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胡适的婚姻, 许多人都视之为一桩美谈, 至少是一种趣谈。因为他以一位留学美国的留学生, 一位归国就被聘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教授, 却娶了一位不太识字的乡下小脚女人, 而且终生相守。

因为胡适的名气太大了, 有关他的事情, 只要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 便成了人人喜欢谈论的话题。胡适大概自己也知道他的婚姻有些特别, 他希望自己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免得被传扬得面目全非。

直到最近, 2015年, 才有人把当年亚东图书馆准备付印, 而实际没有印出来的胡适手稿《归娶记》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影印本的最后一部分, 被正式出版。其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记录。

关于胡适的婚姻与家庭, 以前已有很多人写过。现在有了新的材料, 而且有些细节或许是以往的叙述所未及。现在写一篇补叙的文字, 也许还有人愿意看。为了叙述的连贯和完整, 以前说过的东西, 也多少要提到。

胡适的婚事是1904年胡适去上海读书前订下的。

胡适说, 他家是当地世家, 在他与江冬秀订婚前, 附近乡里年岁相当的女孩子, 几乎没有不曾由他们的家长委托介绍人把八字庚帖送到胡家来过。但胡适母亲都不满意。直到1904年春, 胡适随母亲到外公家所在的中屯 (亦作中村) 去看戏。这时, 旌德江村的吕夫人亦来看戏。旌德的江村虽离绩溪上庄只有30里, 但一路崇山峻岭, 交通十分不便。所以, 吕老夫人此来, “名为看戏, 实则看女婿也”。原来, 本乡的曹敏斋姑公, 作为介绍人, 已将胡适本人及其家中情况告知吕夫人, 夫人很重视此事, 故借看戏之名, 来绩溪中屯相看未来之女婿。在中屯, 胡适得与吕夫人日夜相处, 深得吕夫人好感。此后不久, 胡适便去了上海, 而关乎其一生的婚姻大事, 即由两人家长, 男女双方的母亲作出决定。我们知道, 胡适作为新时代, 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熏陶的人, 而始终承认母亲为他订下的婚约, 主要原因是他对慈母的敬爱, 不忍心令她失望。但在《归娶记》中我们又知道, 还有一个原因是, “吾之婚事, 乃由两家母亲亲自留意打听而成”。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之订婚, 但因其不是“瞎子 (算命先生) 、菩萨之婚约”, “吾之十余年不思翻悔者亦正以此。倘此系瞎子、菩萨之婚约, 则吾决不承认也”。

胡适母亲冯顺弟

婚约既定, 胡适亦尽力对此旧式婚姻做些补救。他说:“吾于乙巳、丙午 (1905—1906年) 之际, 即已作书劝吾母令冬秀读书、放足。吾母极明白大义, 即为我致此意于江宅。卒以家乡无女塾, 未能多读书;又为物议所阻, 未能早放足。”延迟数年才放足, 致收效甚少。

1908年秋, 胡、江两家决定为胡适与江冬秀完婚, 几乎一切都准备好了。但遭到胡适的激烈反对, 婚事终未办成。

胡适于1917年夏天回国时, 他母亲曾希望胡适先回家里完婚, 然后再到北京就北京大学教授的工作。但胡适不同意。俗谚云“成家立业”, 胡适却认为应当立业优先, 事业有了安顿, 再成家, 才是正理。胡适自美归来, 在上海暂作停留之时, 即写信给母亲, 说明他此次回乡省亲, 时日有限, 不能操办结婚之事。信中说:“儿此次归里, 决计暂不迎娶, 家中千万勿作迎娶之预备。盖以天气太热, 一也。儿在家只有二三十日之久, 时日太匆促, 二也。长途劳苦, 颇思在家少息, 不愿办此忙闹之事, 三也。无钱何能办此事?若太从俭, 则无以对吾及冬秀;若从丰, 则断非今日力所能及, 四也。以此诸故, 儿志已决, 拟冬假中再办此事, 望吾母能鉴儿之意, 谅儿之心, 并以告冬秀及江氏家中亲长, 使其勿作今夏迎娶之准备。此事已缓了十年, 今岂并几个月亦不能再缓乎?”

看来这次延缓婚期的事, 没有产生大的纷争, 因为胡适既已归国, 完婚不差几个月的工夫。

但有一件事, 却略有波折。胡适早在从美国动身归国前, 就在家信中提出, 回国后, 在结婚前, 一定要先见江冬秀一面。回国到上海, 又屡在家信中提及此事, 并一再嘱咐, 务将此意告知冬秀及其家中亲长。胡适归里后, 原想请冬秀来上庄家中相见, 因得知冬秀患有微恙, 尚未痊愈。乃分别写信给冬秀及其胞兄江耘圃 (又作仁甫) , 再三致意, 表示要与冬秀一见。

胡适于旧历七月初七往江村, 在江宅住一夜, 其间, 冬秀隐坐帐中, 坚不肯出见。胡适心里颇感不快。因为这是事先早已说好的事情, 冬秀及江家并未明白表示不可。此时, 胡适立等冬秀出见, 却终不得相见, 多少有些尴尬。但胡适是何等人?他哪能被这一件小事弄得不知所措!他于第二天早晨离开江家之前, 用随手觅得的一片纸, 一只铅笔, 写了一封短简留给冬秀。短信说:“昨日之来, 一则因欲与令兄一谈, 二则一看姊病状。适以为, 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人, 又尝通信, 且曾寄过照片, 或不妨一见。故昨夜请姊一见, 不意, 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 决不怪姊也。适已决定十三日 (指旧历七月十三日, 即阳历8月30日——引者) 出门, 故不能久留于此, 今晨即须归去。幸姊病已稍愈, 闻之甚放心, 望好好调养。秋间如身体已好, 望去舍间小住一二月。适现虽不能定婚期, 然冬季决意归来, 婚期不在十一月底, 即在十二月初也。匆匆归去, 草此问好。”

按说, 以胡适这样一位归国留学生, 即将就任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 想见一见未婚妻, 竟遭拒绝, 这是一件有失面子的事。然修养甚高的胡适能坦然处之, 丝毫未露出生气的样子, 自己、冬秀及其兄, 皆未陷尴尬之局。

胡适回到上庄后, 逢人问起是否见到未婚妻一事, 辄告以见过, 为免无聊闲话也。但此事很让胡母生气。胡适离家北上之后, 胡母再不曾令人打听冬秀病状, 也再不提起请冬秀来胡家小住之事。江冬秀为此, 殊不自安。乃自己主动来上庄向未来的婆母说明原委。原来是因为冬秀的嫂子和婶母反对。冬秀的母亲已去世两年, 没有长辈出来替冬秀做主。胡适因此想到冬秀所受无母之苦。他认为, 倘吕老夫人在世, 他们一对未婚小夫妻定可见面。

胡适未成家, 先立业。他在北京日夜忙碌, 教书育人, 写文章, 作讲演, 渐渐声名鹊起。

1917年12月16日, 胡适启程离京, 回里完婚。

胡适亲自设计一种改良的新式婚礼。

12月30日这天, 胡适与江冬秀在上庄家中举行婚礼, 这一天恰是胡适的旧历生日 (十一月十七日) 。

胡适在《归娶记》中记载他的婚礼是这样的:

12月24日, 送轿 (至江村) 。用大轿, 不用花轿。

30日下午, 轿至。新妇由女宾六人迎入新房小憩。

下午三时, 行结婚礼。

参加婚礼的人员:男方亲长, 女方亲长, 来宾, 他们都有座位。一般观礼者, 站立着。

具体的行礼次序:

奏乐

请男女长亲入座

请来宾入座

请证婚人及主婚人入座

请新妇、新郎入座

乐止

司礼人宣告行结婚礼

新妇、新郎就礼案前立

司礼人宣读结婚证书 (商务印书馆之本)

请新妇、新郎用印

请男女家主婚人用印

请证婚人用印

请证婚人授婚约指环与主婚人

请主婚人授婚约指环与新妇、新郎

新妇、新郎行相见礼, 一鞠躬

新妇、新郎谢证婚人

新妇、新郎谢主婚人

新妇、新郎见男女长亲

新妇、新郎见来宾

新妇、新郎受贺, 贺者合一鞠躬, 新妇、新郎答一鞠躬

演说

来宾许怡荪

曹子才

柯泽舟

胡衡卿

新郎演说

礼成, 散坐

奏乐

胡适说他所实行的这个改良的婚礼, “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 期于适用而已”。又特别指明:“此次所废旧礼之大者如下:一、不择日子, 是日为吾阴历生日, 适为破日。二、不用花轿、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 以相见礼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 以相见礼代之。六、不用送房, 传袋, 撒帐诸项。七、不行跪拜礼。”

胡适本来还主张不拜祖先。但母亲坚持不能废。乃不得不偕新妇“入祠堂三鞠躬而归, 不用鼓乐”。

胡适自认为他对婚礼的改革“其实皆系小节……吾不能为根本的改革, 而但为末节之补救, 心滋愧矣”。其实, 在我们后人看来, 经历一个世纪的社会大动荡, 大变迁, 胡适所设计的这种改良的婚礼, 似乎仍是简易而庄重, 方便而可行的。比起那野蛮的, 愚昧的, 不近人情的旧式婚礼, 或现今流行的过事铺张、浪费, 因而同样显得野蛮、愚昧, 不近人情的所谓新式婚礼要文明适用得多。

胡适于新婚后不足一个月, 便匆匆离家北上。他曾作了几首新婚杂诗。其中笔者觉得最有味儿的, 是他回到北京后补作的那一首:

新婚杂诗·补作一首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换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

胡适与江冬秀 下载原图

十年陈的爆竹啊,

越陈偏越响!

(最后三行, 原作为一行到底, 笔者把它改作三行, 或许读起来, 更顺当些。——引者)

胡适结婚后, 与结婚前相比, 心态有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单身生活, 比较地无牵无挂, 于工作上, 自然颇感方便;但于生活上, 如有妻子陪伴, 衣食冷暖, 有人关心, 有人照应, 对于男人, 也会增加他工作上的便利与效率。何况男女之情欲, 人皆有之, 胡适何独不然?

胡适多次表示他的婚姻完全是为了不伤他母亲的心, 也包括不忍伤到江冬秀的心。胡适有这种心理是无须怀疑的, 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

胡适在婚后回京独居一段时间, 本来与他同住的好友高一涵离京使他感到很冷清。1918年2月19日, 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此间自从高先生走了之后, 没有人可以谈谈, 所以很觉得寂寞冷清, 所以很有点想家。”在这之前, 2月7日曾给江冬秀写一信, 问她的身体, 特别挂念她痛经的病, 嘱咐她“千万要写信, 不可忘记”。到2月25日, 仍未见江冬秀的回信, 乃再写信要她“千万写信寄来”。可见, 新婚后的胡适, 与江冬秀的夫妻感情还是相当亲密的。胡适在另一封信里, 还对妻子说, 他们结婚期间在家乡所照的照片, 都洗好了。“你多写几封信与我, 我便替你多印几张回家去送人。”而且还告诉她, 自己把江冬秀的照片, 与母亲的照片, 都镶在框子里, 摆在书桌上。这些细节都足以说明, 这对新婚夫妇, 是相当甜蜜的。稍后, 胡适在给胡近仁的信中曾说, 他对冬秀表示闺房之乐, 是为了他的母亲。言外之意, 仅是做给母亲看的, 这话是不完全真实的。

除了男女之间的情感之外, 还有对家庭生活的期待。就在胡适新婚后回北京不久, 他要给家里寄东西, 因包裹缝的不好, 被退回, 累得胡适须再找人帮他缝包裹, 再跑邮局去寄。倘若有冬秀在身边, 这些事都不须胡适自己费心费力。所以, 无论是男女情感上, 还是生活上, 胡适都感到需要冬秀来北京, 与他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1918年3月13日, 胡适写信给江冬秀说, 因听说冬秀的胞兄耘圃先生有五月 (阴历) 来京一游之意。就希望冬秀随他哥哥一起来京, 这样他就不须专程回乡接她了。而且胡适希望不要等到阴历五月底, 尽量提前来京。此意, 胡适先曾分别写信告知母亲和江耘圃。母亲也表示认可。但4月3日, 胡适接到母亲的信, 不赞成冬秀随其兄来京, 坚持要胡适亲自回家一趟, 再带冬秀到北京。信中夹带附张, 详说胡母病状。胡适颇感惶惑, 想其中一定别有隐情, 让母亲改变想法。他不得已, 写信给胡近仁老叔探问究竟。同时, 他再写信给母亲解释他的想法。信中说:“ (一) 如母亲病好一点, 可以离开, 则可令冬秀与耘圃同来, 永侄亦可同来。但须先与耘圃商量停当。 (二) 若单为带冬秀一事, 要我自己于夏间回家, 恐怕做不到。 (三) 若吾母肯于夏间与冬秀同来北京, 则我无论如何当亲来家一行。但在家只能住几天, 不能多住。 (四) 若吾母自己不肯出来, 冬秀又不能先来, 则带家眷一事, 可暂时作罢, 等到冬天再说。”最后强调说:“以上几条, 望吾母决定早日告知, 最好是吾母肯于夏间与冬秀一同出来。”我们分析胡适的想法, 最关键之点是:他希望妻子尽早来京。他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亲自回乡去接妻子, 恰逢冬秀的哥哥来京, 想顺便请冬秀随其兄一起来京。这些想法显然没有任何过错。然何以老母亲突然改变主意, 不要冬秀随其兄来京, 坚持要胡适自己回乡接妻子出来?我们看看胡近仁给胡适的复信, 可以约略得知其中原委。

近仁老叔给胡适的回信, 颇多深谙人情世故之语, 对于胡适母子这次因冬秀去北京之事产生分歧, 甚至有几分误解, 他作为与胡适母子都非常熟悉的族人和朋友, 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不录其原文, 难以尽其意。胡近仁在信上说:“窃谓令堂贤明知体在吾乡女界中固推杰出。然世故既深, 有时自亦不免有一二流弊。盖彼之待人既重以周, 则其期望人之待己也必如是。于是, 遇足下与予等豁达脱略之徒或不免稍蓄微疑矣。但在平时, 令堂方寸中纵有疑团, 自能本其慈谅之心, 排除净尽。予自过从府上以来, 所见令堂屈己从人之处, 不一而足, 皆历历可证, 况其挚爱之儿耶?此次实因彼时病体日惫, 大有日就沉萎之状, 思儿念切, 百般旧事涌上心头, 故根本改变方针。事过境迁, 平时慈谅之心, 复油然而生, 是以不旋踵间, 仍旧赞成。凡此经过之原因, 由予窥测而得者:当时令堂虽宣言, 彼因足下去年告以暑假甚长, 可以回里多住。今则又诿为事忙, 有类哄诱, 且恐足下携眷后, 杳如黄鹤, 故不赞成携眷云云。但据予眼光观之, 悉非主因。其真正主因, 则前所谓豁达疏略是也。足下对于家庭是否近于疏略, 予固无得晓。然即以足下近顷所发家书观之, 似亦可见一斑。盖此书发时, 足下固已接到第五号信矣。该信附张中, 除不赞成携眷外, 并详叙令堂病状, 而来书中尚未带及问病字样。此虽末节, 但遇深于世故之令堂, 恐不能无所疑矣。足下事忙, 予固知非疏略, 然窃愿此后慎之也。”

胡近仁是胡适少年时的好伙伴, 虽辈分上是叔侄, 然感情实同手足。况胡母家信几乎全出近仁之手。所以他的观察和了解应是十分接近事实的。胡适所以要写信给近仁, 是他怀疑家信中所说母亲的病是假托之词, 但也不能十分确定。所以要向近仁叔打听究竟。因心存怀疑, 以致回信中竟没有亲切问候母亲之病的话语, 这恐怕是惹得母亲大不高兴的重要原因。胡母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随时都可能因外感风寒或内生气恼而致发病。胡适可以不信有危重之病, 但不能因此而怀疑母病是托辞, 还要另行打探虚实, 此真可谓不孝矣。胡适自知不对, 故再三嘱咐近仁叔不要对外人讲。

江冬秀和孩子们在一起

经过20多天之后, 胡适给母亲写信, 解释他在接到4月3日的家信后, 不曾问候母亲病情的原因。这时他已接到上引胡近仁给他的回信。胡适在信中说:“前我得第五号家信, 言及吾母病状, 我当时疑心吾母定有特别缘故, 不令冬秀出来。因吾母前信从不曾说到病状, 且此时冬秀尚在江村, 不曾召回。故我以为信中所说病状或系因为家中有特别缘故, 不便说明, 只得托词吾母病状。以此故, 当时并不曾想到吾母果然病重。因我心中以为吾母如果病重, 定不令冬秀久居江村也。连日得江村信及近仁叔信, 始知吾母病体果甚沉重, 闻之极为挂念。吾母之病, 近虽稍愈, 然究竟不知如何情状。望下次来信详细告知。似此情形, 若令冬秀远来, 我心实不安。望吾母仔细斟酌, 然后决定……若母病未愈, 我决不愿令冬秀于此时来京也。”这时, 胡适已觉得很后悔。故再三表示, 必俟母病痊愈, 江冬秀方可离开。但在这同时, 正如胡近仁所说, 胡母的“慈谅之心”, 复“油然而生”, 决定让冬秀随其兄去北京与胡适团聚。这桩家庭公案, 就此了结。但经历此事, 胡适久久不能心安。他在给近仁老叔的信中说:“今吾母既决令冬秀来, 固是好事。惟自得足下书后, 极忧冬秀出外后, 家中无人照应。吾母又极耐苦痛, 平常不肯言病。此亦不是细事, 真令我左右做人难矣。吾之就此婚事, 全为吾母起见, 故从不曾挑剔为难 (若不为此, 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 不足为外人言也) 。今既婚矣, 吾力求迁就, 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 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笔者在前面已指出, 胡适说, 他极力表示闺房之爱, 全是为了母亲欢喜, 非由衷之言。而且, 这样说, 对冬秀不啻是一种侮辱。胡适一生待人接物, 总能体谅别人的感受。这次家事的处理, 胡适颇有不能令人恭维之处。但由此亦可见, 在中国旧式家庭中, 互相关系若处理十分妥当, 殊非易事。

胡母一生只是为两个男人而活, 一个是她的丈夫胡传, 一个是她的儿子胡适。她的生命全部为胡传、胡适父子做了牺牲。

江冬秀到京后, 胡适的小家庭真正开张了。有时不免要请请客, 或应邀赴朋友的餐会。胡适有时也带冬秀出去游一游公园之类, 至少减少了寂寞。

胡适这时已经租下钟鼓寺14号一家较大的宅子。他陆续把几个侄子接到自己家里, 照应他们的生活, 供他们上学读书。其中, 胡思永是他三哥的嗣子, 有先天残疾, 却极聪明, 又肯用功, 不久便成了一位年轻的诗人。胡适帮他出版了诗集, 还为他写了序。

胡适不但供养着他的几个侄子, 还要分担他几个哥哥或他们的遗孀的家用。胡适的二哥本来颇能干, 但晚年接连遭遇亡妻丧子之痛, 身体渐渐衰弱, 生意冷淡, 复染上不良习惯, 故生计也很艰难, 也须胡适帮衬。还在冬秀即将来京之前, 胡适在写给许怡荪的信中就说:“适近负担颇重, 一人须养四个家, 真有点可怕!”胡适的家, 还是朋友往返, 青年学子常来拜望请教之地。有许多人回忆中提及, 每星期日, 是胡适会客日, 不分职业、身份, 谁都可以来他家里, 胡适无不以礼相待。

在胡适的家庭中, 雇有厨子、女佣、车夫等, 担任着日用家常之需, 冬秀只须指挥谋划, 并不需要她事事躬亲料理。胡适讲课, 帮理校长、学长之教务、学术组织等事, 还常要在京内外讲演, 帮杜威做翻译等等, 可谓忙碌得很。很难有时间、精力更多顾及家内之事。江冬秀于1919年、1920年、1921年, 三年连生三个儿女。虽有保姆帮忙照顾, 冬秀作为母亲必也劳神不少。冬秀本是个能吃苦又很能干的女人。但终因没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 照料胡适这样一个基本属于新式的家庭, 终究难得做到尽美尽善, 在教育子女方面, 尤感力不从心。

长子胡祖望, 生于1919年3月16日。冬秀是在家乡上庄临产的。上年11月, 胡适偕冬秀回里奔母丧。后事办了, 胡适一个人赶回北京, 留下待产的冬秀在老家。祖望, 显然是为了纪念其祖母而取的名字。祖望10岁时便离家到外地 (苏州) 去读寄宿学校。胡适给祖望写的信里所说的, 都是些谆谆教诲的话。我们读了, 觉得理性与亲情融会在一起, 但理性驾驭着亲情, 理性重于亲情。如信中说“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要爱护你自己, 但不可妨害别人。”“能帮助别人, 须要尽力帮助别人, 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又比如:“合群有一条基本原则, 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又比如:“你要知道, 世上比你聪明的人多得很。你若不用功, 成绩一定落后。功课及格, 那算什么?在一班, 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 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 品行要列最优等, 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 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但志气要放在心里, 要放在工夫里, 千万不可放在嘴上, 千万不可摆在脸上……待人总要谦虚和气。你越谦虚和气, 人家越敬你爱你;你越骄傲, 人家越恨你, 越瞧不起你。”这后面的一些话, 很近乎世故了。

祖望生性醇厚, 善待朋友, 善待他人。读书成绩总在中上水平。1942年夏, 祖望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胡适曾亲到大学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祖望一生, 安于职业, 勤恳工作。与其夫人曾昭淑育有一子。晚年一直住在华盛顿, 于2004年因病去世。

胡适的女儿素斐生于1920年8月16日。素斐的名字应与陈衡哲有关。陈衡哲的笔名叫莎菲。陈在留学时与胡适文字交往甚多, 彼此互相欣赏。但陈衡哲与任鸿隽早已结识, 关系亲密。胡适甚敬任氏之忠厚, 视任、陈为已确定的男女朋友之关系。胡适与陈衡哲的互相悦慕, 终生保持在朋友关系之中, 任鸿隽亦非常尊重胡适与陈衡哲之间的友谊。胡适有《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一首诗 (见《新青年》第8卷第3号) 。诗意缠绵而清绝, 是胡适到南京办事时, 与任、陈夫妇相聚而写的诗。那时, 任、陈两人刚结婚不久。后来, 任、陈夫妇住北京, 胡适住上海。当胡适到北京办事时, 就住在任、陈夫妇家里。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是一段人间佳话。但是文化界有一位好事之徒署名“象恭”的, 在一个叫做《十日谈》的小报的《文坛画虎录》的副刊栏里, 把他们三人的友谊, 写成很不堪的三角恋爱关系, 对胡适与陈衡哲进行攻讦与侮辱。这时, 胡适与任鸿隽、陈衡哲三人一起商议, 由胡适起稿, 任氏又作了文字修改, 然后发给上述小报的编者, 要求原文照录地登出来, 并要求向受到攻讦和侮辱的人表示道歉 (这个小报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可参见笔者著《胡适年谱》 (修订版) 第184页,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 。唐代诗人骆宾王有诗云:“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世上尽多俗人, 被世俗种种污秽所染, 不信人间有高洁的东西。依我看来, 世上自有高洁的人、事、物、思想和感情。即使一班升斗小民, 在其心灵深处往往也会有一块或大或小的空间, 保留着一些他认为人间最美好的人、事、物、思想和感情。对这些东西, 我们千万不要去亵渎它。

为说明胡适女儿的名字的来历, 补述这一段往事。从中可见, 陈衡哲与胡适, 与胡适的女儿, 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用俗话说, 或许可认为陈衡哲是把素菲看作是自己的义女。小素斐赢得全家人以及胡适的朋友们的喜爱。可惜她只活了五岁就病死了 (1925年5月) 。她死时, 正是多事之秋, 这一年的2月1日到9月26日, 胡适没有日记保留下来。而且这一年留下来的胡适所写的书信也极少, 竟没有一封谈及素斐生病和病死的事 (我们只在陈衡哲写给胡适的信里, 读到素斐生病和病逝的信息) 。据胡适自己说, 他是一年半以后, 在万里海外, 一次夜里梦见女儿素斐, 醒来才大哭一场, 并写了一首诗, 怀念素斐。从中可见, 胡适内心深藏着的隐痛。唐德刚曾议论说, 素斐的死, 要怪冬秀夫人的无知识, 恐怕太言重了。

胡适全家福 下载原图

胡适的小儿子思杜, 生于1921年12月17日, 竟与其父同生日, 只是先后相距整整30年。正是这一年, 1921年的7月, 胡适的老师, 杜威先生结束2年多的在华讲学, 离开北京。胡适曾写文章极其热情地赞颂杜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小儿子取名思杜, 明显地是纪念杜威先生。

这个小儿子, 深得胡适的宠爱。他比他的哥哥活泼得多。但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 正是他的事业的黄金期, 他的忙碌简直非常人所能任。可以想象, 对于孩子的教育, 胡适不可能抽出足够的时间做有系统的规划与躬亲实践。冬秀夫人, 作为家庭妇女, 自然也无法胜任教育子女的事。活泼好动的思杜, 便有机会与各种各样的儿童、少年、青年一起玩乐, 对读书无兴趣。他的成长, 外面社会的影响, 似乎远超过了胡适夫妇和他们的朋友们对他的影响。到最后, 胡适夫妇离开北平时, 他竟坚持不走。稍后胡适离开大陆, 远去美国, 留在大陆的胡思杜, 于1950年9月22日, 发表了批判其父亲胡适, 并与之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以后遭遇批胡适运动、反右派斗争, 被打成右派, 最后竟自杀离世。其离世的具体时间, 笔者在《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初版本中, 记为1957年9月。后来, 胡适日记出来, 在1958年3月11日日记上, 粘贴有一份剪报, 引据《唐山日报》和《西安日报》的记载, 称被划成右派的胡思杜与刘不同, 分别被遣到农场劳动改造。据此, 则胡思杜的死年应是在1958年。笔者查过《西安日报》, 未见有关刘不同遣去劳动改造的记载。《唐山日报》尚未找到。《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修订版时, 我把胡思杜的死年改在1958年。看来, 胡思杜离世的确切时间, 还须进一步查证。

胡适的家庭是个开放式的家庭, 胡适规定, 每周日为接待来访者的日子。届时, 来访者不问出身, 不问资历, 不问贫富、贵贱, 都可以带着问题来向胡适先生请教, 或者与他进行讨论与切磋。有一位曾在北大教书的温源宁教授在回忆中写道:“他米粮库的住宅, 在星期天早上, 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 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 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 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 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 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 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 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 (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但这其中有些是不准确的。例如说“强盗乞丐也都能进去”, 恐怕说得有些过了。还有说“求差者, 他肯修书介绍”, 这也不对。胡适一生是很少给人写介绍信的。胡适自己说他从未写过, 是说得太绝对了。但他绝不肯轻易替人写介绍信, 尤其不会给不相识、不了解的人写介绍信。)

周日开放, 接待来访者, 这种风范, 胡适保持终生。因此, 胡适家里, 有时就是一个学术俱乐部。他的好友和弟子们经常出入其家中。还有些人曾经常住胡适家里。如罗尔纲、章希吕, 还有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朋友等。至于好友过从, 临时住一段时间的更不在少数。徐志摩就曾在他“胡大哥”家里住过。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家庭, 没有一个能干的主妇, 从中安排、调度, 恐怕是要有一点混乱的, 胡适就无法工作了。所以, 江冬秀与胡适虽说不上夫妇而兼师友, 但仍可称是贤内助。如果冬秀没有胸襟, 不可能容忍胡适这么多朋友经常出入其门。如果冬秀夫人没有指挥谋划的能力, 不可能让这样一个人员不断变换、多寡不定的“一大家人”各得其所。从这些方面说, 冬秀夫人够得上是胡适的贤内助。没有这样一个女人在他的背后, 默默主持一切, 胡适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做他的学问, 推展他的事业。冬秀夫人特别令人佩服的有两件事。第一件, 1928年, 胡适一家住在上海。冬秀夫人代表胡适, 回故乡绩溪上庄, 全权办理祖茔地, 和为父母重新安葬立碑的事。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要与族中长辈充分沟通, 购地须环顾周围山水形势, 安葬立碑也有不少细节都是需要十分费心筹划的事。有一次, 因某个细节, 胡适遥在上海, 提出不同意见, 冬秀很不高兴, 胡适赶紧写信赔不是, 软语安慰。第二件, 1937年, 胡适奉邀南下江西参加庐山谈话会。还未等会散归来, 日军占领北平, 在这烽火战乱之中, 冬秀竟能超凡冷静淡定, 从容处理一切。她把胡适的学生、助手, 分别馈以路费, 安排他们各自逃难回家。更难能可贵的是, 冬秀把胡适的藏书一律打包装箱, 移送到天津一家银行的仓库中。然后带着思杜从容转到上海。那时, 胡适已受蒋介石的委托, 前往美国去了。

在精神世界中, 冬秀难以给予胡适所需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 冬秀却给胡适以足够的支撑, 让他毫无后顾之忧。胡适是极其明白事理的人, 为了这一点, 他要终生感激冬秀。这就是为什么在胡适身边, 出现过那么多女人, “挥不去的心头人影”, 他仍是把冬秀视为唯一的生活伴侣。无论发生什么, 有过多少不快, 每次写信给冬秀, 还是流露出割不去的亲情。