筹划在北平开办东北临时大学和中学接纳学生，但迟迟未能成立。大批青年衣食无着，无处栖身，甚至在公共场所露宿。北平市参议会见状提出议案，要将流平东北学生一律送去军训，请中央将原东北各校的公费拨给北平作为安置学生的经费。1948年7月5日，数千名流平学生游行请愿，砸毁参议会，要求议长许惠东接见，撤销提案，遭到拒绝。僵持许久，学生准备撤退时，军警忽然开枪，酿成民国末期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学潮。“七五事件”在教育界反响强烈，舆论一致谴责。7月11日，北平高校404位教师联名发表《七五血案抗议书》，提出彻查并严惩凶手、抚恤死伤者、撤销议案、救济东北学生等六项要求，朱光潜未参与联署。7月24日《新路》这篇《北平七五事件的责任》认为“七五事件”从头错到尾，东北学生遭遇不公，集体请愿不似受人指使，官方不应以此为借口开枪，也无权强迫学生军训。末尾写道：“双方的见地不同，我们不必强辩是非。但是这种情感上的龃龉不但是不幸，而且极危险。在情感冲动时，理性和法律命令都可能失去作用，纯凭意气用事，可能把已经紊乱的局面弄得更紊乱。我们希望治安当局明了此点，不要轻于发动武装的军队弹压学潮。”该文与《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文字一脉相承，应出自一人之手。由此可见朱光潜虽未对“七五事件”公开表态，对学运的态度已随现实情况有所转变，并非一味维护当局。
应为国养才
民国前期只有对公费留学的管理，自费留学不做限制。抗战期间外汇紧张，政府对公费、自费留学生的专业和资格均做出严格限定。1943年，教育部举办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录取300余人。抗战胜利后，大规模的公费和自费留学考试于1946年举行，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录取1200余人，后又从公费考试的落选者中增补700余名，共有近2000人取得自费留学资格。当时规定自费留学生可用远低于市价的官价汇率结购外汇，但1948年币制改革后，外汇以金圆定价，比原先用法币购汇的价格高出千倍，导致大批自费生无法继续负担留学费用，教育部遂令无力续学的自费生一律回国。
“实”于9月25日发表的《自费留学处理的失当》指出政府当初派遣自费生留学，允许以官价购汇，是相信其有完成学业的能力，现在撒手不管、一律召回乃是出尔反尔，也损失了人才，应设法帮助其继续求学。朱光潜两度考取官费，在外多年，对留学问题颇有感触，曾力陈既往留学制度的弊端，如留学生程度太滥，所学与中国社会脱节等，主张应着重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对留学严加限制，慎重选择留学人选，学习有现实需要的专业（参见《怎样改造学术界》《谈出洋留学》）。但他在欧洲时曾亲历过官费中断的窘境，抛开其他立场，支持这些因经济困难面临辍学的留学生更符合同理心。《自费留学处理的失当》文中政府不可失信和应为国养才的观点也是此前朱光潜多次论及的。
对民众恐慌逃亡的态度
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中国，协助中国政府接收失地，遣返战俘和日本侨民，到1947年时陆续撤出华北，只在青岛留有驻军。鉴于中国战局，1948年11月17日，美军从青岛派出军舰到上海组织撤侨，11月25日又到天津撤侨。12月4日“实”的最后一篇短评《从英美撤侨说起》针对英美领事馆令侨民撤离，使中国民众越发恐慌的局面，表示撤侨符合英美重视生命的文化传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番说辞与朱光潜11月19日在《周论》发表的《谈恐惧心理》同样意在安定人心。《谈恐惧心理》将造成秩序混乱的逃难潮当作反面教材剖析，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引起恐惧的是险境而非绝境，恐惧源自理智欠缺或意志薄弱，往往是错觉产生的幻象，出于从众心态更会被放大。虽说得头头是道，但正挣扎求生的普通人听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安慰效果。
1948年6月，北平市人口统计数据为151万，到9月初已激增至203万，11月上旬达到211万（据1948年10月9日、10月12日、11月28日《世界日报》）。在当局眼中，蜂拥而至的难民是一大麻烦，且混有可疑分子。11月22日，华北剿总宣布在辖区内实施戒严，北平市成立“户口检查突击小组”，对人口严加清查。《从英美撤侨说起》一文后半部分指出战时本应有计划地疏散城市人口，既然政府无力妥善安置，人民自寻出路合情合理，当局不应谴责。不同于《谈恐惧心理》中居高临下的冷眼审视，《从英美撤侨说起》对民众恐慌逃亡更多抱有同情和理解。
将“实”撰写的短评与朱光潜名下的时论文章对观，可以看到他对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这不仅是形势变化所致，也反映了朱光潜的党派身份和个人见解的矛盾，和他素喜辨证、执中的思维习惯。重温这些于国事靡敝之际密集发表的时评，亦可见出朱光潜为美学家盛名所掩的，积极发声的公共知识人的一面。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